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安全

美韩同盟的现状和未来[1]

〔韩〕周湧植 崔素玲

【内容提要】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考察美韩两国各自的战略思想，来探索美韩关系的未来走向。首先，本研究考察了美国大战略思想对美韩同盟的意蕴，该分析与韩国战略立场相结合，尤其是在涉及朝鲜事务之时。该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关系的未来走向尤其重要。两极化的冷战格局解体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能够重塑国际秩序替代性的全球格局尚未形成。考虑到上述不确定性，不同的思潮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同盟的未来走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再者，美国针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其大战略的框架之内制定出来的。和美国的战略类似，韩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朝鲜政策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基础尚不牢固，尽管它的主要战略立场，已经从遏制转向了吸纳参与。正因为美韩的安全政策尚未完全成型，探索和比较其战略立场，有助于我们为其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本文对两国战略思潮的演变进行了历史分析。该分析表明，一般而言，两国针对朝鲜的战略立场正在逐渐趋同，尤其是涉及对平壤进行威慑之时。然而，美韩同盟关系曾经一度出现紧张态势——当韩国和朝鲜求和解而把美国排除在外之时。当下美韩两国当局针对朝鲜的战略立场，大都是相互合作的，并呈现趋同态势。然而，一旦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成为军事冲突，美韩之间的战略裂痕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为韩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土地上再进行一场战争。

【关键词】美国大战略思想 韩国战略思想 建构主义 美韩同盟

【作者简介】周湧植，博士，韩国中央大学校国际大学院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朝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崔素玲，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东亚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冷战期间，美韩结成同盟对抗朝鲜的威胁，同时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讲，也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一同盟是美国在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冷战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在大战略上的调整都促使人们从战略层面对美韩同盟进行重新思考，虽然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冷战在朝鲜半岛并未终结。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或者，如果读者诸君更加中意弗朗西斯·福山的说法，则不妨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使得我们必须对现在已经过时的安全政策进行修订，同时，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知识界所谓“大战略新版本”的辩论。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兴国际结构的特征是什么。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一，主要是因为其各自理论倾向不同。现实主义学者关注“单极”、“多极”和“单多极”体系中的实力分布[2]；自由主义学者则强调和平、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扩展，认为这些理念作为调节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存在[3]；其他的理论学者，则运用文化、文明“冲突”的模式来说明文化相对论[4]。尽管这些观点林林总总，有一条基本的假设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为什么美国的地位变得如此强势？它的单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会持续多久？它如何能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不变？其他相伴随的问题还包括：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的定位、找出新的威胁、对这些威胁制定相应的战略应对方案，并对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确立指导性原则。

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美国战略制定者重新评估了后冷战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相对衰落，尤其是中国在处理朝鲜事务方面发挥了战略性的关键作用，这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变得更加复杂。同时，韩国为了终结冷战，主动争取解决朝鲜问题，包括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制定阳光政策，这一政策标志着韩国从遏制策略到吸纳策略的转变。然而，由于韩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波动等因素，首尔制定的朝鲜政策一直在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摇摆。所有这些后冷战时代的发展状况，都对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塑造，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美韩同盟的走向。本文首先试图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来分析后冷战时期人们对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包括理论倾向、新兴国际体系的愿景，以及战略层面的各种建议。然后，为了审视这些战略思想对美韩同盟的意义，本文的分析将与韩国的战略视角进行勾连，并对之进行比较，尤其是涉及朝鲜议题时。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关系的未来具有非凡的意义。自从两极分化的冷战体系解体以来，伴随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性的结构，来塑造国际秩序。考虑到这样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同盟的未来走向是至关重要的[5]。其次，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主要是在其大战略框架之内制定出来的，同时（有可能更是因为这个因素）也是考虑到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具体情况。朝鲜半岛的议题，诸如朝鲜核试验、发展导弹等，持续在国际社会引发立场分化的讨论，我们应当从一般层面上，把美国政策放置在其全球战略立场的框架下来加以理解。最后，和美国的战略一样，韩国在后冷战时期针对朝鲜的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其主要支撑性的理念已经从遏制转变到吸纳。正因为两国的安全政策在不停变化之中，所以，我们来探讨和比较其战略性思想，将有助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为其将来的合作伙伴关系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

美国的大战略愿景

从广泛的层面来讲，大家对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可以分成四个派别：新孤立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这四个派别在理论视角和对诸多议题的看法上有显著的差异，尤其是涉及冷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战略核心议题，以及政策目标和达致这些目标的手段时。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比如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以及同盟和安全制度。因为大家对新孤立主义的关注大不如前，所以，本文的分析将主要聚焦在其他三个派别上。

在这些派别中，新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时期。从历史上看，这个思想流派，主要是扎根于如下论断，即美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安全的，在面对外部攻击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故此，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而退，就被认为是最审慎的政策。孤立主义主要关心的是保住国内独特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看来，参与国际纷争，一定会造成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以此来准备和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对抗。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构，就是政府可以放开手脚，去限制个人自由，允许大型公司垄断市场。新孤立主义常常招致的一个批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他们愿意用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要地位，去换取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显著的国内福利之增进。对于大多数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人而言，新孤立主义的战略愿景比起其他三个派别而言，显得没那么有吸引力[6]。然而，这个思想流派对美韩关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孤立主义分子想让朝鲜半岛的人自己解决自己的议题，他们也会大声疾呼，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虽然“美国退出”这样的理念和韩国进步民族主义情绪相吻合，但是，它们只会加深韩国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安全问题的担忧——韩国公众把美国军队看成是对抗朝鲜军事活动的主要威慑力量。

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愿景的理论根源在于现实主义。它们认为，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会陷入长期的安全困境之中。军事冲突顶多发生得不频繁，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现象。因为安全很脆弱，所以各个国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在国际体系中如履薄冰、采取防卫的姿态。现实主义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单极的现状误导了我们，因为它夸大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获取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美国的实力比它初看起来可能给人的印象要弱小得多”[7]。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定义实力的各种因素正在变得愈加复杂，囊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信息技术和社会知识。他们断言，美国无法在各个方面都保持永远领先的程度。随着实力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美国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能力领先地位一定会最终遭到侵蚀。再者，非政府主体不光是数量在增长，其获取的权力也在增加。具体而言，有些配备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当事方，就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显著的威胁，这一点在9·11恐袭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正因为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不管美国怎么努力去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结果都不会成功，这只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抗，让霸权地位弊大于利。

现实主义思想流派的核心之处在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正在朝多极的方向发展，美国外交政策不应当与此潮流背道而驰。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美国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和平或者保证安全。美国必须努力确保，那些拥有实质性的工业、军事潜力的大国，相互之间能保持和平。如果我们只看那些一触即发的纯破坏性武力，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和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就比和小国吵吵闹闹要来得更加凶险。大国之间如果爆发一场大型的军事冲突，那就会使整个国际秩序中断，引发美国的干预。在主要国家之间维持势力均衡就能帮助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这种稳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百利无一害。

现实主义者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克林顿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预，他们坚持说，美国应当有选择地参与那些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事务[8]。这样一种选择性参与的主要基础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悲观看法：要想拿出足够的实力和意愿来维持国内和平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和平，或者保住美国在一个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根本就是异想天开[9]。有些现实主义者的想法会乐观一些，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受到其他大国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因为大家都会被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给威慑到。“美国当下的外交政策是一个美国主动选择的问题，而不是被迫应对的必然选择”[10]。然而，即便这些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警告说，不要过度扩张美国的实力，如果这样做了，那么这可能会被别人视为暴虐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宽宏大量、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克制住，这些都是一国成功施政的原则，从古希腊以来，这些信条屡试不爽，其价值早就得到了证明”[11]。

虽然现实主义者把核威慑看成是有助于美国的安全礼仪，但是，他们提倡核不扩散，担心其他国家或非政府主体有可能会因为失误或者对美国的敌意而使用核武器。但是，某些情况下的核扩散比其他情况下的核扩散要来得更加重要。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单就这个议题，对中立国和自己的友邦施加压力，把它们都变成敌人，这样的做法就是荒唐的。然而，也就是这同一拨人，会认为，在那些有政治野心或者有破坏潜力的国家内发生的核扩散，才是我们主要要担心的，这种可能性必须加以防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根据该国武器发展状况的水平，来保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但是，由于现实主义者也对成本非常敏感，所以预防性或未雨绸缪的攻击有可能是不可行、不可欲的[12]。

为了维持一个安全的体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应依赖同盟，而非合作。他们支持保留北约这样的组织（虽然不支持其扩张），并强调需要加强和盟国的关系以解决国际争端。一个合作性的安全体系被认为只是一个脆弱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区域性争端，只有在它们升级为大国纷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现实主义者都还更加偏好于遏制而非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最终，如果美国的干预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实主义者也会倾向于和盟国一起开展多边行动，而不是美国单边作为。传统上，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一般而言都是采纳了现实主义的立场。

自由国际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从理论上来讲是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假设，国际体系中的和平是不可分的，要想维持和平，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必需的。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它的看法比现实主义者要更加广泛：“……‘任何一个侵略者，无论何地’，实际上都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国家敌人，因为它通过侵犯国际社会的和平和法律，（或许是以间接的方式）危及了每个国家的和平和安全”[13]。在这一战略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大国政治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没有哪一个势力均衡，能够确保美国的安全。一个区域的战争很容易就会扩散开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将会步步升级，以至于军备竞赛或者地方冲突都能导致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因此，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应当做好准备，去干预区域纷争，以防止后者升级为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威胁的事件。

然而，自由国际主义并不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警告说，美国不应该采取单边行为，去确保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和现实主义者有所不同，自由国际主义者看待美国霸主地位遭受侵蚀，不是从竞争对手崛起这一相对视角，而是从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这一视角来观察的：在这一世界中，美国对自己实力的运用是有限的，只是它依然对世界格局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一（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努力加入各种关于信息、商贸、合作的全球网络之中。……在许多方面，美国仍然是这些网络的守门人，因此，我们对其他国家做出的选择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14]。因此，自由国际主义建议，美国要在构建合作性安全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个合作性的安全战略依赖于国际制度和组织框架之下的多变运作。现实主义者认为，集体安全的基础是各种自发的相互平衡，用来针对威胁。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同，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合作性安全战略需要把针对国际争端、区域争端的多边解决方案给制度化。由此，强化诸如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和北约之类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法、国际条约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些才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主要关心的。他们认为，同盟国关系仍然是重要的；然而，我们需要对之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挑战。

对于提倡合作性安全战略的人而言，核扩散是一个主要议题。他们支持采取非常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和扭转这个过程[15]。自由国际主义者反对任何新的核大国，除了那些原先在国际条约中声明的核武器国。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必须一视同仁，无论对方是敌国、友邦还是中立国。

从理论和历史上看，会不停地有人出来质疑，一个合作性安全体系是不是可能的。然而，自由国际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在后冷战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延续了这一传统的许多方面。美国派出军队去遏制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索马里的饥荒、海地和科索沃的镇压。这些军事行动一般而言都是多边干预，美国军队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派出的[16]。为了减少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威胁，克林顿政府试图构建或推动多边裁军计划。它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无限期地推进核武器不扩散，并加强了安全防范。克林顿总统也签署协议，支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赋予检察官权力，在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要求下，展开对国际法侵权指控的调查。奥巴马政府支持多边主义，并与缅甸和解，这表明它也采取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立场。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和自由道德主义在理论上的合流。然而，它和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皆不同。现实主义者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实力政治，新保守主义把国际事务看成是“制度的冲突”——各国竞争的目标，不光是通过实力来定义的国家利益，同时，从更宽泛的层面上来说，还希望推进自己认同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对现实政治颇有微词，尤其是尼克松时期的局势缓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巨擘诺曼·波德霍雷茨的说法，“完败反共主义的，正是现实主义”，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大家顺从地接受了苏联帝国的永久地位”。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和共产主义国家达成一个“更加可靠的共存模式”（基辛格语），实际上就是美国遭受了道德上的滑铁卢[17]。美国之所以能取得强国的地位，“不是靠采取‘温良恭俭让’（live and let live）的外交政策”，而靠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广“民主、自由市场、尊重自由”等美国原则。在这一方面，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很多的共同点：民主的传播能够让世界和平，一旦邪恶制度被铲除，光明的未来必将降临。但是，强调要把利益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这一点的确是新保守主义和自由道德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再者，新保守主义也拒斥了自由主义教义中的一些主要看法，比如国际法治的信念、合作性安全战略，以及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达致和平。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必须采纳一种引领全球的姿态。和现实主义者不同，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改进世界的能力持乐观态度[18]，他们毫不怀疑，美国可以在其他国家推进具有持久性的政治变革。他们和其他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苏联的解体戏剧性地改变了国际安全环境，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改变就是转变为“常态”。相反，维持一个相安无事的国际秩序要求美国在诸多前线发挥持续的领导力：反抗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削弱无赖国家，推广美国利益和民主，帮助所有人去抵抗各种人类邪恶的表现形式。有些人认为，美国已经打败了“（共产主义）邪恶帝国”，并取得了“战略和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应当建立一个“仁德的全球霸权”，手段是强化美国安全、支持友邦、推进利益，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其原则摇旗呐喊[19]。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霸权地位必然会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全球范围内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位独裁者都出兵征讨；相反，美国的干预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和标准，这要看是否符合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那些仅仅通过地缘政治权衡而定义的利益。更准确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把原则和实质利益混合在一起”[20]。

为了追求全球霸主的地位，新保守主义者担心竞争对手的崛起，他们尤其对区域性霸主的出现很敏感，愿意采取一切手段来遏制后者的扩张；他们相信邪不胜正，时刻准备去干预地方纷争，但是只有在那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方才如此。然而，他们会毫不迟疑地直面无赖国家。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试图获取或者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是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直接威胁，对这一问题，他们的立场一贯是：不说服、不妥协、直到打倒对方为止。他们认为，美国和无赖国家是处在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阵营中。在他们看来，美国价值观和经济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全能和独裁政权基础的一个威胁。故此，对于美国在其霸主地位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帝国一定会持续地试图破坏。我们不可能说服无赖国家去限制自己、步步为营。诉诸其良知、指望他们自愿遵守文明世界的规范是无稽之谈。“嘲笑这些规范，符合这些无赖国家的利益，这一利益清晰无比、不会改变，现在是如此，未来亦将如此”[21]。在勾勒了无赖国家的丑恶嘴脸之后，新保守主义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改变其政府。比如，新保守主义者哀嚎说，在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之后，美国并未派出军队去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势力，或者在伊拉克培植一个友好的制度。他们断言，这样的战略，也应当在科索沃加以采纳，来颠覆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然而，在谈论制度变革的时候，新保守主义不一定就意味着军事干预。他们允许制度变革不当以一种快速变化的方式来进行，认为可以采纳的循序渐进的策略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并在合适的情况下支持反叛或者异见团体。无论是何种情况，新保守主义的目标都是清晰无比的：“一旦涉及和独裁政体打交道，尤其是那些有实力给我们或者我们的盟国造成伤害的国家，美国就应当寻求去颠覆它，而不是与之共存。”[22]

一般来说，新保守主义对国际机构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本身不是善”，只有在它们有助于推进美国利益的时候才是善的。新保守主义也倾向于拒斥国际组织的合法性，认为它们不能干预国家主权。然而，新保守主义从未无视美国对盟国肩负的义务和责任，认为这对于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盟国限制美国采取一些对己方利益至关重要的行动时，新保守主义就会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单边行动。

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与黩武主义的亲缘性。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应当以军事领先地位为基础，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在有必要的时候，就必须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力，“该出手时就出手”。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他们很热心于增加国防开支，研发技术上加强的军事武器，比如导弹防御体系。

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时的安全政策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许多方面。除了它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军事攻击，旨在对无赖国家进行制度变革之外，（反对）“邪恶轴心”（的）外交、军事强化、从国际条约中退出以及对先发制人的攻击进行背书，这一系列行为都表明其安全政策中有强烈的新保守主义色彩，尤其是意识形态道德主义、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

表1 对三个主要派别大战略愿景的归纳总结

对未来美韩同盟的意义

未来的美韩关系取决于不同的因素，包括朝鲜问题、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单边主义、区域稳定等。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寻求美韩针对朝鲜的战略思维的共同之处。

韩朝关系：一个分裂的结构

美韩同盟之间最突出、常常也是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战略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在这一问题的更深处，则是韩国关心，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究竟会对韩朝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韩朝关系的本质，看它们是如何从前现代国家，分裂成两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其间又是如何整合了其民众的。

分裂结构以及韩朝关系

朝鲜半岛的分裂，造成了在韩朝之间定义民族身份的两难境地：另外一个国家究竟是“手足还是敌国”？这种模棱两可导致韩朝两国对合法性展开了激烈争夺。作为手足，它们应当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框架下，民族统一势在必行，无法容忍韩朝两国在从共同祖先继承下来的同一片土地上共存。作为敌国，它们势必水火不容。韩朝两国找了一种方法，来应对这一困境，那就是各自宣称自己才是真正合法地继承了高丽民族文化。因此，韩朝之间冲突的核心在于“谁代表高丽民族”：谁才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去代表整个高丽民族？[23]

对专属合法性的争夺，最终导致了对吞并式统一（hegemonic unification）的竞逐：按照一方的方式来统一，一方压倒、吞并另一方[24]。民族统一不仅是通过把两个在地缘上割裂的成员重新统一起来，恢复同一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同时，它也是一个塑造统一、现代高丽民族的过程，这意味着，必须要建构起一套现代的民族身份。然而，双方都主张各自拥有专属权利，对方必须要在统一的旗帜下臣服，所以，两国都试图将自己的现代身份投射到民族建构的过程当中去。只要韩朝两国的现代身份认同是相互不兼容且甚至是相互抵触的，那么，这个吞并式的统一愿景，就必然要求其中一方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用另一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来取代本国的相应制度。

故此，吞并式统一假设，要把其中一方的制度，贴上“不合法”“邪恶”的标签而加以铲除，并恢复另一方对整个朝鲜半岛的主权。毫无疑问，统一的野心，其基础不是妥协，而是夺权，这就对双方的政治领导地位构成了致命威胁，因此，它会强化双方对彼此的敌意。在目前的分裂结构之下，专属合法性和吞并式统一已成为两国的基本利益；换言之，也就是双方相互威胁的基本根源。这里就体现出和解与统一之间的困境。只要韩朝两国都想以吞并式统一的形式来寻求民族统一，那么，这个分裂结构必将扩大，两国之间达成真正的和解将会变得难上加难。

要想达成吞并式统一，韩朝两国都必须执行一种支配性战略。朝鲜战争就是一个极端的通过使用武力来争夺吞并式统一的缩影。战后，你死我活的博弈通过合法性战争的形式持续了下去。就像三年战况一样，这一新的战争已经成为一场相互支配而非相互合作的博弈。韩朝两国都采取了支配战略，想要去获取专属、排他的合法性，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搞垮对方。这一“赢者通吃”的博弈强化了两国之间的敌意，持续生产和再生产当下呈两极分裂的结构。

争夺专属合法性和武力统一的支配战略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的。首先，双方不顾一切地相互斗争，想要证明自己的制度才是优越的，才能服务于高丽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绩效合法性）。其次，双方都试图营造一个形象，就是自己正在做出诚恳的努力，来满足民族统一的要求，而另一方就是在阻挠（规范层面的合法性）。最后，双方都寻求从国际社会获得排他性的承认（国际合法性）。在朝鲜战争之后，韩朝两国相互斗争，各自发动国际社会支持自己在代表高丽民族这一问题上拥有排他、专属的合法性。虽然这一零和博弈的外交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国际社会却逐渐倾向于对韩朝两国都予以承认：承认韩朝两国的国家数量从1980年的64个，急剧攀升到1990年的90个和1992的117个。最终，这场外交战争，在联合国于1991年接纳双方成为成员国的时候，落下帷幕。

超越民族分裂：管理方式和最后阶段

从广泛的层面来讲，在韩国，对此困境有五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管理韩朝两国之间的冲突以及终结民族分裂等方面，这些方案各有不同。尽管已经停火50年，核心管理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一场大型的军事冲突。各种最后阶段的模型，从成立联邦到吞并式统一，不一而足。

备受争议的顽固分子主张将朝鲜政权置于反共主义的视角下来加以审视，因此将其视为一个“邪恶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平壤政权不停地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对高丽民族进行共产主义化。虽然和韩国相比，朝鲜在实力方面尚有差距，且努力生存，但是大家认为，朝鲜政权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革命志向的。故此，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研发，必须被看成是一个手段，去实现平壤的革命统一战略。在韩国，这些保守主义分子想主要通过遏制来管理韩朝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支撑起这个遏制策略的，就是压倒性的威慑能力。因此，右翼分子眼中的最后阶段就是颠覆朝鲜政权的吞并式统一。这样的管理并不意味着，己方就一定要冒军事冲突（包括战争）的风险。他们只是觉得，基于军事领先地位的强硬政策，可以驯服朝鲜的出格行为。韩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就采纳了这条战略路线。

温和保守派将朝鲜视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认为它仍然富有进攻性且绝不低头妥协。强硬派所做的，就是通过一个更加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化的角度来看朝鲜，他们认为朝鲜政权没有实质性的能够实现自己的革命战略的能力。然而，他们同意如下看法：朝鲜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野心。在这一方面，大家都认为，朝鲜之所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主要目的是防御，但是一旦机会来临让它能够实现自己的吞并式统一的目标，那么，它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温和派希望看到，最后阶段的形式是朝鲜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最终被并入韩国：这就是所谓的“软倒台”（soft collapse）模式。他们认为，管理韩朝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性吸纳参与，以严格互惠和报复性威慑能力等原则为基础。韩国在早期后冷战时代的政策（卢泰愚和金泳三）就属于这一阵营。

自由派将朝鲜视为仍然对韩国心怀敌意但毕竟是同为手足的国家，双方可以共同努力，达致统一。他们认为，平壤政权已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尚未完全放弃这一理想。他们认为，朝鲜是一个不顾一切想要巩固自己生存地位的国家，最终会改革自己的制度，以确保自己存活下去。中左派所设想的最终阶段，就是通过软化、融化朝鲜政权来达成吞并式统一。通过社会经济交流的逐渐吸纳参与最终让这个政权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同样，这是一个“软着陆”的计划。故此，人们不觉得，吞并式统一和和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反，我们可以两者兼得。对相当大一部分人而言，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就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

进步派基本上是把朝鲜政权看成是一个和韩国并肩而立的国家。他们对朝鲜的制度既有批评也有同情。他们认为，朝鲜的制度必须经历一场深远的改革；然而，他们争辩说，朝鲜反复无常、富有攻击性的行为，必须要通过该国的国内政治来加以理解。进步派也对韩国的制度颇有微词。他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民族统一上，认为对韩国的制度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改革，并且，只有在两国制度经过剧烈的制度转型，能够在某种既不同于韩国也不同于朝鲜的第三制度基础上趋同的时候，才能和平、可欲地达致统一，这主要是考虑该民族未来的繁荣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泛高丽的民族主义愿景，他们坚持认为，需要通过某种联邦或者邦联的形式来进行民族统一，手段是立即和解，并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个和平体系。一些激进的进步派分子还支持朝鲜的革命意识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些人所领导的统一运动深入年轻人的心。然而，现在这样的激进主义已退回边缘地带，对韩国的战略思考毫无重大影响力。

表2 韩国各大战略思潮的对比

对朝政策的演变

韩国针对朝鲜问题的战略思考已逐渐从右派转变到中左派。在冷战期间，韩国的安全关切主要聚焦于朝鲜明确表达出来的革命战略，朝鲜想要把朝鲜半岛统一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韩国政府采取了两个基本战略：首先，通过强化、维持美韩同盟来威慑和遏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此来管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其次，通过以韩国为主的吞并式统一来结束民族分裂。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塌，卢泰愚政府开始转向一种中右翼的战略。虽然威慑朝鲜仍然是安全日程的首要考虑，但是卢泰愚及其同僚以选择性、互惠性为基础的方式朝吸纳朝鲜方向迈出了一步。然而，20世纪90年代早期见证了两场朝鲜半岛重大地缘政治变化。首先，韩国实现了和朝鲜的两个共产主义盟友——俄罗斯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引发了第二场变化：平壤的外交孤立，这迅速、严重地削弱了朝鲜的综合实力。朝鲜半岛的势力均衡急剧地朝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倾斜，加剧了平壤已经高企的担忧，就是政权倒台、并入韩国。尽管首尔千方百计想要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平壤仍从外部世界退缩了，选择打一张高风险的核武器牌。朝鲜的不安全感强化了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对它研发核武器的应对方案立即成为一个显著的国际问题。

接下来的金泳三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卢泰愚的战略。然而，笼罩在核问题的阴影之下，金泳三政府无法展开行之有效的朝鲜战略。该时期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朝鲜问题日渐国际化。卢泰愚政府一直坚持，韩国应当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所有通往平壤的道路都必须经过首尔”。卢泰愚希望能够对北边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变革施加影响力，以创造条件，让南边可以实现吞并式统一。然而，北边核问题的国际和区域重要性，使得在这场博弈之中，韩国手中掌握的份额慢慢减少，其角色也逐渐演变成只是一个居中调停的主事人。朝鲜核发展在美国和朝鲜于1994年达成核协议之后被冻结。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韩国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中间人，而非主要的谈判方。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公众的大部分，都从朝鲜问题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尽管他们在朝鲜议题上（包括该政权在未来是否能够存活下来）态度暧昧。

·南北和解和吞并式统一的目标并不兼容。朝鲜政权的突然倒台可能会对朝鲜半岛造成灾难性冲击，比如军事冲突或者战争。因此，朝鲜政策的指向，应当是维持稳定，通过强化威慑力，或者通过推动韩朝就半岛议题达成和解来建立一个和平体系，而非追求匆忙的统一。

·朝鲜已度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各种外交、社会、政治和经济困难时期，应考虑其可持续性。但是，平壤也不会采取剧烈（更不要说革命性的）手段来改革朝鲜的制度，因为这样只会让这个制度没法存续下去。虽然该政权不会采取闪电式的改革，但是它会逐步、有选择地让这个国家对外开放，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获得经济援助。朝鲜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韩国公众的展望，就是朝鲜将磕磕碰碰一路走下去，走到政权的终点，或者沿着一条渐进、审慎的道路，实现软着陆。

·朝鲜半岛议题不能只通过韩朝两国合作就能得以解决。国际社会合作，尤其是那些牵涉到东北亚地缘政治之中的国家，一起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即便从传统军事实力、经济能力等方面来看，平壤也远远落在首尔后面，但是，朝鲜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这一潜力能让势力均衡朝有利于朝鲜的方向倾斜，威胁到韩国以及东北亚的整体利益。因此，在当下和未来，韩国都需要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威慑平壤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平壤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背后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防御，以确保自己本国政权的存续。然而，这一防御性动机并不表示，平壤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相反，当内外局势变化对自己的政权不利的时候，平壤可能会采取行动去实施这一战略。

·既然朝鲜政权在一场全面制度危机之中苦苦挣扎，解决朝鲜安全议题就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包含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手段。

金大中注意到了这些公众的看法，并且坚持了他本人一贯主张的对朝自由派思潮。在这些前提下，他来了一个剧烈的自由派大转弯，发起了所谓的“阳光政策”，目的在于推动韩朝之间的和解与合作。该政策假定，朝鲜反复无常、心怀敌意的行为，源自其不安全感、脆弱感，并且，为了生存，朝鲜最终将选择和外部世界进行更多的联系，而这将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来进行。金大中政府试图推动韩朝按照两个基本原则来和解。一个原则就是优先考虑的和解模式，主张让韩朝两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存（金大中在朝鲜问题上的首席顾问林东元经常提及的“事实统一”）。这也清楚地体现在南北峰会的《联合宣言》之中。其中有一条提及，在针对民族统一这一问题上，在平壤的低级别联邦和首尔的联邦形式之间，大家已经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声明的含义值得我们好好辩论一番。但是很显然，它预见，韩朝两国在共存的道路上还有漫漫长征路要走，共存的形式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两个政府、两种制度”，直至双方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统一为止。另外一个就是“吸纳朝鲜”的精神，它意味着不对韩朝互动强加严格互惠的原则。一个措施就是把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分开。即便悬而未决的安全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是，金大中政府仍积极推动韩朝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平壤提供经济援助（据称是硬通货），发起了南北铁路连接计划，并且鼓励大家前往金刚山旅游。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其实就是北方政权的一只现金奶牛。当然，阳光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舒缓冷战结构铺平了道路，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让韩朝在各个领域能够实质性增进交流、合作和协作。但是，其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在韩国人对朝鲜的看法中，产生了一个“意识形态混淆”的问题。

在安全领域，金大中政府把战略重心更多地放在缓解紧张局势、推动韩朝和解，而非威慑朝鲜威胁上，这就是所谓的“阳光政策”。作为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金大中政府千方百计地增进朝鲜和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然而，金大中着重强调（甚至提到首要位置）通过韩朝双边合作来解决朝鲜半岛上悬而未决的安全议题。在韩语中，人们常说“民族自决”，就是“朝鲜半岛的议题要由高丽民族自己来解决”。把北边更多地看成是手足而非敌国，这一自由派的立场也让美韩关系一度紧张起来，正如下文所要讲述的。

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的政策，但是将朝鲜半岛和平置于美韩同盟之前。和平繁荣政策带上了一层进步论的色彩，并推动了南北合作，比如开城工业园区项目。卢武铉政府的政策就是进一步强化手足的身份。其民族主义的姿态一度让美韩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李明博政府扭转了前面自由派和进步派政府的作为。李明博政府的优先考虑是威慑朝鲜以及在韩朝互动中推行互惠原则，在这一考虑之下，朝鲜基本上就被视为敌国。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恢复、巩固一度紧张的美韩关系，并坚定不移地直面平壤的挑衅。

和李明博相比较而言，朴槿惠政府采取了一个不是那么鹰派的立场。虽然重点还在于威慑朝鲜，朴槿惠政府试图把中国纳入进来，来解决朝鲜议题，这让美韩之间的紧张态势大为缓解。然而，在萨德议题上，朴槿惠政府回到了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立场上，去对抗中国，而中国则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该武器体系。

美韩战略思想的共同之处

我们如果把表1、表2、表3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能得出如下结论。从最后阶段、管理方式和处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危机来看，美韩的视角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和韩国右派都希望通过推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倒台来实现韩国的吞并式统一。他们倾向于相互合作，用强大的威慑力来遏制朝鲜。如果出现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危机，上述两个阵营有可能会采取强硬政策。然而，这样的强硬战略对于大部分韩国民众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担心，随着紧张局势的发展，这会演变成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大型军事冲突。同样，像中日这样的邻国，也不希望看到区域稳定被破坏，它们也不太可能支持这样的战略。

表3 美国针对朝鲜半岛的战略

美韩在各自战略中会采取共同姿态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美国现实主义者和韩国中右派。两者都对朝鲜的进攻性意图深表怀疑，因此，他们都偏向于选择性地吸纳平壤政权参与，尽管他们仍然躲在实质性威慑力这一挡箭牌之后。虽然他们都想看到朝鲜半岛在韩国支配的情况下得到统一，但是，这些现实主义者和中右派分子很是小心谨慎，想要将潜在的代价降到最低，因此会采取渐进策略。

特朗普政府貌似采纳了现实主义的立场。即便特朗普总统的说辞带有新孤立主义的色彩，比如反对TPP和FTA，但是美国不可能退回到孤立主义，因为它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存在遍布全球。在韩国，政治选民的人口变迁等都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倒向平壤。年轻一代的选民，大部分都出生在朝鲜战争和反共军权统治之后，并不支持对朝鲜采取鹰派政策，这种政策有可能会让朝鲜半岛蒙受另一场战争。同时，朝鲜的挑衅破坏了进步派甚至是自由派的立场。因此，保守主义、自由派和进步派倾向于朝中间立场靠拢，当朝鲜接连挑衅时，他们就会尤其青睐向温和现实主义立场靠拢。

最初，文在寅总统，虽然出身进步派阵营，但试图继承自由派的平壤政策，主要是因为朝鲜的挑衅破坏了进步派的立场。文在寅在其就职演说中称自己会优先考虑和朝鲜沟通与合作，清楚地说明，他的朝鲜政策会采纳自由派立场。然而，在面对平壤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氢弹试验时，他就转向了现实主义立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韩貌似在处理朝鲜和萨德的问题上致力于使用一套共同的战略思维。然而，一旦华府和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最终演变成一场军事冲突，那么，考虑到韩国绝不可能容忍在自己的国土上再进行一场战争，美韩这两个盟国之间的战略分歧就必将浮出水面。

（林曦 译）

US-ROK Alliance，Today and Tomorrow

Choo Yong Shik，Cui Suling

Abstract This paper，from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explores the future of US-ROK relations by examining the two countries strategic ideas.In order to do it，this research，first，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US grand strategy ideas on the US-ROK alliance.And the analysis links to ROK's 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particular concerning DPRK issues.Such analysi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comprehending the future of the US-ROK relationship.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olar Cold War dynamic and the rise of China，a replacement structure is yet to appear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Given such uncertainty，ideas are vi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direction the US-ROK alliance is heading toward.Moreover，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been mostly shap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formulating its grand strategies.As with US strategies，ROK's post-Cold War DPRK policy has not been firmly established，despite its main pillar shifting from containment to engagement.As both allies' security policies are in flux，exploring and comparing their strategic ideas is conducive to seeking common ground for their partnership into the future.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ideas in both countries shows that in general both allies' strategic postures towards DPRK have been converging，particularly on deterring Pyongyang's threats.However，the allies' relationship was somewhat strained when ROK and DPRK bilaterally pursued reconciliation，excluding US.The current US and ROK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postures with regard to DPRK is，for the most parts，collaborative and converging.However，in case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yongyang continues to escalate into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a strategic cleavage between the two allies would be inevitable，considering the ROK's low tolerance of another war in its land.

Keywords US Grand Strategic Ideas，ROK's Strategic Ideas，Constructivism，US-ROK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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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is article is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ROK Alli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4，No.2，August 2009.

[2]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ichael Brown，et al.，ed.，The Perils of Anarchy：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MIT Press，1995.

[3]Mandelbaum Michael，“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Work”，Foreign Affairs，Vol.75，No.1，January/February，1996.

[4]Samuel H.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Simon ＆ Schuster，2007.

[5]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ed.，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3.

[6]Barry Posen and Andrew 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21，Winter 1996，p.16.

[7]Joseph Nye，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 Power Can't Go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8]Condoleezza Rice，“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Vol.79，No.1，Winter 2000.

[9]Robert Art，“A Defensible Defense：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15，Spring 1991，p.45.

[10]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Summer，2002，p.31.

[11]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Summer 2002，pp.30-33.

[12]Barry Posen and Andrew 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21，Winter 1996，p.9.

[13]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p.183-184.

[14]Samuel Berger，“Building on the Clinton Record”，Foreign Affairs79，Winter 2000，p.24.

[15]“Commission on America and the New World”，Changing Our Ways：America and the New World，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2，pp.73-75.

[16]Henry 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Simon ＆ Schuster，2001，pp.251-273.

[17]Norman Podhoretz，“Strange Bedfellows：A Guide to the New Foreign-policy Debates”，Commentary5，December 1999，p.25.

[18]Robert Tucker，“Exemplar or Crusader？ Reflections on America's Role”，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1985.

[19]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he Present Danger”，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p.62.

[20]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he Present Danger”，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p.62.

[21]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he Present Danger”，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p.62.

[22]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he Present Danger”，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p.62.

[23]Gi-wook Shin，“Division and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Korea”，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fter 50 Years：Continuity and Converg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 D.C.，October 1998.

[24]Byung-chul Koh，“A Comparison of Unification Policies”，in Young-whan Kihl，ed.，Korea and the World，Westview，1994，pp.15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