第一节 童年与青少年期乡村生存体验

这一时期的莫言小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是写故乡记忆。莫言1955年出生，[5]到1976年参军到部队，在农村生活了整整21年，到1985年，莫言离开故乡整整十年，长期艰苦的农村生活与此后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莫言一方面深深洞见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进而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经验的苦难有了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同乡和从城里到农村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更深刻的体验，让他盼望逃离贫困愚昧的故乡；另一方面，童年生活又让他在每每念及故土时，满怀乡愁。“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惘怅悔恨……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6]这种对故乡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让莫言在通过小说实现其“精神还乡”之梦的同时，也在发泄着他对造成悲苦生活的非常态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怨恨。“我认为一个作家——何止是作家呢——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不断回忆往昔。”[7]通过对故乡的回忆，莫言找到了贴近生活、贴近文学的最佳方式。《金发婴儿》中那个选择天黑了才磨磨蹭蹭回家的烦恼的部队连指导员，《白狗秋千架》中那个离开故乡多年、以大学教师身份不大情愿返乡探亲的“我”，《爆炸》里那个对故乡、父亲、妻子充满复杂感情的“我”，又何尝不是莫言这种矛盾心理的文本暗示呢? 在《白狗秋千架》中首次出现、后来成为莫言小说文学地理概念的“高密东北乡”，让莫言用小说实现了其“精神还乡”的梦想，他还要做一个更大的“十年一觉高粱梦”。在拓展叙事空间的同时，莫言这个时期的作品也为其后来家族传奇故事的虚构和“我爷爷”、“我奶奶”等家族人物谱系的塑造做好了准备，在《秋水》里“……我爷爷和我奶奶开荒地种五谷，捕鱼虾猎狐兔……”[8]。莫言这种“仇乡”与“爱乡”的情绪几乎贯穿他小说创作的始终。也正是为了适应表达这种复杂情感的需要，他才在叙事上花了很多心思、耍了很多“花枪”。

其二，是摹写特定年代里乡村生活的物质匮乏和思想落后给人们的生存带来的精神困厄甚至是死亡威胁。

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苦难童年生活的深刻记忆是莫言心中的一个死结。莫言生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长在一个有十几口人且成分不好的大家庭中，从小不被重视，缺乏爱。“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我们小的时候，稍有差池，非打即骂，有时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有一次小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吃，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父亲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他打死。”这应该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的情感起点和故事来历了。“莫言在家里的地位无足轻重。本来穷人家的孩子就如小猪小狗一般，这样，就不如路边的一棵草了。”[9]这样无爱的环境使年少敏感的莫言具有了“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10]。这些童年的苦难记忆成就了作家莫言，“……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尊严，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当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我童年时的孤独，……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11]这样的生存体验在莫言这一时期的小说文本中是有反映的。莫言写到了饥饿、大水、暴力和死亡，写到了物质的匮乏导致的精神荒芜。《金发婴儿》中的紫荆面对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爱情上的荒芜，但这却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沉默寡言的小黑孩，娘死了，爹走了，后娘不疼他，连件避寒的褂子都没有，后来终于有了一件可以包住屁股的帆布大褂子，却又因为拔光了人家的萝卜而被剥了个一丝不挂；《白狗秋千架》里的暖姑，因为破相，嫁了个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盼个响巴能跟她说说话，她的愿望简单得让人心酸，“……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我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我就是害死了我了。有一千个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12]。《五个饽饽》里写过年摆供的五个饽饽丢了，“我”一口咬定是“财神”干的，跑去搜身，一个孩子对人的尊严和信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被饥饿逼迫得荡然无存。

物质的匮乏直接导致了人的心理扭曲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在人最根本最简单的欲望——填饱肚子——都得不到满足的生存困境中，“爱”是奢侈的、遥不可及的，在物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甚至忘记了“爱”与“被爱”的滋味、对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关爱产生了隔膜和拒斥。《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分明是因为窘困的家境而得不到爱，极其简单地活着，而致失语。在小说中他始终没有张开嘴巴说话，嘴巴失语让他的想象力活泛起来，于是，他看见“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13]，在这段广受称赞的文字之后，紧接着就是黑孩为了保护他的“金萝卜”不被吃掉而被小铁匠踢了一脚，萝卜也被扔进河中。可怜的小黑孩只有通过沉默和自虐来反抗无爱的成人世界。在小铁匠的喝令下，他用手去拿热钻子，“听到手里‘嗞啦嗞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他一把攥住钢钻，哆嗦着，左手使劲抓着屁股，不慌不忙走回来。”此时，在小说中，与黑孩的坚忍形成对比的是“小铁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黄烟，眼像疯瘫病人一样㖞斜着叫：‘扔，扔掉!’他的嗓子变了调，像猫叫一样，‘扔掉呀，你这个小浑蛋!’”[14]这个一直没人疼爱的孩子，在面对菊儿姑娘的关爱时表现出对“爱”的陌生和不适应：“黑孩狠狠地盯了她一眼，猛地低下头，在姑娘胖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15]《枯河》中的小虎，也是这样一个生活在物质匮乏、关爱缺席的情感荒漠上的可怜孩子。他为支书的女儿小珍上树折树杈子，却不慎跌落树下把她砸死，支书用“两只磨得发了光的翻毛皮鞋直对着他的胸口来了……翻毛皮鞋不断地使他翻斤斗。他恍惚觉得自己的肠子也像那条小狗一样拖出来了，肠子上沾满了金黄色的泥土”。为了讨好支书，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母亲“弯腰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父亲左手提着一只鞋子，右手拎着他的脖子，轻轻地提起来，用力一摔”，“父亲挥起绳子。绳子在空中弯弯曲曲地飞舞着，接近他屁股时，则猛然绷直，同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家人的虐待让小虎愤怒地骂了出来：“臭狗屎!”他愤而离家，伤痛让“他心里充满了报仇雪恨的欢娱”，这个可怜的孩子最后以死来抗争无爱的成人世界。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是一曲对黑孩在物质匮乏、关爱缺席的荒漠化世界里像精灵一样的忍耐力和生命力的赞歌的话，那么《枯河》则是对那样一个崇拜权力、漠视孩子、丧失生存尊严的成人世界饱含血泪的控诉，在小说的结尾，莫言悲愤地写道：“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他的父母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百姓们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布满阳光的屁股……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16]，在这里“枯河”也就成了没有爱的人类情感世界的象喻。作家对童年苦难生活的记忆，被间接地、艺术化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他对人物在其生存困境中的感觉世界的细腻独到、夸张变形的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被异化的关系，这种对人际关系异化形态的关注体现了作家深沉的现实关怀情绪。

这些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情节上的简单让莫言把更多更深入的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试图通过展示人们外在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忧愁、郁闷与被压抑的情绪无可释放的苦恼之间的对应，来摹写人们的生存样态。外在的故事和内在的人物心理活动在文本中的交织，造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相对复杂，莫言把一个个简单的故事讲得云谲波诡。在这一阶段的作品里，莫言已经展现出独特的叙事视角使用能力：在叙事中，不同的视角交替使用，全知视角在不经意间会变成内视角，叙事人称也根据叙事的需要自如地更迭。对故乡的记忆，让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找到了叙事激情，对童年苦难生活的追忆让莫言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视角，间或以成人“还乡者”的视角展开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最近，我比较认真地回顾了一下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核，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是一曲本质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了一座灰色的坟墓。”[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