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叔受封之前的卫地

第一节 石器时代卫地的古人类活动

这里将重点介绍卫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殷墟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地方（大体包括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古人类、古部族和古国的活动情况。通过对这些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使我们对卫地的人文环境有一个深刻认识，同时能对卫地经济发展的渊源作总体把握。

一 卫康叔封卫之前卫地遗存的古人类文化

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地区就有猿人穴居野处。如已发掘的小南海洞穴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南25公里的北楼顶山之腰，坐西朝东距小南海仅一华里，是一溶岩洞穴。洞深约50米，宽2—3米，高2.5—3米，洞穴内堆积有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大多由燧石制成，石片石器较为丰富，有菱形或三角形尖状器、圆刮器、长刮器、复刃刮削器、双边刮器和多边刮削器，还有少量的砍砸器和柱状石核等[1]，这些简单的石器是早期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洞穴中还有烧骨、烧土块、炭粒等用火痕迹，说明山洞是时人抵御寒冷和休憩的场所。据碳十四测定，人类在小南海洞穴居住的时间前后延续一万多年。[2]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豫北、冀南等地也有重要发现。如1976—1977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址，位于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5600年间，早于仰韶文化，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其发现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缺环。考古专家夏鼐先生曾指出，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和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丰富、宝贵的地下实物资料。遗址总面积近14万平方米，共发掘灰坑468个，发现大量的手制陶器，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多素面。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琢制磨盘，长约半米，端部稍尖，底部有四足或三足，也有无足的，有与之相配的磨棒。[3]另有骨质的渔猎工具镞、倒刺鱼镖等制品。部分灰坑中有农作物粟的痕迹和猪、狗、牛、鸡等家畜骨骼，尤其是粟标本的堆积较厚，很可能是储藏粮食的窖穴，这在我国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是不多见的，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重视。同时也修正了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的记录，提供了我国粟种植年代最早的证据。还有一些灰坑口外沿有柱洞，有上下台阶，底部硬面，并置有陶盂等生活用具，可能是居穴。[4]从磁山遗址的遗迹看，这可能是一个农业定居聚落。磁山文化在农业、手工业方面虽然表现出了浓厚的原始性，却是原始居民迈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文明的标志和要素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出现，多元文明产生。豫北、冀南地区文明曙光的代表是以“彩陶文化”著称的仰韶文化，这里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如豫北地区分布在洹河两岸的仰韶文化有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两种，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两种类型的划分认识一致。后岗类型发现的文化遗存并不丰富，只有几座房基、不多的灰坑和10多座墓葬，获得的陶器、石器、骨器亦不多。[5]大司空村类型于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于安阳大司空村，其后在大正集老磨冈、鲍家堂、大寒南冈相继有所发现。这些遗址均只经过试掘，文化层较厚，有的分两层。发现的遗存不多，房基少见，破坏严重。灰坑亦不多。墓葬未发现。陶器特征与后岗类型不同。[6]后岗类型向安阳以东地区延伸，发现了陶器特征与之接近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此遗址中有三组蚌砌图案，其中M45（龙虎墓）[7]出土右龙左虎蚌砌图案，龙“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8]。这些蚌龙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是龙的最早雏形，此地应是一祭祀遗址。[9]冀南地区是河北境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最多的地区，主要有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武安赵窑、西万年、东万年，永年台口、西阳城、石北口，临漳西太平，涉县鹿头，邯郸市郊百家村等遗址。这些遗址多经试掘，发掘规模较大的不多，文化遗存亦不丰富，房基少见，灰坑亦不多，墓葬发现更少。出土的一些陶器特征与安阳后岗类型有较大不同，虽同属于仰韶文化，但不宜归属于同一类型。[10]

龙山文化时期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豫北、冀南地区发现很多龙山文化遗存。如豫北地区的安阳后岗，濮阳戚城，汤阴白营等地均有发现。如安阳后岗遗址发现一段宽2—4米，长70余米的龙山文化城墙。该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布着直径3—5米的圆形白灰面房基和木板地面房基，房基下面有用小孩作奠基的牺牲。[11]濮阳戚城遗址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编号06HPQCH1（简称H1），分为两层，第二层包含有龙山、商、东周遗物，为东周时期扰层。[12]遗物很丰富，其中泥质陶占85%，其余为夹砂和羼大砂粒陶。陶色以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的红陶、褐陶、黑陶。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也占有一定比例，少量为素面或素面磨光。骨器和蚌器也有出土，但未发现石器。[13]汤阴白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遗址的主要堆积是龙山文化层，厚3—5米，上面压有较薄的西周早期文化层和零星的北朝堆积。[14]龙山文化层中，已发现40余座分布密集，排列大致规则、纵横成行的房基，这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陶、石、骨、蚌、角、玉器，以及大量的猪、狗、牛、羊、鹿等的骨骼，反映出当时人们从事农、牧、渔、猎业以及制陶、制骨等手工业生产活动。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也很多，主要分布在漳河、洺河、滏阳河、滹沱河流域，遗址有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村、龟台寺等。这些遗址中发现较仰韶文化更多的石制生产工具、陶窑、墓葬、房屋基址等，比较重要的当属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水井。水井的发明除表明与农业有一定的关系外，还标志着龙山文化在社会组织及生产方面将不再过多地受地域的限制，人们可向更广阔的地区聚居，并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15]

这些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豫北、冀南地区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为文明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古史传说记载的卫地古代部族

夏代建立前，我国的历史多与神话相杂糅，属于古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古部族，很多活动在今豫北、冀南地区。

黄帝族、炎帝族。有关黄帝和炎帝的传说很多，《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炎二族最早活动在陕西姬水、姜水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阪泉，《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又引黄甫谧曰：“在上谷。”《正义》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李民先生根据《括地志》的记载，认为阪泉并不在今河北保定、易州、宣化一带，而是在“今河南北部山南河北的平原地带”[16]。从陕西到豫北、冀南，说明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的黄帝族和炎帝族，曾经有过迁徙。徐旭生先生说：“炎帝及黄帝的氏族居住陕西，也不知道历几何年月。此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一部分逐渐东移。”[17]李民先生考证了黄帝部落的迁徙路线，从晋南往东南方向，“沿着黄河北岸，穿过中条、王屋、析城诸山，到达太行山东南麓、黄河以北被春秋战国人称为‘南阳’的豫北平原，然后从豫北沿太行山东麓往河北，最后到达北京附近”[18]。炎帝部族向东移的过程中建立许多小国，如申、吕、齐、许等，“炎帝氏族，除上述国家外，还有一个在古代很重要的国家，就是共工氏”[19]。据徐旭生先生考证，《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即《庄子·让王篇》的共首，《荀子·儒效篇》的共头，地在今河南辉县。共工部应是炎帝族东迁过程中在豫北平原发展较快的一支，成为当地的一个著名部落。《淮南子·兵略训》云：“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共工部与颛顼部曾发生过战争。颛顼部在今河南濮阳市，如果共工氏不是在豫北地区的话，就不会同颛顼部发生关系，所以，共国在今河南辉县极有可能。豫北地区炎黄时期被称作冀州，“自炎帝族和黄帝族在河北进行了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后，豫北也成为争夺天下的重点”[20]。

颛顼高阳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即今河南省濮阳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是黄帝之孙，继黄帝之后华夏族的又一领袖。此记载表明，高阳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南省北部。

帝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云：“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帝舜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豫北、冀南和鲁西地区。

从这些传说可知，豫北、冀南地区是华夏族祖先长期活动的地方，这里曾建立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加速了该地区的开发，推动了文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