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产力与现代性的创造性破坏逻辑：马克思与现代性技术批判的解放政治学视角

马克思肯定不是表达对技术批判态度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砸机器的卢德主义者已经以他们的行动表达了对技术的仇恨。此外，至少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版本中，马克思是与生产力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个立场因为与资产阶级技术态度一致而显得奇怪，但亦流传甚广。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许多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确为启蒙运动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圣西门工业主义更彻底的传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如此说：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

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十余年后的《大纲》中，马克思都以异于时代常人的方式热情讴歌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正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才认为自由不是纯粹的理想而是历史的客观趋势。那何以将马克思作为现代技术批判的起点呢？

关于马克思与技术的关系，产生了许多研究，亦留下了诸多争论。本文并不准备介入这种争论。笔者强调的是，马克思是“现代性—资本主义—技术”这个问题集的首倡者，他从生产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了技术与其后果之间的社会制度决定作用，从而摆脱在仇恨机器（卢德主义者）和技术崇拜（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者）两极之间的游移，从历史变迁而非预设的技术本质出发，为现代性技术反思打开了革命性视野。在此意义上，他是现代性技术反思的第一人，并且仍然是现代性技术观察不可超越的视野。

（一）马克思技术关注的历史语境和旨趣

马克思的技术关注有其直接背景，他对技术采取的看法是由这个背景决定的。简单地把马克思归入普罗米修斯传统或启蒙立场，并从今天的后现代立场加以褒贬，这是不负责任的。从社会发展看，造成欧洲急剧变革的工业革命是以生产工艺的变革为显著特征的。工业革命无疑激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欲望和想象，另外，它引发的社会贫富尖锐对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则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催生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工艺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构成了一个时代问题。马克思曾经这样来描述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5]

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显然与那些从技术进步角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相反。例如，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的安德鲁·尤尔、罗德代尔、拜比奇等人，他们也注意到机器或自动体系的应用带来的社会后果，但他们都从积极的方面为机器大工业辩护。实际上，至18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确立，技术进步（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与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生产效率教条而开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凝结。

当马克思面对机器代表的工艺学进步时，他关注的当然不是财富生产效率，而是由劳资关系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新世界观逐步成形开始，他便在生产力（人与自然关系）名下来观察机器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并将之牢牢地与生产关系绑在一起讨论。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将技术视为脱离人的自然必然性领域，也不曾将技术视为脱离社会历史总体变迁过程的独立现象，而是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变迁及其现实后果。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和变迁时，一方面是劳动的技术条件和性质或生产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也正是这一原因，尽管马克思站在启蒙的进步观上来审视工艺学进步，将技术视为代表社会发展之自然必然性的维度或客观的物质前提，但他却非中立地看待技术本身，因为它的发展以及现实后果始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正因为这一点，虽然他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不仅在许多细节上说清了后来我们仍然争论的一些问题，如自然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力度和速度、现代性之拜物教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迄今为止仍是分析包括技术在内的重大社会历史现象的最具竞争力的系统化理论。

（二）马克思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技术（生产力）在其中的位置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通过两个视角来规定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的技术模式，而这两者实质上又是社会必然性前提或基础的不同表述，在其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关系图式中归于前者。因此，不说清生产力问题，就不能说清技术之原委。

关于生产力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讲得清楚，它指人类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而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过程中所能支配、控制的自然力。因此，“不能把生产力理解为一种实体，它本质上是生产主体即社会、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过程”[6]。作为以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动关系和过程，在其形式上，就包含着三种属性：（1）作用于自然的力；（2）自然力；（3）服从于人类目标。简言之，它是用以解释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然而，人们往往将生产力误解为实体，或者只是强调其自然必然性维度，实质上，作为一种不断变动的关系，它同样包含着合目的性维度。与之对应，生产关系，虽然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合目的性的，但同时亦具有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生产力本身可以是人类自由的客观标志（可能性），而生产关系则往往是人类遭受奴役的源泉，如前现代的暴力、强制与现代性的物化。

正是因为生产力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自然必然性基础，因此生产力的扩大和发展，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在马克思看来，因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的自然前提，所以在历史变迁中乃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力量。这便是其著名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含义。他曾形象地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7]。在这种视角中，工具可以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准。如他所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当然，在马克思之后，诸如通过能源使用而区分出不同技术时代的芒福德，走的也是相同路线。[9]这也说明了这一种视角的广泛性，即在通俗意义上将技术与体现其的具体工具等同起来，或者将其视为生产力的代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今天，诸如“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提法才能广泛流行。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不仅没有简单地攻击技术，而且将解放技术的资本主义视为历史的进步。

当然，尽管马克思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但他亦未曾将这一过程视为自发的，从而把历史的进步交由生产力的自发增长——这恰恰是古典经济学的教条，而是相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仿佛用魔咒似的召唤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它最终却成为这种生产力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障碍并因此成为生产力本身发展的桎梏。正是这一原因，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对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扭曲社会效果——拜物教——的批判。

如果进一步考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草稿）中有关“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和“自然界的报复”的警告以及“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的要求[10]，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技术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生产力代表的自然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物质（自然）基础，而它的自发演化必然会提出社会组织形式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将技术实际造成的社会后果视为生产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物。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理性，或者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上的“顺应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历史规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进步与理性联系起来，那么就必须肯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控制自己行为的后果。在19世纪后期，恩格斯从自然科学进步的事实出发乐观地认为，人类“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基于此，他认为，我们终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和社会后果而对“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一乐观想象的方式发展，而是如哈贝马斯所言，我们错失了不少重大历史契机。对这一事实的反思，必须深入到现行的生产关系之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反思技术的前提。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就是这么做的。

（三）现代科学和技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其后果必然打上这种生产方式的烙印

在谈论马克思的技术观时，必须强调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技术不是抽象的对象，而总是历史地积累起来、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它总是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的，而其实际作用也总是由特定的生产所决定。手工工具和机器便代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技术形式或物质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后者乃是工业革命创造的大工业的技术基础。[12]与这个基本观点相关，马克思有关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留下了一个任何探讨这个话题都不能回避然而往往被我们忽视的重大判断：现代科学和技术乃是资本生产推动产生的，并内含着后者的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科学受制于人类物质生产。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人类早期社会，并不存在作为独立活动的实验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强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简单地说，资本生产不仅产生了科学的需要，而且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13]。

或许，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乃是与后来结构主义相通的弱社会建构论。只是，焦点问题并不在这里。如果实验科学是在资本积累创造的基础上并适应于其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科学就不可能是无辜的！换句话说，尽管科学在其本质上乃是超越具体生产关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中立性，但它的现实作用及其结果却始终受制于它产生于其中的历史条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海森堡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每个工具都带有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14]。武器如此，劳动工具亦是如此。只不过，武器看起来比工具更为显著和尖锐罢了。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他关注的重心是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科学与技术便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而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15]。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以一些工艺例子说明了技术革命是如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从而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道的。19世纪30—80年代，资本主义体制在欧洲普遍确立和成熟，在这期间，技术是作为对抗工人的武器快速发展的。马克思指出，“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6]。以纺织业的著名例子来说，马克思提到的走锭精纺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自动体系的标志）是1824年理查德·罗伯茨发明的，完成于英格兰海德地方的工厂受长达3个月的罢工影响关闭之后；带来纺织业印花工艺革命的滚筒印刷机，是因解决了印花工人行会的权力问题而生的；而梳毛机械化解决的是对熟练工人的依赖问题。许多关于发明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19世纪前10年英国发生的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历史分析，便是回应这种对立：一方面是，安德鲁·尤尔、罗德代尔、拜比吉等人以机器带来了节约对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对机器排挤人的暴力反抗。通过历史分析，马克思指认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机器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打开了新的历史图景，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却成了资本奴役工人的工具。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他完整地从劳动条件、劳动过程和劳动后果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这种对立。这已经得到了后来学术史的充分研究，无须我们展开。

今天，我们实际上仍处在马克思的那个问题之中。在一般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带来的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这打开了人类通过自由时间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其最终图景来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

然而，这一技术的解放前景被压抑了，即自由时间并没有成为彼岸的基础，甚至相反，技术成为普遍冲突和奴役的工具，在表面上成为社会危机之源。

至此，可以小结，尽管在《资本论》或其他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对现代社会奴役人的描述，但马克思并没有将之归结为技术（或体现自然必然性的技术模式），而是始终从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模式）揭示其机制，主张通过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实现生产力为人类历史发展打开的可能性前景。这是其不同于后来激进技术批判的至关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