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前器物文明传播与交流通道
器物文明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的历史也是制造器物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器物和器物制造技术。不仅代表了文明发展水平，也见证了各个时期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不同时期器物文明的传播、扩散，也记录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传承。
东西方文明在各自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了各自的文化差异和传承，而且表现出大量文明交流和融合现象。东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始终保持着器物和器物制造技术鲜明的文化特征，也表现出广泛传播的现象。众多历史遗存、考古发现，都证明了东方文明在器物制造方面璀璨的历史，也记录了器物文明传播、扩散的空间范围和地理通道。
地球表面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自然资源禀赋、气候物产条件、交通线路、运输方式，也决定了人类器物文明传播同样需要遵循自然法则。各种器物和生产技术须由产地、经由各自的地理通道，向应用市场存在的人类群体和空间传播。自史前时期东西方器物文明传播、交流，就已经形成了“玉石之路”和“彩陶之路”。充分证明人类文明在史前时代，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交流传播方式和交通地理通道。
器物文明的演变还折射出人们对于古老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东西方地理通道上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包含“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以及“东西双向交流”三个范畴。器物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传播过程中不仅超越文化信仰与意识形态等差异，展示造物之美，而且还潜移默化地使东西方多姿多彩的文化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无论是文艺复兴以后欧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还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对欧洲诸国艺术的鉴赏，都是以器物为突破口，最初接触的均是对方的器物。由此产生和发展的器物贸易也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基础[1]。
古代中国的器物制造业长期引领世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辉煌器物文明。“玉石之路”肇始，夏、商、周时期“彩陶之路”西传。两汉时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宗教艺术绘画、塑像传播扩散，丰富了东亚文明发展；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繁荣；明清时期，形成了以丝绸、瓷器、茶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器物体系，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热”。这些都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2]。
毋庸置疑，东西方（亚欧大陆）文明交流地理通道的形成和布局，对文明传播的空间、发展格局和文明类型、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各个文明交流通道自身的形成过程和发挥历史作用的过程，也是文明交流、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一词最早是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于1989年提出，主要用来概括从新疆和田向中原地区运输和田优质玉料的主要路线，亦称“昆山玉路”[3]。近年来，由于“一带一路”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成学术热点，“玉石之路”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对于和田玉、昆仑玉最早何时输入中原的探讨，常见的有六千年说[4]，商晚期说[5]和四千年说[6]。
石器时代，玉石是重要的石器生产、加工原料和实用工具。早在丝绸之路存在前，“玉石之路”已经向东沿青藏高原北缘，进入华夏文明区；向西沿亚洲中心荒漠草原到西亚文明区，成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横贯东西的“玉石之路”早已将东亚内陆与欧洲大陆悄然联系在一起。其后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公元前138年）开始，形成和发展只有约2100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可上溯6000多年，且同样沿用青藏高原北缘河西走廊和草原通道。因此，可以认为“丝绸之路”的源头路，即为“玉石之路”。
（一）中国“玉文化”历史演变
玉石质地坚硬，色泽美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品质优秀、珍宝财富和神圣高尚的代名词。石器时代，玉石既可打造成实用工具，又可加工成精美的装饰品。在文化传承中，同时赋予玉石物质和精神双重价值。认为玉是天地精气的结晶，是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更多地赋予了玉石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殊文化、崇拜和信仰意义，形成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中国“玉文化”。古往今来都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玉文化发源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人们用石头作为生产工具，后来玉石逐渐制造成为优质的生产生活用具，甚至开始将玉器用于礼仪、丧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玉器使用高潮时期。东汉袁康在其所著的《绝越书》中记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当时中国的主要玉文化中心有三个：其一是位于南部长江流域江浙等地的良渚文化中心；其二是位于北方辽宁等地的红山文化中心；其三是位于西北昆仑山一带的和田玉中心，在三者中最负盛名。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期，玉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从殷商时期开始，因生产生活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昆仑山和田玉由边疆运送到华夏文明区，并逐渐由生产生活工具，发展成为祭祀、礼仪器物。到商周时期，玉器不仅是礼仪器物，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同时开始用玉作币，用玉做交换，璧、琮、圭、琥、璋、璜是当时大众认可度最高的高级硬通货。中国迎来了第二个玉器盛行的时期。先秦时期的《世本》中记载：“舜时，西王母乘献白环及珮。”《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后，“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
从春秋末年开始，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财富积累、文化发展，在全社会推崇使用、佩戴玉器。玉器成为身份、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及表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品质最高的和田玉一直是帝王和贵族们梦寐以求的宝物。到清代，和田玉的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玉器也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精雕细琢的玉器在文学家和理学家的诠释美化下，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高度契合，成为财富与权力，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国粹。中国“玉文化”也渗透到全社会文化生活和礼仪信仰当中，几千年传承经久不衰。
（二）“玉石之路”起源与发展
五六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板块俯冲碰撞，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起，同时形成了昆仑山脉和昆仑玉矿。昆仑玉、和田玉均出自这一构造带，昆仑山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玉石生产最集中的地区。这个地区产的玉料，以其量多质好而为世人称道，其中的和田玉因其质地温润和光泽晶莹最为著名。
玉文化的兴盛推动着玉石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玉石之路的产生完全是由玉石生产与交换的需求决定的。中国古代玉石的贸易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那时新疆已有大量采玉和琢玉的群体，玉石已开始大批量地进入中国内陆。战国时期著名的《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车从陕西出发，途中经过今甘肃、内蒙古和新疆，最后到达昆仑山西麓。书中记载周穆王所走的路线，就是当时从新疆到中原地区的玉石运输路线。先民们从昆仑山北坡的和田地区开始向东西两端延伸，逐渐得以把和田玉输送到更加遥远的地方。这样，人们由近及远、经年累月向东方和西方扩展，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玉石之路”。
据苏联乌兹别克史记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在那里发现了新疆的和田玉。足以证明，这条玉石之路已经向西延伸到中亚地区。这条玉石运送的商道，远远早于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器物文明传播，构建了古代中国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最早道路。
在西汉时期，“玉石之路”又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将中原的丝绸、铸铁、药材等运到西域，同时将那里的玉石、马匹、农作物带回中原。从那时起在丝绸贸易的商人们带动下，“玉石之路”逐渐繁荣起来，也被称为“玉帛之路”。随后，汉武帝在由西域进河西走廊的敦煌附近设立了一个军事和经贸关隘——玉门关，是西域输入玉石的必经之地，玉石经由此关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由此可见大汉王朝对于“玉石之路”的重视，在这条古道上以玉帛贸易为主的经济文化往来在中央政权的保护下越发繁荣昌盛。
之后，由于社会动乱，战争连绵不断，“玉石之路”时断时续，或仅仅充当中原王朝沟通西域诸国的贡道。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趋向萧条，但玉石始终不可替代，“玉石之路”又浮现在朝廷和商人面前。一方面作为西域诸国与中央朝廷往来纳贡的一条通道，和田玉璞再次成为西域诸国的重要贡品；另一方面西方宝石、玻璃、香料及药材也成为新贡品，随同和田玉一起进贡朝廷。
“玉石之路”在元、明两代没有发生变化。至清朝时，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成癖，每年沿这条古道运至北京的贡玉达4000斤。至嘉庆七年（1812年）玉贡减半。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撤销玉贡，贡路的历史也即宣告结束[7]。随后，此路上的玉石商贸衰微，逐渐成了私运和田玉的艰难小道。1949年新疆解放，传统的人力、畜力为主的“玉石之路”逐渐消逝，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
（三）玉矿分布与“玉石之路”线路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地均已出现穿孔石装饰。根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古老的中国大陆上就开始使用玉髓（玛瑙）、燧石、石英等体积较小的石器材料。直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发现玉石质细坚硬，有光泽，玉石才从众多石料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东亚大陆先民的珍宝。
根据考古资料统计，中国版图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7000多处，集中分布于东北辽河流域（兴隆洼、查海—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等）；黄河下游（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等）、黄河中上游（仰韶—庙底沟二期—豫陕晋龙山文化，甘青马家窑—齐家文化）；江淮地区（北阴阳营—薛家岗—凌家滩）、长江下游（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珠江流域（石峡文化），都或多或少有玉器遗存。
“玉石之路”的形成，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且与自然地理通道和沿途早期分布的民族都有密切的关系。从产地到使用地区，逐渐形成了中原与西域地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中，主要通道为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形成南路通道（和田—民丰—且末—若羌—敦煌）和北路通道（和田—叶城—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哈密）。
根据对古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的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又将新疆通往中原的路线进行细化，大致有三：北线“草原道”，中线“河西走廊道”和南线“青海道”，三条线路皆以优质玉料产地昆仑山下的和田为西端起点。
北线：自哈密向东，经内蒙古西北草原道，穿居延海—黑水城（今额济纳旗），过阴山到包头，出雁门关南下太原到河南洛阳、郑州（或南下经陕西华县到西安）[8]，是为北线“草原道”（“居延道”）主干线。沿途是东亚草原地带和绿洲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道路平坦，但迂回较远。
中线：在敦煌或瓜州会合，然后向东经河西走廊（玉门关—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至兰州，依照汉丝绸之路拟定的“关陇线”：越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西安—洛阳—郑州—安阳）[9]，即为中线“河西走廊道”。沿祁连山脉以北各个绿洲为节点，途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错，是较为便捷、平坦的通道。
南线：自若羌南下经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沿湟水、经祁连山南，至甘肃中部兰州向东。或经洮河、广通河、渭河等进入关中，抵达中原，为古“青海道”[10]。沿途多高原、高山、峡谷，道路叠嶂，但距离最短。河湟沿途众多古文化遗址，尤其是喇家遗址、齐家文化遗址玉器中青海（昆仑玉）玉料的发现，直到仰韶文化遗存，均见证了玉石之路青海道的存在[11]。
综上所述，史前开始的西玉东输路径存在自北而南至少三条主干线：草原道、河西走廊道、青海道。这些路线将西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肃北马鬃山等山系的玉料资源地与中原玉料消费地连接起来[12]，加强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贸易联系，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
（四）其他地区玉石矿藏布局与运输网络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杨伯达认为，“玉石之路”并非全国性的，而是实指从和田向东专运和田玉的“玉石之路”，亦称“昆山玉路”。但在“和田玉路”形成之前，早在距今6000年时已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和田玉路”成为夏、商、周三代夷玉、越玉、鬼玉等玉石与中原及各地之间的交流途径。
由于中国玉石资源分布零乱，品质产量又不平衡，玉产地往往与消费中心相距甚远，最终形成的多条运输主、次干线，并形成网络，这就是历史上的“玉石之路”网络。这些线路起始均具有区域性，与考古学的文化区域重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几个文化区域之间形成运输干线，最终构成全国性的运输玉石、丝绸和珍宝等贵重物资的运输线，也是最早的商路。打通了区域阻隔，构成具有层次性的区域网络和全国网络[13]。
（五）“玉石之路”的历史意义
第一，玉石之路是器物文明交流的最早的通道。开创了在更加广阔的人类活动地域中，对特定矿产资源的利用与传播，拓展了器物文明覆盖的空间，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第二，玉石、丝绸、茶叶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无数东西方物产通过这条道路得以流通，使得人类可以共享不同地区的劳动成果，具有推动文明发展的意义。
第三，玉石之路也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差异在通商、交流中逐渐淡化，沟通和认同感得以加强。具有推动欧亚大陆人类社会共同繁荣意义。
第四，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先河，促进了欧亚大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的同步发展。
第五，玉石之路还是沿途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冲突与对话的通道。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淡化了民族矛盾和历史积怨，也是和平发展之路。
二 彩陶之路
本文“彩陶”是指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各种绘画陶器，是将各种天然颜料涂抹到陶器上，形成的各类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图案。当时的人们以自然界为模板，从动植物、自然现象、生产劳作中获取创造灵感，将它们予以装饰美化，反映在陶器上。彩陶文化使得陶器不仅是实用器皿，而且具有艺术审美功能，表现了大量的人类历史文化信息。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20世纪首先提出“彩陶之路”观点，但认为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裴文中、黄文弼、夏鼐等中国学者根据西北地区实地考古调查和古籍资料研究，认为新疆和甘肃彩陶源自仰韶文化。夏鼐提出的“马家窑文化”，李济提出“彩陶之路”的学术概念，苏秉琦提出“甘肃境内的彩陶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严文明梳理了甘肃彩陶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描述了彩陶之路自东向西演进的清晰途径，韩建业教授提出彩陶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通道等证据，最终认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在其传播过程中经五个波次自东向西扩展渗透，时间跨度约为三千年[14]”。
“彩陶之路”是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现象的主要代表，也包括在此通道中西方文化金属器、农作物、家畜以及技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延续至前1000年，跨越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各个阶段。其中，彩陶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前身，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彩陶文化分布与演变
彩陶文化是对史前文化中陶器阶段彩绘比例较高时期的统称。始于距今约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流传至传统农业时代早期。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亦被称为“彩陶文化”，是黄河流域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序列最完整的史前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十分丰富，承上启下。在黄河中、上游出土彩陶的区域与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重合。仰韶彩陶文化以西主要为马家窑，出现于公元前4200—前3300年，年代较晚于仰韶文化，传承关系十分清晰。
西行的接力棒传到“马家窑”手中时，彩陶文化研究应用“类型”细分各种彩陶文化阶段。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15]描述的：“马家窑文化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北入宁夏清水河上游，南达四川岷江流域”。彩陶遗存分布与流传关系大致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各类型自东向西分布，起于陇山，沿陇中会宁、靖远、景泰，进入河西走廊武威、永昌、酒泉。
马厂类型彩陶进入河西走廊中西部后，其强劲态势减弱，被另一种更为强势的四坝彩陶文化代替，并裹挟着强弩之末的马厂彩陶文化继续西进，扩散到新疆达哈密和吐鲁番盆地，又继续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林雅、焉布拉克及苏贝希彩陶文化。距今3000年以后，这些彩陶文化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天山南麓和伊犁河谷，形成地域特征明显的察吾乎和穷科克彩陶文化[16]。
（二）彩陶传播线路与年代划分
以“彩陶之路”代表的东方农业文化传播，自仰韶文化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具体路线较多，大致可分为沿青藏高原南北分布的北道和南道。其中，沿陕西西北、甘青地区，经青藏高原以北，至中亚南部的彩陶交流通道，为“彩陶之路”北道。通过青藏高原南缘，经西藏至克什米尔地区的长距离传播线路，为“彩陶之路”南道。在大致区分的南道和北道中又分许多支线[17][18]。
近年来，随着出土的彩陶越来越多，又进一步发现东西方彩陶文化交叉影响的现象。从中亚南部彩陶文化与中国甘青等地的彩陶相似之处与年代关系，认为中亚南部的彩陶对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的彩陶也产生了影响。进一步说明通过“彩陶之路”，东西方文化具有更加复杂的交流活动。故将中西彩陶文化相互交流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1.“彩陶之路”第一阶段
距今5500—5000年，中国陕甘地区仰韶文化彩陶西扩至青海和河西走廊东部，通过仰韶文化与安诺、特里波列彩陶文化的相似之处，发现中亚南部彩陶也向东影响到甘青地区。
2.“彩陶之路”第二阶段
距今5000—4500年，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西部，向西南传播到青藏高原甚至克什米尔地区。
3.“彩陶之路”第三阶段
距今4500—4200年，中亚南部锯齿纹彩陶的逐渐东进，导致马家窑文化半山期流行锯齿纹彩陶，中亚彩陶影响远达甘青地区。
4.“彩陶之路”第四阶段
距今4200—35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向西扩展至新疆东部，并进一步发展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东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
5.“彩陶之路”第五阶段
距今3500—3000年，彩陶从东疆向天山中部，甚至在中亚南部地区传播，促成楚斯特文化等彩陶文化的形成。
随着同时期“彩陶之路”的繁荣，更多种类的工具、武器、马器、装饰品等青铜器，甚至少量刀、剑、镞、锥等铁器传入新疆、青海、甘肃等中国西部地区，使得中国西部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三）“彩陶之路”的历史意义
“彩陶之路”是“玉石之路”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具有与玉石之路相似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与农业文明结合，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与文化艺术交流，具有更加深刻文化与文明传播意义。
在器物文明中，彩陶与玉石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化、文明特征和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发展特征。沿“彩陶之路”开展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促进了欧亚大陆人类文明，尤其是农业文明的同步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方民族的相互了解和认同。
彩陶与彩陶文化在人类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特定阶段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完成历史意义后，又彻底被瓷器替代，幻化出新的文明传播形式。瓷器与丝绸、茶叶共同组合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器物，延续着东西文明的联系。抑或以“瓷器之路”升级更新，继续承载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彩陶之路”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成为见证历史的文化遗产，留滞在历史的篇章中，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