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

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无论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还是形而下的田野调查研究，都应当持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不应该脱离自身所处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就当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而言，主要出于对乡土社会的关怀，对乡民的同情及怜悯，以及为改造乡土社会的激情所驱动，这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入世情怀，“救世”思维模式，可以作为研究者田野调查时所应拥有的情感，而不能作为与研究对象沟通时所持的价值立场。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如费孝通的“双轨政治”、杜赞奇的“经纪模型”、黄宗智的“三角结构”、张研的“双重统治”、徐勇的“二元权力体系”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兴起的乡村社会与中央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倾向于用近代西方的国家——社会理论去检验中国的乡村社会，先后用宗族论、士绅论、精英论、权威论、文化网络论等学术话语加以解释，侧重宗族、士绅、精英、权威、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而普通民众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被视为懦弱、顺从、无知的群氓，其所起的作用往往被忽略、被遮蔽。“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其实，社会下层才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5]尤其是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研究，如果我们将眼光向下，聚焦到普通苗民[6]身上，或许会发现另一个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的博弈过程中，苗疆的普通民众与土司、衙役乃至流官处在一个博弈、制衡的互动社会网络中，他们都必须遵守某些共同的社会惯例，必须遵守一定的界线，不断地自我调适，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都同样受到权利义务关系的制约，以保证各自相安无事。

在苗疆发展史上，明代长期经营苗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苗疆“生界”附近汉苗杂居区域设立了许多小土司。特别是在清代开辟苗疆之后，清王朝政治力量伴随着军事力量进一步深入苗疆，清水江流域、都柳江流域得以大规模的开发。美国的保罗·柯文早就指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7]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关注传统中国的内地[8]，还需要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边疆民族区域的乡村社会，深入研究下去，由此才能真正地、详细地和全面地理解、认识清代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