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秦汉至明时期连接亚、非、欧三大洲主要文明古国的著名商业贸易路线，包括陆上、南方以及海上古丝绸之路，本书所言古“丝绸之路”，指的是贯通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贸通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既是商贸通道，也是古代文化、技术交流等的国际通道。延续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是那个时期沿线国家民族文化史与文明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历史的喧闹虽已过去，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朗—伊斯兰文化、古埃及文化等）所创造出来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因此，探寻“丝绸之路古文明”，让它的“印记”深深刻入大家的脑海，就成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古文明”课题组寻找失落的古文明和东西文化交流轨迹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2019年开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古文明”研究课题组考察了河南（洛阳、淮阳、安阳、渑池、偃师、三门峡）、陕西（西安、宝鸡、岐山、临潼）、甘肃（天水、庆阳、平凉、临夏、武威、张掖、酒泉）、青海（西宁、湟源、共和、都兰、德令哈）、新疆（若羌、且末、和田、喀什、拜城、库车、伊犁、轮台、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霍尔果斯）、宁夏（银川、灵武）、内蒙古（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旗）等中国境内的文化遗迹，实地走访了女娲祠、伏羲庙、太昊伏羲陵、大地湾遗址、北首岭遗址、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博物馆、马家窑遗址、临夏彩陶博物馆、马场遗址、喇家遗址、双槐树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址、黄帝陵、炎帝陵、殷墟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原遗址、虢国博物馆、马家塬战国墓、秦公一号大墓、秦兵马俑、阳关、玉门关、西域都护府、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雷台汉墓、法门寺、血渭一号大墓和热水墓群、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莫高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鸠摩罗什寺、大雁塔、唐石堡城、古黑城遗址、上塔买古城、都兰县全杰烽火台、德令哈乌兰陶勒盖烽燧、茫崖古墓葬群、米兰遗址、小宛国墓葬、扎滚鲁克古墓群、陶片遗址、喀什噶尔老城、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布滚鲁克烽火台、莫勒切河岩画、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有学者认为是仑头国城址，有学者认为是建立在“乌垒城”基础上的西域都护府）、拉依苏西烽火台和东烽火台、拉依苏古墓葬群、卓尔库特古城（有学者认为这才是西域都护府治所）、阔那协海尔古城、吾里旁遗址、阿克墩遗址、铁门关、玉孜干古城、察吾呼遗址、四十里大墩烽火台、景教遗址、阿斯塔纳古墓群、胜金口石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水洞沟遗址、西夏王陵、定远营古城、黑城遗址、拜其尔墓地、东黑沟遗址、巴里坤古城、北庭故城遗址、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大喀纳斯墓葬群、布鲁克岩画、青得里古城遗址、霍尔果斯、惠远古城（伊犁将军府）、夏塔古城遗址、小洪纳海石人墓、则克台岩画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都兰博物馆、海西州博物馆、若羌县楼兰博物馆、巴州博物馆、和田博物馆、喀什博物馆、哈密博物馆、阿拉善博物馆、召烧沟岩画遗址博物馆、伊犁州博物馆等几十处古迹、遗址、烽燧、文物、博物馆，考察线路长达2万千米。
“丝绸之路”涉及地域辽阔，内涵极为丰富。课题组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陆路的南线、中线、北线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但受新冠疫情影响，课题组对国外的集体考察未能实现，这是我们的不足之处。但是课题组成员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对部分遗迹有所研究。
在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前期完成了《丝绸之路古文明调查研究总报告》（第一期）、《丝绸之路古文明调查研究总报告》（第二期）、《丝绸之路古文明调查研究总报告》（第三期），共60万字。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丝绸之路古文明印记》，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也不同于常见的游记、散论，本书力求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规避海量专业术语给普通读者带来的疏离感，从全球文明视野出发，展现丝路精神。通过本书，打破族与族、国与国的界限，将丝绸之路上附着的人类“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串联在一起。
丝绸之路绵延7000千米，延续2000多年，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传播、文明融合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完全得益于沿线国家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态度，所体现的丝路精神，是中国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
二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von，1833—1905年）1877年在《中国》[1]一书中，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又说河南洛阳），西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全长7100千米的线路，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很快被学界和大众所接受。此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年）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把丝绸之路西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的小亚细亚，从概念上确立了更具实质含义的贸易交往通道——“丝绸之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从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道西北丝绸之路，扩展为北向内蒙古，西行天山北麓到达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还有从长安出发，经成都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再有明朝从中国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本书只涉及陆路，也即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长安或洛阳，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达地中海的罗马和北非埃及，贯通世界“四大文明”。我们说，丝绸之路的价值在于把世界四大文明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往。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和平友好、平等互补、包容互鉴、多元并存的局面。尼罗河流域孕养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孕养了古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孕养了古巴比伦文明，黄河、长江孕养了古中国文明。
（一）古埃及文明
大约距今1万年前，非洲北部的居民在尼罗河谷地逐渐开始了定居农业生活，他们利用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将尼罗河谷地打造成古代著名的粮仓。
古埃及文明诞生之初的地理范围只涵盖尼罗河谷地，比今天的埃及要小得多。公元前3500年前后尼罗河谷地出现了十几个早期国家，这些国家在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后逐渐形成北部的下埃及王国和南部的上埃及王国。下埃及王国的国王头戴红色王冠，以眼镜蛇为图腾、蜜蜂为国徽；上埃及王国的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神鹰荷鲁斯为图腾、白色百合花为国徽。[2]大约5100年前，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王国，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统一王朝，古埃及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由松散的城邦部族形态向统一国家过渡的文明。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标声符号，其音符包含单音素、单音节和多音节3种文字字符。
古埃及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数学和几何学，古埃及人用芦苇作笔、莎草作纸，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书写记录。
大统一后，古埃及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统治机构——国王作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向各地分派委任官吏。
国王美尼斯在统一上下埃及之后，把都城由原来上埃及的都城底比斯迁至上下埃及之间的孟菲斯，以方便自己更好地统治整个埃及，他有时戴白冠，有时戴红冠，以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
国王不仅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也被赋予了神性，人们开始用“法老”一词称呼国王。事实上埃及人对自己的首位法老美尼斯的了解仅限于他统一了埃及，建立了新都孟菲斯，修建了卜塔神殿，至于他的其他事迹则一概不详。
由美尼斯开创的古埃及第一王朝在历经八代法老后被第二王朝所取代。
大约在公元前2686年，古埃及第三王朝建立。第三王朝王权已相当强大，法老分派总督统治全国各地以替代之前的地方部族首领。日后成为古埃及文明象征的金字塔也诞生在第三王朝时期，在当时要营建这样的工程是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支撑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埃及已进入繁荣发达的文明时代。
随着国力的发展，法老开始将自己的双手伸出埃及的边界，向邻邦扩张。早在公元前28世纪中叶法老就开始横跨地中海，展开各种商贸活动。当时埃及人的船就能从尼罗河进入地中海，最后抵达腓尼基（现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地带）。
在向地中海拓展的同时古埃及法老还派出商队从尼罗河出发顺流而上抵达今天的苏丹等地，在这里他们与南方的黑人部族展开贸易活动，事实上古埃及人才是最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进行探险的民族。位于西亚的西奈半岛上也有法老的毛驴商队和铜矿，这表明古埃及法老的权威已扩张到西亚地区。
在公元前2345—前2181年的第六王朝统治期间，古埃及的商队甚至到达了今天的非洲南端地区。
然而在古埃及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各省区总督的权力也开始膨胀，大约在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爆发了严重的内乱，在此之后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古埃及文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不见任何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年底，比斯的统治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统一了古埃及，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上的第十一王朝，结束了长期的内战。
大约在公元前1985年，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建立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并将首都迁至法尤姆绿洲的伊塔威。在这里，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实行了富有远见的垦荒和灌溉计划，以增加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这时的埃及人已开始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记录以辅助农业生产，同时他们也开始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过程中，古埃及人逐渐发展起自己的天文学和历法学，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就诞生在古埃及。
尼罗河是埃及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促进了古埃及人定居农业的发展，然而尼罗河的泛滥同样会淹没人们生活的村庄和城市。和古代中国一样，治水是古埃及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
第十二王朝的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迫切希望设计出一种能在丰年将水蓄积起来以备灾荒的方案。
当时埃及的工程技术已足以在上下埃及之间修筑堤坝阻断山谷，从而将上埃及变成一个水量常年充沛的蓄水池并能源源不断地向下埃及输送水源。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设计理念看起来是美好的，然而这样做存在很多弊端。首先，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当时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开支；其次，设计这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意味着将淹没数百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的肥沃良田；最后，一旦决堤将使整个下埃及陷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在认真思考后还是不敢采用如此冒险的设计，于是他转而设想在尼罗河西面的山区找一处天然的低洼地带以替代他原来设想的人工蓄水池。
后来他还真在孟菲斯南面找到了这样一处天然的低洼地。这是一片长约50英里（约80467米）、宽约30英里（约48280米），占地面积六七百平方英里（1500—1800平方千米）的洼地。一道高约200英尺（约61米）的狭窄山脊将这处洼地与尼罗河隔开，由此分离出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岩石峡谷。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只需沿峡谷凿出一条水渠就可以将涨水期的尼罗河水导入洼地，这可比在上下埃及之间修筑拦截尼罗河的大坝的工程量要小得多。
最终阿蒙涅姆赫特一世以尼罗河西面的支流为起点挖出了一条贯穿峡谷的沟渠，通过对水闸和防洪门的控制既可以在水位上涨时引导洪水流入以实现储水的目的，也可以在水位下降时释放原来储存的河水以实现灌溉的目的。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在位时埃及的商贸、艺术、宗教、农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时间外部世界普遍将埃及视为一片肥沃的、秩序井然的乐土，而埃及也萌发了对外扩张的念头。
埃及早期最大的对外军事扩张行动发生在第十二王朝的辛努塞尔特三世统治时期。这些军事行动使埃及的南部边界向前推进了二百四十多千米，从而成功控制了第一瀑布到第二瀑布上游之间的地域范围。
辛努塞尔特三世在新的南部疆界竖立起两根刻有铭文的石柱，以此告诫当地的黑人部落不得向北行进，同时这些部落还必须向埃及进贡家畜。
辛努塞尔特三世的扩张方向不仅局限于南方。在他执政的第八年至第十六年，他的军队一直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区域进行残酷的战争。在他执政的第十九年，发动了占领卡什地区的远征并在阿拜多斯取得胜利。
辛努塞尔特三世并非一个只懂征服扩张而不会建设的君主。在他的带领下，开凿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网络，发明了几何学，建造了五十多英尺（1英尺=0.3048米）的巨型雕像。
这一时期埃及与地中海东部近邻的贸易关系得到了蓬勃发展。叙利亚、巴勒斯坦、克里特岛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地区都是埃及贸易圈内的成员。
这一时期埃及人的船队在爱琴海上往来穿梭，并将克里特岛等地中海东部的岛屿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在红海北端，古埃及人向西开凿了一条运河，在苏伊士运河开通的数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通过这条运河成功地将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
埃及人的船队通过运河进入红海向非洲的索马里海岸和印度洋海峡挺进。在南方，古埃及法老征服了努比亚（今苏丹），将自己的版图拓展到尼罗河第二大瀑布附近，这次扩张使古埃及获得了大量石料和黄金。为防止战败的努比亚人发动报复性叛乱，法老开始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辛努塞尔特三世的继任者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时期，开始允许亚洲移民进入三角洲地区，为他的采矿业和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随着亚洲移民的到来，古埃及农矿业的劳动力资源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代变得相当充足，古埃及经济进入高度繁荣时期。
（二）古印度文明
距今约4500年前，地球从寒冷的冰川期跨入了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那时的南亚大陆，普遍雨量充沛，生长着繁茂的森林，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印度河文明也恰好出现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开始迅速发展，人们种植小麦、大麦、豌豆、鹰嘴豆、小扁豆、棉花等农作物。从气候条件来看，当时的印度河流域十分适合发展农业，为文明的孕育带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在从事原始的狩猎与畜牧业的同时，发现了发展农业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开始采集、播种、收割、存粮，由此拉开了印度河文明的序幕。相比之下，恒河流域雨量充沛、地势平坦，比较适合喜湿作物，比如水稻、甘蔗、黄麻等。然而，恒河流域的这些优点，在当时的自然和生产力条件下，反而是一种阻碍。
古代印度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农耕文明，被来自外部的雅利安人所继承。雅利安人由印度河流域迁移到恒河流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他们制造了铁器，并用铁器制造工具、兴修水利、组织灌溉，带动了恒河流域的文明与进步，使得恒河流域的发展逐渐赶上印度河流域。
显然，印度河文明远远早于恒河文明。印度河流域河水的枯竭、环境的变化，以及战乱或瘟疫使这个短暂的文明加速衰落，乃至消亡，并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晚近以来帕哈拉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成果，从此揭开了印度河文明不为今人所知的真实面纱。异常发达丰厚的印度河文明和耀眼的恒河文明交相辉映，二者同称古印度文明。
古印度河文明发掘出众多且极具规模的城市和村庄，达罗毗荼人规划建造的城市布局十分合理；棉、麦为主要农作物，农耕活动普遍，与之相配套的灌溉系统非常完整；早期畜牧业初步发展，饲养有牛、羊、猪、象、骆驼等动物；手工业独立且发达，制陶、青铜冶炼、纺棉、宝石和象牙雕琢等手工作坊遍布城内；作为文明标志的青铜工具和器皿被广泛使用；建房的主要材料是烧制的红砖；楼房高达两三层，并配有冲洗式厕所，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座最发达的城市配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印度河文明还产生了由大约500个符号构成的古老文字体系。
古印度文明首先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后延展至恒河流域。1947年前称谓的印度，不是国家概念，是指印度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斯里兰卡。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古印度河文明的核心城市，这两个城市相距650千米，坐落于印度河两岸。摩亨佐达罗城和哈拉帕城遗址均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河流经巴基斯坦，但并不流经印度。
有研究表明，印度河文明覆盖区域可能逾130万平方千米。从考古发掘来看，印度河流域发达的农耕文明奠定了人们安逸富足的生活。连片的定居点是城市形成的良好条件，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是城市建筑大体相似的发达城市，相较于同时代其他文明古国的城市，这两座城市规划布局的先进性、城市配套设施的完善性以及城市文明程度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两座城市都分卫城和下城，哈拉帕城卫城由砖墙砌筑，高且大，应该是统治阶层居住地，下城则为普通民众居住地。摩亨佐达罗城更为雄阔，卫城有防御设施大圆塔，还有大型公共建筑大浴池、会议厅等，下城居民房屋大都用烧砖砌成，有大户人家，也有平民小户。两座城市的街道巷陌交错，房屋错落有致，有贫富分化但差距不大。据估算，两座城市人口集中，各有2万—3万人，人口密度较大。哈拉帕可能控制着矿产，摩亨佐达罗城可能是商贸和行政中心，两个高度发达的城市都意味着当时已经出现了国家制度，文字、青铜器、城市是这些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显著标志。
古印度文明有一个和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就是王权制度不明确，没有昭示权力的豪华宫殿、权力器物以及权力机构的遗迹。如前所述，上下城之分没有显现出严格的贫富分化。印章、女神像等留存文物显示，印度河文明推崇女性崇拜。
标准化和度量衡统一的古印度文明，体现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座古城建筑用砖的标准几乎一致上。尺子的发现确证了印度文明超乎寻常的智慧，这比其他文明都要先进。
在伊朗发现过古印度文明的印章，来源于古印度河文明。这些印章在两河流域也被发现。印章文字是印度河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这些印章上已经发现了五百多个符号，至今无法解读。印章的发现，使古印度文明充满神秘和玄奥。另外，在古印度文明的印章上，也发现了万字符。这个符号在印度文明之外的文明古国包括中国等也发现过。中国一个陶罐上的万字符，距今约5000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万字符。
（三）古巴比伦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都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苏美尔地区（现伊拉克境内）。这里土地肥沃松软，气候炎热干燥，虽然降水少且集中在冬季农闲时节，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苏美尔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城市国家的地区之一。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不断有农业居民自两河流域北部的丘陵地区迁入当地谋生。他们最初在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沿河地与沼泽地带建立了许多小型村社，利用河水泛滥和沼泽地带丰盛的水草、芦苇及黏土，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开发了整个南部地区。苏美尔人研发了楔形文字，使人类文明出现了跨越式进步，建立了科技和法律体系；天文方面画出了星座的十二个星象，研究出了七天周期算法；数学方面发现了圆的三百六十度和π的存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创造了高度发达的苏美尔城邦文明。
发达的文明引起了苏美尔地区其他独立城邦的觊觎。公元前2500年前后，阿卡德人打破了苏美尔文明的发展进程，战争和分裂不可避免，苏美尔城邦分裂为北方的亚述城邦和南方的巴比伦城邦。最终，阿卡德人建立了统一的王国制度，终结了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制，事实上，此时的苏美尔文明已经衰落。延及王国第三世，波斯人入侵，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又纷纷林立。之后，一个叫乌尔的城邦强势崛起，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各个独立的城邦，建立了苏美尔人自己的独立帝国，即乌尔第三王朝。
一个世纪以后约公元前19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阿摩利人消灭了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古巴比伦奴隶制王国。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用武力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汉谟拉比时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鼎盛时期，他死后不久，王国分崩离析。之后，赫梯人、加喜特人纷纷入侵，加喜特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南部近四百年后，被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被迦勒底人灭亡，迦勒底人建立了以巴比伦为首都的王国，史称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所灭，此后，古代两河流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完整的国家。[3]
巴比伦文明承接苏美尔文明，亚述、新巴比伦等都可称作古巴比伦文明，他们在两河流域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世界文明，为人类文明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巴比伦最杰出的国王汉谟拉比缔造了强大的巴比伦王国，他颁布了为后世所赞叹和膜拜的著名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是古巴比伦留给世界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序言宣扬汉谟拉比受命于神。正文几乎涉及现代意义上的主要法律领域，体现了古东方社会混合法律的浓厚特色。结语颂扬汉谟拉比的功绩。《汉谟拉比法典》的顶端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坐在椅子上的正义之神沙马什，另一个则是汉谟拉比，意在说明“我（即汉谟拉比）是受神的旨意来统治这片土地的”。
这部法典以楔形文字写就，古老而完整，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汉谟拉比法典》对后世东西方法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古巴比伦时期的数学十分发达。他们早早就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以及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法。他们把圆分为360度，还会计算不规则的多边形面积以及椎体体积，知道π近似于3，甚至有乘法口诀表，后来的珠算口诀也承继了这一特点。
古巴比伦时期的天文学同样十分发达。他们发明了太阴历，把一年分为12个月354天。他们发明了闰月，把一小时分成60分，以7天为一星期。他们能区别恒星与行星，还给一些星体命了名，能预测日月食，这些都是伟大的创造。
古巴比伦社会是等级分明的奴隶制社会，第一个等级是“阿维鲁”，属于有公民权的自由民阶层，是上层统治阶级。第二个等级是以“穆什钦努”为主的依附于王室土地的无权自由民，属中层依附阶层。第三个等级是以“瓦尔都”（男奴）和“阿姆图”（女奴）为主的底层奴隶阶级。
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典范。现今的巴格达城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南北分界线。古亚述城为北部中心，又称为西里西亚；南部以巴比伦城为中心，也称巴比伦尼亚，其又分为两个地区，一个是苏美尔地区，一个是阿卡德地区，他们的居民分别称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
事实上，是苏美尔人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初文明。美索不达米亚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摇篮之一，为文字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楔形文字”来源于拉丁语“cuneiform”，是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这个名称表达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楔形文字是由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历经数百年演变得来的。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当作书写工具，把文字刻在泥坯上，然后把泥坯烘干，干燥后笔画形似楔子，故称“楔形文字”。
古巴比伦文明的另一特征是出现了城镇、神庙、宫殿，成为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乌尔城矗立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周围砖墙环绕，墙外有宽阔的护城河，便于交通运输和加强防御能力，河边停泊着许多商船，便于货物从一个居民点运到另一个居民点。
城内狭窄的街道互相交织。街道两旁是房屋、商店和公共设施，国王宽敞的宫殿也在这里，而在城市中央的土台上，建有供奉月亮神的神庙。古巴比伦城的巴别塔、女神门、空中花园雄伟壮丽，堪称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尼布甲尼撒二世对巴比伦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使巴比伦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东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在漫长的时光里，两河流域像一块砧板上的肥肉一样，反复被各种文明侵略占领，民族文化也被不断渗透稀释。
（四）古中国文明
黄河和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孕育了8000年前的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孕育了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孕育了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多元一体迸发。考古显示，中华文明确属多源并起，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文化区系，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
大约在1万年前，中国正式进入新石器时代。据考证，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达一万余处。这些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遗迹，表明中国先民已由狩猎、采集向早期农业过渡。能代表古中国文明前身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
1.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文化是中国甘肃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考古发掘遗存丰富、成就罕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分期的坐标，是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遗址之一。遗存测年约8000—4800年前，上下跨度约3000多年。考古发掘共有五期文化，其中一期文化遗存绝对年代距今8000—7000年，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彩陶，发现文物近万件，房址、灶址、灰坑、窖穴、窑址、墓葬、壕沟众多。大地湾一期文化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渭河支流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其十余种彩绘符号比半坡陶器刻画符号早1000多年，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出生于甘肃，成长于甘肃，后到中原大地传播文化，入主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生活的时代与大地湾时期应属同一时期。
2.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孕育灿烂中国文明的核心基因，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一，显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以彩陶文化为主要标志，分布广泛，遍及黄河流域地区及周边，中心区主要在关中、豫西、晋南，中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仰韶村、半坡、双槐树遗址是其代表性遗址。
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建筑布局有序，外围多呈环壕围沟状。
半坡遗址最为典型，壕沟内为聚落居住区，有供大型公共活动使用的大房子，其他小型房子环绕大房子呈半月状布局。沟外有墓葬区、窑场等。
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这在仰韶遗址的其他遗址多有发现，半坡遗址就发现了呈放完整的粟、粟壳遗存，而且粟壳遗存数量不菲。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等仰韶遗址，都有发现粟壳。姜寨遗址，发现了黍，这是一种特别耐旱的作物。半坡遗址白菜或芥菜类种子遗存的发现证实了蔬菜种植技术的存在。这些遗存的发现，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
仰韶文化时期，采集和渔猎经济较为发达，捕捞活动技术娴熟，而且黄河众多支流水域宽阔，水产丰富，有利于渔猎。考古发现石制和陶制的网坠以及骨制的鱼钩、叉等渔猎工具，充分证实了仰韶时期先民渔猎技术的状况。如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皿上的鱼网纹和鱼纹描画便是明证，也是先民对捕鱼这一重要生存途径的记忆和想象。
仰韶文化时期的手工业，涉及制陶、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彩陶工序完整、技术风格独特、纹饰精美、造型多样，能熟练运用图案和花纹，其中陶器上描画的各种动物形象十分生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遗址的彩陶上还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虽然有待专家进一步破解，但细细品味，极具原始文字的想象。
仰韶文化时期跨度7000—5000年，其成熟的粟作农业、渔猎技术和空前的彩陶文化，还有如南佐遗址的大型宫殿建筑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最初的中国”，实证了其在中华文明起源考证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也将中国考古学推向新的境地。
3.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历城镇。经碳14断代考证，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距今4500年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其中心区在今河南、山东一带。[4]考古学上把河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湖北的石家河文化、山西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统称为龙山时期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国夏代之前与夏初交错时期。龙山文化以薄、硬、光、黑的陶器最具特色，所以也叫“黑陶文化”。其中的丁公陶文在文字意义上的争论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展示了极其高超的制陶工艺，晚期的冶铜技术昭示着青铜时代隆重登场，无疑翻开了文明时代的新篇章。龙山文化遗址城址的发现具有非凡的考古意义，祭坛、宫殿以及宗庙等的遗存显示王权的真实存在。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迈向成熟的黎明前夕的有力确证。
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玉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中国先祖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5]当时已有骨卜的习惯。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与龙山文化有联系。
4.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的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属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的发达文明，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是中国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跨越长城内外。
红山文化时期农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牧、渔、猎也很发达。石器打磨技术尤其是细石器工具发达，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彩陶制作技术、氏族墓地分布等独具特色。
红山文化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6]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形龙，高26厘米，完整无缺，周身卷曲，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唇紧闭，鼻孔对称，双眼突起，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有鹿眼、蛇身、猪鼻、马鬃4种动物特征。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极富生机和活力的中国优秀文化。玉龙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图腾，更象征着皇帝的权势、高贵，也蕴含着中华儿女美好善良的心性。
红山文化时期，应与中国历史上的炎帝、黄帝和夏、商、周属同一时期。
5.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以四川盆地的广汉一带为中心分布，考古发现极其丰富且极具文化冲击力。岁月的流逝，地下的封埋并没有消磨其最初的光鲜，他是中华文明独特而神奇的文化面相。
早期考古发现的城市、礼器、文字和近年发掘出土的铜器、玉器、金器一次次提升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青铜雕像、金面具、手杖让人们对中华文明来源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有密切联系，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交融的中国古代文化，是夏文化或商文化在蜀地的传播，翻开了中华文明更为璀璨的一页，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延续不断的有力证明。
6.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也是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存，地处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良渚古城。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千米，是距今5000—3700年的城邦文化。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以稻作为主，稻谷分籼、粳稻，石犁、石镰收割农具使用普遍，这意味着农业的显著进步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良渚文化的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陶器、木作、竹器、丝麻纺织技术发达。玉器的装饰、刻画及其精美程度达到了史前玉器的高峰。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象征神权的至高无上。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遗存突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分层和严格的等级秩序。贵族墓葬与平民墓葬在规制和内容上的巨大差异可能意味着王权社会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华文明迎来黎明的曙光。
中华文明在历经“三皇五帝”时代多源并起后，至夏、商、周三代向中原集中。这当中，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构筑起古中国文明的斑斓璀璨的历史。
三
纵观人类文明史，亚洲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大文明古国，亚洲有其三。中华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一脉相承，这与我们祖先的文明创造密不可分，从黄河、长江到印度河与恒河，再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老多元的亚洲文明灿烂夺目，熠熠生辉。
千百年来，沿着丝绸之路，文明火种在广袤的亚欧大陆薪火相传。张骞通西域，鉴真东渡日本，玄奘、法显西行印度，他们是播撒人类文明的使者，在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厚重的文化印迹，它们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带动了沿线文明国家交流交往的步伐，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文明发展史就是一幅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壮阔画卷。
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快速而崭新的发展时期。“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世界人民交流交往日趋密切，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揭开了新的一页，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本书力图展现世界“四大文明”的点点滴滴，唱响“一带一路”经济繁荣、文化传播、文明融合、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主旋律，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给全球化注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是唤醒丝路记忆，开辟新时代文明道路的伟大举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进交往交流，民心相通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交融，文明交流互鉴成功获得各国人民的认可与支持，丝绸之路再次展现出其文化交流的独特使命，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在地球村济济一堂，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丝绸之路使世界四大文明板块相互贯通，并使它们联结在一起。中国、印度、中东和西欧，是四大桥头堡。丝绸之路促使人类文明交往，四大文化板块相互补充，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没有武力。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中华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在智慧的追求当中，真理的探索当中，平起平坐，互鉴共荣，美美与共。
本书是集体成果的结晶。课题总设计是安文华、侯宗辉。序言由安文华撰写，第一篇丝绸之路东端起始段——陕西、河南部分由金蓉、宋晓琴、梁仲靖承担，第二篇丝绸之路黄金通道段——甘肃、青海部分由王屹、杨波承担，第三篇丝绸之路干线交会段——新疆部分由侯宗辉、李骅承担，第四篇丝绸之路西端终点段——国外部分由谢羽、李志鹏、王丹宇承担。我们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立项支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在调研中给予了课题组大力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参与了部分线路的调研。在此对大家的帮助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安文华
2022.5.12
[1] 李希霍芬写作的5卷本《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简称《中国》），于1905年10月他去世前出版了第一、二、四卷。第三和第五卷是他去世后由其学生整理编辑而成，于1912年全部出版。在1877年柏林出版的第一卷中，他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名。参见刘进宝《从提出背景看“丝绸之路”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3日第5版。
[2] 《四大文明古国的起源之古埃及篇》，360个人图书馆，2019年5月3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503/10/18841360_833049986.shtml，2023年2月22日。
[3]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起源》，360个人图书馆，2016年6月15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15/19/7693646_568050316.shtml，2016年6月15日。
[4] 《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今日头条，2021年4月9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49125620865483267/？wid=1683251546370，2023年2月22日。
[5] 《河北发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环球网—滚动新闻，2014年7月13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eG2，2023年2月22日。
[6] 《上博藏玉神秘奇幻的史前玉器赏析》，搜狐网，2022年7月15日，https://www.sohu.com/a/567623713_121423279，2023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