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分析工具

受克莱斯威尔（Cresswell, 2011）的启发，我们认为下面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是了解本书谈及的原住民流动的几个重要方面：流动作为社会进程，流动作为生计，从自愿流动到强迫流动，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我们发现几种流动形式能塑造或重新塑造生计方式，并导致社会性别分工和实践的改变。

（一）流动作为社会进程

流动作为社会进程不仅包括有形的流动（身体的移动），也体现为通过和其他进入社区的人的接触与外界产生联系（Rigg, 2002; Xu, 2006）。这意味着流动是一种改变当地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过程。经常跨越地理政治边界的人也行走在文化的边界，这种边界由语言、公民权、种族、民族渊源以及社会性别意识等产生（Duany, 2002）。这样的流动能促进新的移民身份和政治差异的产生（Rigg, 2007a）。迁移到新的地方的人面临各种挑战，如使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利、归属感、民族渊源和身份差异等。而留下来的人则面临其他挑战，如要会管理使用打工汇款，传统社区文化遭到侵蚀，还有社会性别角色和分工的变化等。因此，正如克莱斯威尔（Cresswell, 2011）所说，流动发生在某些地方，也因为地方的改变而发生流动，不同的流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些流动带动产生另一些流动。

作为社会进程，流动是跨边界跨国界的。虽然纵观历史，流动是原住民一个主要的应对策略，但直到近来，流动才越来越受到地理联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政策的影响。除了各自的国家对他们有些特殊的法律条例外，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原住民大多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边缘化也体现为劳动力市场距他们的居所遥远和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例如，流动到新目的地并不总能保证得到好的收入或体面的生活条件。对中国的农民而言，户籍制度规定了总体的城市和乡村地区关系，尤其是对流动产生了制度限制。许多男女在城市寻求新的生活，却不得不冒险承受各种压榨。也就是说，对于进城务工的人来说，存在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障碍，这也会对他们的生计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显示，流动和不流动都可能导致原住民男女进入螺旋形的处境恶化状况或渐进的脱贫状况，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空间关系情况。例如，云南省那些无力支付到昆明的旅费的人只能留在家乡的村子里，虽然他们很向往去昆明。同时也有这种状况：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有些人，尤其是中年妇女和老年人，只能待在他们先辈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子里。而年轻一些的人又不得不外出务工，赚钱为孩子付学费、付医药费并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现在不再自给自足。人们为支付教育费采用流动的生计模式，因为其日常生活货币化了（也可参见Bryceson, 2002; Rigg, 2006）。所以，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流动和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流动的经历因性别、民族、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群体之间也有差异。流动是一种移动，同时它与流动的内涵和产生流动（或不流动）的权力也交织在一起（Cresswell, 2006）。

（二）流动作为生计

作为生计的流动从时间长度来看有永久性流动和临时性流动两种，其原因有农业生产的变化、新兴农业产业的进入、工业的发展和教育的变化等。流动取决于也体现出人们创造生计方式的能力，因此，生计可能是流动的。“流动生计”的概念由斯戴普塔特（Stepputat）和索伦森（Sørensen）于1999年提出，用以解释加勒比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动现象。根据斯戴普塔特和索伦森（2001: 770）的观点，“流动生计的概念意味着涉入迁徙流动的人们的社会和空间实践活动，把生计的概念提升到超出原来属地的范畴。这个概念包含对生计的更宽泛的理解，因为它不仅观察女性和男性的迁徙，也观察他们的日常流动和长期流动”。这种观点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在生计规划中把地方和处所作为资源和资本。当人们以流动的生活方式维持生计时，流动生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拓展，是人们在新的地方、区域和国家背景下维持生计之道。

中国正从温饱或半温饱农业向新兴市场经济转化。我们发现人们通过调动不同地方和处所的资源，来实现把地方和处所作为生计资源的策略。农业富余劳动力完全改变了原住民（也包括农村地区其他人）的生计，产生了多样的生计模式——从永久迁徙到临时迁徙，从循环流动到日常通勤。另一种流动的影响是搬迁到新的地方或重新安置，新的生计方式出现了，如采矿、建筑，甚至还有拐卖人口。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努力维持传统农业。在中国农村，年轻夫妇和孩子倾向于永久地移到城市，而困难多的中年妇女更多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年男性则更多在村外务工。所以，从一个家庭的生活轨迹来看流动与不流动是很重要的，这能展示社会经济变革在移民代际的动态图景。这些都是人们流动选择和能力的例子，也显示了他们行动的内涵，而这最终又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这些研究发现表明，流动和非流动都可能导致原住民男女生活状况呈螺旋形恶化或逐渐脱贫，这取决于在起作用的政治—空间关系。

（三）从自愿流动到强迫流动

从自愿流动到强迫流动，我们指的是由于发展活动的干预而产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迁徙和异地安置。异地安置对许多原住民来说，意味着得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本书中的一个例子是因为大坝建设，有一个社区不得不整体搬迁，而搬迁补偿并不到位，就算补偿到位了，异地安置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使得搬迁的人们不断地在原住地和现住地之间做比较，从而引发他们去争取得到更高的补偿。

有不少做研究的人著书提醒说，异地安置的想法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居住在固定的居所，对原住民而言最佳途径就是回到他们“原住地”并待在那里（Stepputat and Sørensen, 2001; Dyer, 2010; Oo and Kusakabe, 2010）。这样的假定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原住民的生存是以流动为策略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流动性，国家希望把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以方便控制管理。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戴耶所说，流动被消极地看作“穷人以迁徙来应对外界的变化”，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移民和流动是“自我选择的能动性的表现”（Dyer, 2010: 301, 307），并不总是对结构不平等的应对，也并不总是阻碍人们的选择。这些相反的观点显示，流动的经历和意义因人、因地而异，流动的具体方式不一，而这也不是那么出人意料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流动的方式在不同层面上受权力的影响，在国家层面是决定融入抑或排斥，在地方层面是决定谁流动和以什么方式流动。我们在项目点的研究也显示流动方式和生计选择丰富的多样性。在中国，流动与“国民待遇”紧密相连，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户籍制度从制度上把人们拴在固定的地方，并将社会保障与户籍地捆绑，从而剥夺了他们流动的权利。对不流动的人，由于大量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强，所以原住民两头受挤压，失去了对流动的选择，而如果选择留下，大型农业产业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又让他们的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据观察，流动与否人们通常都没有选择的余地，社区的生计条件恶化，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增加流动。

（四）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

第四个相关联的方面是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正如西尔维（Silvey, 2006）和哈考特（Harcourt, 2009）所指出的，空间的流动是一个社会、经济和身体的过程，所以以社会性别视角来看流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式（Sørensen and Olwig, 2002; Staheli et al., 2004）。原住民妇女一直以来都与流动相伴——参与轮耕农业劳动，在森林采集林产品，长途跋涉去做买卖。流动通常被放在某种特定的语境（如迁徙、旅行的方式）中讨论，而缺乏一个更宽泛的语境来把流动的外在形式和内涵，以及女性和男性主体性的转变是如何受空间移动的影响等方面涵盖进去。克莱斯威尔和友藤（Cresswell and Uteng, 2008）指出，性别影响流动，而流动也影响性别。科隆里德（Kronlid, 2008）、友藤（Uteng, 2006）和罗宾斯（Robeyns, 2003）一直坚持认为，流动应该作为一种能力来研究。对流动的限制会加重妇女的从属地位，而改善的、可行的流动则会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Lund, 2013）。日下部（Kusakabe, 2012）曾经编写了一个关于湄公河地区修路所带来的影响的案例研究系列，关注了女性和男性的流动，指出流动与女性赋权之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女性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具体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日下部认为有必要对每一个道路建设项目做社会性别分析。

最后，下面几种情形中，社会性别角色和关系的变化需要引起重视，如很多男人流动是为了娶媳妇，发生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劳动力女性化现象，旅游业和小商业发展中新的工作机会的出现等。这种变化的过程在我们所研究的几个国家都能看到。在中国，找媳妇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流动原因。流动也会改变社会性别关系，这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产生了伤害，但对居住在城市和新住处的人来说，其结果是性别间有更多一点的平等。云南少数民族年轻女性为了追求生活的自由和乐趣离开家乡，而云南少数民族年轻男性更多是要回到家乡。在中国，除了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流动模式的一些宏观因素外，流动的动因在社区、家庭和个人层面上也各不相同。西部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综合开发的实施，弱化了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流动，人们在自家附近就能得到更好的创收机会。但是，受其他地方的发展的鼓舞和诱惑，年轻人渴望亲自去经历这种发展。所以，哪怕收入未必比在家乡高，他们还是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