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美人”与东西方关系的性别化表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演论》标举的“物竞天择之理”引发的意识形态革命使得“中国民气为之一变”[3]，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其重要的论说策略——“社会有机体说”亦深入人心。然而，鉴于清末中国内忧外患、灾难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当中国的男性精英试图在西方主导的“帝国—殖民”世界体系中重建国家身份时，亡国灭种的国族危机迫使他们只能将国家的生物学喻体无奈地投射到“病夫”“弱女”的身体上。

东西方的性别化表述广泛见诸时人笔端。如1902年奋翮生（蔡锷） 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军国民篇》一文即将“老大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比作“罹癞病之老女”与“犷悍无前之壮夫”之间展开的打斗，既老且病的女性一方显然毫无胜算的可能，“亦无怪其败矣”[4]。梁启超《尚武论》（1903）中亦有类似的性别化表述，认为“二千年之腐气败习”已然“深入于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子，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5]，“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6]。在经历了甲午国耻后，梁启超笔下的中国更是一派“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7]的阴暗气象，沦为集“女体、病质、暮气”于一身的“老大帝国”。如何让女性化、病态化的“国体”脱离“女体”的不堪境地而实现由弱变强、去阴转阳、返老还童的国族复兴，是彼时中国男性精英不断叩问的重要课题，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设想往往还是通过性别化的表述呈现出来。

梁启超于1902年3月起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学术”栏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论述就是此种性别化表述的典型运用。梁启超在该文中热烈地畅想了当今世界上的两大文明，即泰西（欧美）文明与泰东（中华）文明之间结成的跨种族联姻。依据“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优生学理论，梁启超认为，这一东西合璧的婚姻“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并最终实现“亢我宗”[8]这一保种、强种的种族诉求。事实上，诸如此类借东西方混血以强国保种的热烈畅想自晚清以来便不绝于耳。易鼐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1898）一文中即明确表示，中国转弱为强的关键就在于“合种以留种”。所谓“合种”，即“黄人与白人互婚也”，并断言，“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9]。这一黄白人种通婚的设想在梁启超笔下转喻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联姻。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期待着借跨种族通婚以实现保种、强种的生殖目的；不同的是，梁文中明确地标注了泰西文明的性别身份，即“西方美人”。换言之，泰西文明只能以“西方美人”的女性身份才能被接纳为泰东文明的妻子。在这场东西方联姻的热烈畅想中，“西方美人”只能以妻子与母亲为其性别角色期待，只能以改良黄种为其价值体现，东方文明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男性主体地位并不因西方文明的介入而有丝毫动摇，这无疑是两大文明联姻的根本前提。

显然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国耻引发的国族身份的女性化蜕变并没有消磨，反而极大地刺激了男性精英渴望由弱变强、去阴转阳、返老还童的男性化国族诉求，恢复国族男性性别身份的努力从来就不曾消歇过，而这一愿望的最终实现则有赖于“西方美人”的成功引入。所谓“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10]，以富于科学精神与革新意识的泰西文明更新泰东文明那早已陈腐的学术传统与知识结构，使他那腐败不堪的病质弱体得以在欧风美雨的滋养下重新焕发出少年般的健康光彩，并最终重现往昔的强者雄风。这一激荡着男性狂想的国族欲望是梁启超所谓“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11]这一论断发出的原初动机，亦是其终极目标所在。这一论断同时也强烈地暗示了唯有聪慧、强壮、独立，且富于生产力（经济上的“生利”与子嗣上的生育）的“西方美人”才有资格在“老大帝国”重返阳刚体魄的治疗过程中担当重任，而与“西方美人”形成鲜明对照，即便“则固日日香花祈祝，求为欧美扶桑之一足趾而不可得者也”[12]的中国二万万女子则成为边缘化的他者，“西方美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男性精英为中国女界指定的效法榜样。显然，在男性精英的设想中，唯有“西方美人”，或以“西方美人”为榜样而成就的“中国美人”才有资格被纳入男性化国族的身体中，并真正为国家有机体的康复作出卓有实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