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NGO的批判性评估

国际NGO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好人”。它们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然世界的保护、在发生自然或人为灾害时提供救济、援助世界上贫穷和饥饿的人，以及其他广受赞誉的目标。它们被称为“世界的良心”（Willetts, 1996），甚至被视为有助于缓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张力（Boulding, 1991）。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NGO已经获得广泛认可，被认为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国际NGO针对特定跨国公司和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各种活动受到全世界关注，抗议、质疑与批评也随之出现。对国际NGO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挑战，首先来自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尤其是与主要出版物有关的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福布斯”和“华尔街日报”等有关的捍卫者（George, 2001；对这些攻击最强有力的回击来自“世界外交报”）。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纷纷加入攻击行列，它们憎恨国际NGO可恶地侵入了它们通常掩护良好的活动。此外，国际NGO旨在帮助的人群，也提出其他形式的批评。

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大型全球治理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捍卫者，质疑国际NGO的代表性、透明度和问责机制（Rieff, 1999; Edwards, 2000a; Edwards, 2000b; Islam, 2001）。如他们质疑哪些选民给了废除毛皮贸易联盟要求终结皮毛交易的权利，为什么绿色和平的决策仅限于一小群职业活动家，以及当阿塔克协会“不负责任”地要求对所有外汇交易征税，要求发达国家免除第三世界的债务时，谁来为阿塔克协会负责。自1999年以来，随着政府间国际组织重大会议期间出现无数街头暴力事件，社会各界对国际NGO合法性的抨击更加强烈。

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批评者，还以其他理由指责国际NGO。激进的批评者们谴责国际NGO是资本主义精英和强权国家的仆人，而温和的分析者们认为国际NGO对西方偏见、全球化趋势、在地环境等问题关注不足（Hulme & Edwards, 1997）。最极端的指责甚至对曾广受好评的人权类国际NGO予以否认，因为这些批评者将普世人权体系视作削弱当地文化的暴力殖民（Esteva & Prakash, 1998）。不过，几十年来最常见的主题都是直接针对西方的老生常谈：文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掌控、依赖关系深化等。最常受到攻击的是发展领域国际NGO，它们被视为是西方发展模式、美国价值观或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与文明观的承包商。发展领域国际NGO的项目因受局外人指导、没有深入结合当地情况、长期后果不可预测以及对已富裕者有利等而受指责。

国际NGO对各种质疑和批评等高度敏感，很多组织经过激烈的自我批评和深刻反思，努力做出相应的调适，在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政治经济情况的同时，更加强调地方参与、地方优先。“人道监察员”是一种制度性回应，发展和救济领域国际NGO（卡尔国际、明爱、丹麦难民委员会、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乐施会和世界宣明会等）集体认为，“人道监察员”是一种人道救助的监督机制，给予受影响者在救助组织忽视其声音时以发声渠道，保障其意见受到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