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人称内视角/内聚焦叙述

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使用内视角，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一个返乡遇故旧的故事。叙述者“我”与作者分离，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叙述者“我”只能叙述“我”的所见、所作、所思和所感，不能像全知叙述者那样自由地出入每个人物的内心，不能穿行在所有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对过去时态的故事的叙述只能通过“我”的回忆（追忆性视角）来实现，也不能预告故事结局和人物的未来。叙述者（叙述主体）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同时也是被叙述者（叙述客体），叙述者“我”行进在自己叙述的故事里，同时通过回忆把发生在过去时态的故事拉回到眼前（现在），从而造成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错落。读者随着叙述者“我”走，听“我”娓娓道来，与“我”同悲喜，更有真实感、亲切感，能更好地传情达意。作者选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是充分考虑到了“我”的返乡势必要把过去和现在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当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时，叙述者“我”站在现在的故事里，是现在性叙述视角；当叙述时间迟于故事时间时，“我”是在追忆过去，是追忆性叙述视角，通过这样的对照性叙述，作者就可以向读者展示时空背后的沧桑故事，而时间的拉长——十年前和现在——和空间的扩大——城市和农村——让“我”和暖姑的相遇，充满了苍凉和无奈，也更动人心弦。

《爆炸》采用了和《白狗秋千架》类似的内视角叙事，也是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也有追忆性叙述片段。在小说开头，作者用近千字的篇幅写“父亲”打“我”的一巴掌，其感觉细腻到了极致，读来却不觉得累赘；写到夏天的闷热、阳光的毒烈让人读来浑身燥热；写到“我”在产房外与妻子等待流产时，可以“透视着产房”，两次写到“我”想象的产妇生产的艰难：“我推着重载的车辆登山，山道崎岖，陡峭，我煞腰，蹬腿，腿上的肌肉像要炸开，双手攥紧车把，闭着眼，咬紧牙，腮上绷起两坨肉……车轮一寸寸地上行，挺住! 用力! 使劲! 只差一点点就爬上了山顶……”[18]，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地随着叙述者短促有力的叙述声音而紧张、用力。笔者认为，莫言这部以感觉描摹见长的小说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方法的使用，“因为人虽然是理性动物，归根到底离不开感性的生命前提，人的理性的最高意义也就在于使这种感性的容量更大、更丰富，因为只有真正认识了的东西才能被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而艺术的使命本来就离不开感性活动。这样，能否为感性体验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就成了衡量小说艺术进步与发展的一个标尺。在这方面，‘内聚焦’似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它的整个叙述着眼点是建立在人物主体的心理屏幕上的，反映到这面屏幕上来的客观世界的一切必然受到主体方面的同化。这样，当我们通过这个视点来观察世界时，这种观察事实上已经体验化了。这一点恰好也反映出‘内聚焦’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内聚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物自身的内在性，而是反映在这个内在性中的外在世界。由于这缘故，这种模式为小说家更为深入地（即‘体验化’地）透视人物身外的对象提供了最佳窗口”[19]。这样看来，莫言对“沸腾的感觉世界的爆炸”的摹写，无疑具有了推动小说艺术进步的积极意义。他选用的内（聚焦）叙述视角恰恰满足了他要描写感性世界的需要，即通过人物的“内在性”（感觉、思维等活动）来反映“外在世界”，把“作者——叙述者——叙述对象——读者”这样一个阅读接受过程缩短为“作者——叙述者=叙述对象——读者”，而第一人称的选用，“一方面可以保留第一人称叙述易体现叙述个性的特点，或活泼风趣或抒情深沉；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之显得更为平易近人亲切自然”[20]。的确，在对《爆炸》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人物的种种细腻感觉和心理变化，第一人称的选用缩短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时空鸿沟，消弭了故事人物与读者现实生存处境的差异，使读者深深地陷入故事，获得了小说人物的悲喜。因此，《爆炸》成功的原因除了莫言“审视世界的非常态，他总是以一种超常态的感觉把握世界、创造世界”[21]，恐怕就是莫言选用了恰当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