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净饿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她的管教。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第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她在那拉氏祖母去世后当了家。她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她精神最初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突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我祖母接到这个“懿旨”，直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她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奕谟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当做生了一个儿子，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这位贝子平时不大会奉承慈禧，慈禧早已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更加生气，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奕谟以前曾受过她什么折磨，他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忿，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奕漠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

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慈禧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敏郡王奕志为嗣。正像漠贝子诗中所说的那样：“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懿旨。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定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19]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生的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三弟早故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银[20]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她在财物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全不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这太监回答说：“奶奶还没回来呢，不忙关。”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人称呼。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她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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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2] 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佐领”，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年（1616）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田旗，共为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叫做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3] 奕（1833—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4] 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萨满教”。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男巫叫“萨满”，女巫叫“乌答有”。他们为人治病、驱邪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作神鬼附身状。满族进关后，此教仍然保存，但只限女巫（称萨满太太）经常进宫。

[5] 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梓宫”。

[6] 欹器亦叫做敧器，荀子《宥生篇》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敧。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7] 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8]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史称为“六君子”。

[9] 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10] 花翎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皇族和高级官员赏孔雀翎，低级官员赏鹖鸟翎（俗称老鸹翎，因是蓝色的又称蓝翎）。皇帝赏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阶高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

[11] 商代以来历朝一般都设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作为国君辅弼之官，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为辅导太子之官。但后来一般都是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权。明清两季亦以朝臣兼任，纯属虚衔。

[12] 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之孙。初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13] 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皇帝的女儿封公主称固伦格格，亲王女儿郡主称和硕格格，郡王女儿封县主称多罗格格，贝勒女儿封郡君亦称多罗格格，贝子女儿封县君称固山格格，镇国公、辅国公女儿封乡君称格格。格格又有汉族“小姐”之意，故旗人家女儿也叫格格。

[14]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民国后成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数度把持北京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又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华北汉奸政权，旋被抛弃，不久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一直到死。

[15] 溥伟（1880—1936），恭亲王奕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16] 一九〇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着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17]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河北河间人，在清末亦是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之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18] 银锭桥在北京地安门附近，是载沣每天上朝必经之地。一九一〇年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载沣秘密埋藏自制炸弹于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后，清廷慑于当时民气，未敢处以极刑，南北议和时即予释放。当时把这案件叫做“银锭桥案件”。

[19] 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的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其实他并不管事，除了王府中有婚丧大事时去一下之外，平日并不去王府。

[20] 清代制度官吏于常俸之外，朝廷为示要求官吏清廉之意，另给银钱，叫做“养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