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生命政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对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并经历了从译介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生命政治学者的著作、进而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到逐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生命政治进行批判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了更集中地展示当代中国学者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特别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命政治所做的批判研究，本书选录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视角不同，但从整体来说它们在理论基础、现实观照、学术脉络上相互关联、彼此支撑，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前国内生命政治批判研究的最新成果。

胡大平的《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他在文中指出，从马克思到尼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延续至今，技术始终是现代性批判的中轴，但批判的旨趣、对技术的态度和关于技术逻辑的认知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以解决社会公正和不平等的新文明为目标的生产力视角，以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为目标的工具理性批判，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底线的反技术（无为）的政治生态学。这种转换见证了技术在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的功能变迁，从文明的物质基础上升为文明的支配性结构，再颠倒为似乎脱离文明的自主的客体结构。在第三个阶段的临界点上，必须提出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控制技术发展的全球经济政治体制改造问题。

王庆丰的《〈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表达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后果，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从这一生命政治的结果去追溯《资本论》与生命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会发现：这种规训是通过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两种方式实现的，从而造成了对现代社会中雇佣工人这一生命基质的剥夺。生命政治与劳动力概念密不可分。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技术在《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蓝江的《生产与治理：作为政治经济学视差的生命政治学》一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对资本主义批判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但是，政治经济学除了本身具有的生产式的意义之外，还有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的治理意义，即从传统的家政学和政治学形成的治理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秘密是将现实的政治性的生产关系颠倒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摧毁用来束缚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将人还原为自由的人。而一个世纪之后的福柯则从治理层面发现，还原为个体的人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机器，原因是，他们的身体和意识都是巨大的生命政治治理的产物，这样，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完整批判，我们既需要从生产范式上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需要从治理范式上进行生命政治学批判，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实在的两个视差，在这两个视差交错的平面上，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敞开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

夏莹的《哲学对政治的僭越：当代生命政治的隐形支点》一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文章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入手，基于政治思想史区分出两类不同的政治—哲学关系传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用哲学规划现实政治制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政治学传统，基于社会现实的具体演进设计制度，建立规范。如果说后者为英美政治学研究者所继承，那么前者则成为生命政治的隐形支点。福柯及其后继者所重新掀起的生命政治的讨论让哲学重新实现了对政治的僭越：政治的哲学化意味着：首先，生命政治的核心命题在于探寻“斗争”不可消除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无主体的现实中重构主体性；其次，政治面向未来的规划不可避免地重归乌托邦。由此导致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陷入批判上游刃有余、行动上乏善可陈的尴尬境地。

吴冠军的《“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一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文章指出，晚近十几年来，生命政治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乃至在欧陆思想中形成了一个“生命政治的转向”。生命政治论惯常被追溯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本文则将它再往前推半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的生命政治的“史前史”入手，这个研究旨在揭开一条思想史上的隐在线索。尽管福柯与阿甘本是生命政治的两个核心思想家，但他们在学理层面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承继与发展关系，相反充满着深层次的对立与抵牾。只有从生命政治的“史前史”出发，才能梳理出生命政治论发展的内在线索。

罗骞的《现代主体性政治的逻辑终点——政治叙事中的生命政治概念及其环节》一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他指出，生命政治被阐释为现代主体性政治的基本环节，与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一道构成对传统政治概念的超越。生命政治概念的叙事基础是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的生命概念。它属于现代主体性政治又不同于现代以技术理性和抽象权利为基础的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以生物性的生命概念为基础，作为政治理论思潮的生命政治，通过肯定人的利益、欲望和肉体在政治叙事中的根本意义，批判政治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敌视、征用和忽略，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底线，因此成为现代政治概念的最后完成。

孙亮的《马克思拜物教批判语境中的“规训”向度》一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在文中他指出，将“规训”置放于“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共同构成的马克思拜物教批判语境下，可以认识到其具有两个向度：一是从“物象化”来看，商品生产逻辑建构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法律”与“机器化大生产”对人的生存的“规训”。二是在“物化”的层面上，为资本逻辑服务的生产层面的“规训”进而导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具有能使“物象化”翻转实现合理化的自我表现机制，进一步强化人们对社会现实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意识，从而成为人们生活实践的“自动作用”。按照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所提示出来的“总体性批判”要求，单向度地借助“物化”意识批判来瓦解“规训”，最终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

陈培永的《资本与劳动辩证法的另类解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批判性梳理》一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文章指出，以马克思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探讨为理论原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解释为对资本主义客观规律的揭示，看作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塑造世界的逻辑，而是着力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二元主体性，主张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劳动主体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宣扬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理论逻辑伴随着《帝国》一书掀起的热潮重新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位置，迎合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社会运动现实，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的新版本，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困境。

袁立国的《哲学是解放的事业——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生命政治论阐释》一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他指出，当代生命政治哲学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维度揭示出近代西方哲学摆脱古代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通过介入政治开启了生命政治哲学转向，并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把哲学看作“解放的头脑”，把无产阶级看作“解放的心脏”，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命权力所造成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无产阶级作为生命政治的主体，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产业工人，它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内在批判中生产出来的，是介于资本主义私有秩序和秩序之外的无区分地带，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剩余”。共产主义作为“剩余”的主体化运动，其目标是为获取被资本主义所撕裂的共同性而斗争，旨在建构积极的生命政治生产，从而使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使生活本身成为艺术品。

林青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批判初探》一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他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视野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在“原初视域”和“核心论域”中的相关性表述，尤其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性、生命、生命权力、人口及其调节等概念与机制的分析，可以廓清生命政治学所开启的有效论域，明确指认“生命政治学批判”得以可能的一些原发性考察和实质性论域，使得生命政治学批判成为分析和理解社会现实及其基本运作原则的有益理论补充。

高宣扬的《卢梭与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探索者》一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他指出，本文从政治的生命现象学的新视野，结合当代学术前沿所探讨的生命政治和生命现象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现代生命政治的诞生”“卢梭对个人身体的生命政治探索”“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策略”“对人及其政治性的探索”及“劳动就是生命政治的决定性要素”五个部分，阐述卢梭与马克思的政治生命现象学的不同特征，重新考察了卢梭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为重置两位思想家在近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的特殊理论地位开拓可能的前景。

陈硕的《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研究的几种范式》一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他指出，生命政治是当前西方左翼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这一话题，思想家们从不同的理论进路出发进行了理论建构。福柯从权力运作机制特别是治理问题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政治命题；阿甘本基于一种本体论的哲学，将生命政治看成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必然构成；鲍曼把生命政治问题看成现代性内在结构导致的内生结果；奈格里、哈特则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最新运行机制出发，分析了当代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了生命政治劳动中潜藏的革命性能量。这些不同的生命政治理论饱含着对于现代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作用。

马俊峰、马乔恩的《“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与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逻辑的分析》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文章指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产生了链接，随着“社会加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复杂。西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加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加速”放到资本逻辑视域中分析，认为“社会加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的相互勾结导致人们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解决“社会加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能把矛头指向“社会加速”本身，而是要指向其背后的力量——资本逻辑，只有克服资本逻辑，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和美好生活。

马中英、韩璞庚的《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他们指出，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李爱龙的《重塑阶级逻辑：当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及其建构性意义》一文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他指出，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

李乾坤的《“生之生产”：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批判的理论关联》一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他指出，国内外学界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论溯源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进行这一理论工程首先要回到福柯那里。福柯的文本中对生命政治学的探讨是开放性的，其中给予我们最关键的指示就是将生命政治学的探讨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探讨中去，正因如此，马克思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谱系中的位置便值得我们考察。马克思的生命政治学，一方面体现在从“生”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裂痕的揭露，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物质生命的生产历史地位的强调之上。马克思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从历史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权力的形成。在当代，恢复马克思在生命政治学谱系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陈飞的《〈资本论〉的机器观及其人学向度》一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8期。他指出，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马克思对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进行了系统解读。马克思把机器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内在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艺和力量占据主体地位，工人的活劳动仅仅作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附件，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相比工场手工业时期，人的存在方式进一步异化；另一方面，机器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又具有重要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加了社会的自由时间，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由于资本的本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问题，只有在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中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器对人的奴役和支配。

李春建、马丽的《论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一文发表于《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随着安东尼奥·奈格里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其“非物质劳动理论”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该理论回归了对劳动问题的研究，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揭示了非物质劳动成为当代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奈格里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导致非物质劳动理论不但没有触及劳动问题的本质，还出现了理论上的倒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生产的社会关系。据此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现，中国的社会关系正从资本的社会关系向人的社会关系推进。

李胤的《生命政治反抗资本统治的三重原则——从奈格里的激进政治解读出发》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他指出，奈格里认为，当代左翼思想家往往把生命政治解读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却相对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主体性政治力量。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与资本统治相对立，这种反抗主要体现在资本统治的三个原则之上：价值标准、权力形式、私有财产制度。在价值层面，生命政治生产创造了特殊的使用价值，无法进行量化计算，不能直接作为交换价值出现在资本市场中；在权力层面，生命政治活动展现了主体性的自由，在逻辑上它的存在先于权力统治，其反抗也超越了权力所设定的范围；在私有财产层面，生命政治劳动具有自主性，可以全面占有自身的劳动成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构成了当代社会运动的理论表征，寻求当下改变世界的道路首先要揭示这种反抗的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