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回归常态

1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在一张普通信纸上用铅笔写下了给全国人民的一份通告。他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欣喜地告诉大家，今天早晨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责任，通过以身作则、善意而冷静的忠告以及物质援助，去帮助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与民主的大环境。

这封通告体现了典型的威尔逊的个人风格。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眼前首先出现的是一位清教徒教师的形象，在一个热情洋溢的时代，这位清教徒教师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理智，仿佛在用冷静的语调为学生们布置一天的作业；其次，人们仿佛看到一位道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全世界实现充满和解的和平，而不是靠武力得到的和平；同时，人们仿佛也看到一位独断的民主主义倡导者，威尔逊总统发誓要把他毕生信奉的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只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未必适合所有国家。

不过，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的风格和威尔逊类似，他就是林肯——也是一位战争时期的总统。相信如果由林肯总统来撰写这份通告，也一定会体现出类似的风格。

也许，威尔逊总统在撰写通告时眼前真的浮现出亚伯拉罕·林肯，但林肯总统最终流芳千古，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没这么幸运了。

2

下面让我们来到1918年11月11日，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吧。11日凌晨两点多，各大媒体记者家中的电话铃声疯狂地响起，将他们从睡梦中吵醒。原来是政府向他们披露一个重大消息：停战协定已经签署了！

其实早在4天之前，就有一则非官方的消息刊登在媒体上，声称战争双方已经结束对峙状态。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无论人们是在工作，还是在商场购物，都纷纷冲到大街上，用游行欢呼的方式欢庆战争的胜利。他们用国旗裹在身上，拼命敲打着铃铛，司机也狂按汽车的汽笛，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们甚至抓过别人的帽子撕成碎片。如果此时有身穿军装的士兵走过街头，人们会冲上去与他热烈拥抱。那一天简直比最盛大的节日还热闹。狂欢的民众将纽约第五大道堵得水泄不通，城市的每一间窗户都飞扬出撕碎的纸屑，庆祝这一激动时刻。事后，据环卫部门统计，这些纸屑就重达155吨。不过，第二天被证实，这是一条失实的报道，人们空欢喜了一场。

不过，11月11日这一次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美国人民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了。这天凌晨四点半，在美国的数十个城市中，同时响起了震天的警报声、汽笛声和钟声。人们睁着朦胧的睡眼，拉开窗帘，只听报童们在漆黑的大街小巷中高喊：“胜利了，战争结束了！”人们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走出房门，想看个究竟，因为前几天的假消息已经让他们白白兴奋了一次，他们可不想再被愚弄。

在华盛顿，在政府官员聚居的街区附近，报童稚嫩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街道上：“战争终于结束啦！这是来自政府的千真万确的消息！”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放低音量，因为他只有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相信，他的消息是可靠的。最后，人们渐渐地接受了这个好消息，也逐渐意识到：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新时代真的到来了，新的一页揭开了！

就这样，仅仅一个上午，战争胜利的消息就传遍全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人们纷纷推开手中的工作，走上街头欢庆。商店也都纷纷停业，一家店铺的老板还别出心裁地挂出了“为庆祝德国皇帝的葬礼而歇业”的牌子。像4天前一样，人们载歌载舞地在街道上游行。年轻漂亮的女孩们大胆地亲吻着街上素不相识的士兵；在拥挤的人群中，汽车像蜗牛一样缓慢地行进。一些司机故意让发动机发生回火，使汽车的排气管喷出火焰并发出爆燃声，这些声音与周围的汽车喇叭声、引擎声掺杂在一起，为喧闹的环境更增添了一丝热闹的气氛。来自纽约州巴纳德学院的800名女大学生在纽约中央公园北边的高地上跳起了优美的蛇舞。在时代广场，人们为了战时运动修建了一座“自由厅”，在11日的早上，甚至有一位女学生站到了“自由厅”的屋顶，面向广场数以万计的人群用悠扬的声音唱起了《上帝赞美诗》。

然而，人们并没有遵循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善意而冷静的态度”，相反，在一切庆祝活动中，美国民众表现出了身为胜利者的骄傲自大与洋洋得意——狂欢的人们冲上街头，将德国皇帝的雕像当众焚烧。在纽约的华尔街，人们用稻草和布条制成德国皇帝的假人，然后用消防用的水龙将其冲个七零八落；在第五大道上，人们用废弃的肥皂盒制成棺材的样子，一边扛着它游街，一边高喊道：“德国皇帝已经成为躺在棺材里的碎片了！”在第七十街的百老汇，一个少年坐在人行道边的台阶上，在纸上画着德国皇帝的肖像，然后分发给路人，路人纷纷将肖像扔在地上狠狠地践踏，用来发泄对战争的愤怒。

就这样，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喧闹、骚乱、发泄之中拉开了序幕。

但是，尽管战争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宣告结束，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终止。当时，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仍然超过350万，其中的200多万人还在欧洲战场服役。因此在美国街头，身穿军装的士兵们随处可见。尽管11月11日美国总统已宣布战争结束，但欧洲战场的远征军仍然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枕戈待旦提防着德国军队的反攻。美国的普通民众们还和战时一样，以黑面包作为口粮，并在地窖里储藏了大量的白糖和煤炭以备不时之需。为节约电能，美国燃料管理局在战后仍然遵循战时的法令，不允许城市夜间点灯。这一法令直到11月21日才被撤销，百老汇等数十条著名街道也才开始重放光明。

铁路的运营权依然由政府所有，民众若想购买车票必须在铁路管理局统一的售票厅购买；市民们上街买东西都带上了口罩，因为在前不久爆发的一场流行性感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有统计表明：死于这次流感的美国人甚至远多于死于战争中的美国人。不过目前这场流行性感冒已经过去，人们终于可以从死亡的恐慌中稍微解脱了。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关于欧洲军队的报道随处可见——德国爆发了革命、威尔逊总统积极斡旋力求和平、联合战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此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新闻；但人们仍然每天购买报纸，因为那上面刊登最新公布的战争伤亡名单。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每个家庭都以万分紧张的心情查阅这些名单，看看自己的丈夫、兄弟或儿子的名字是否在上面。

在平常的年份，11月正是美国橄榄球赛季好戏连台的季节。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各大学的橄榄球队的人手都不充足，只能由学生军预备队临时拼凑起来，匆忙上阵。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以高涨的热情举办各种义赛，以便筹募战争基金。他们还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有一幅广告的画面是这样的：当时哈佛大学橄榄球队最擅长踢反弹球的查理·布里克利凌空一脚，将球踢过华尔街，直接飞到股票交易所的阳台上，在那里，另一位橄榄球好手——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稳稳将球接住。不仅在广告专栏里充斥着战时情绪，在新闻专栏，战时情绪同样浓厚。比如：有一篇社论的题目就叫《10个憎恨德国丘八的理由》；还刊登过这样一篇读者来信，信中建议说：必须对德国皇帝进行处罚，每个国家都应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些文章篇篇都对德国的战争机器进行了畅快淋漓的批判，可是在文章旁边，总能看到联合战争基金所作的大篇幅广告，不厌其烦地请读者慷慨解囊，为基金捐款！

翻开报纸的另一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为美国重建世界而准备”的大标语。再读下面的文字，你胸中的热血再一次被爱国主义情怀激荡得沸腾起来——“自由获得胜利，权利的力量将开始对人性道德进行重建，当今的世界，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你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任务呢，于是你只能继续向下看那些华丽的、煽情的词句，最后你看到“……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请使用布兰克公司出品的优质钢窗！”

军人的退伍复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批批士兵从前线返回，脱下军装回到各自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的审查制度已经取消，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到了夜晚，城市里的街道开始变得灯火通明；商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供应白糖等食品，人们再也不用每天啃难以下咽的黑面包了。

虽然和平的光明已经照耀了这个国度，战争的阴霾已经散去，但人们还免不了用战争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因为在此前长达19个月的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武力对待敌对的势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敌人发动攻击。现在，虽然德国已经被击败，但似乎另一种苗头又在萌发，并大有席卷全球的趋势，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发源，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美国民众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一天也会蔓延到美国的领土，因此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因此，停战协定刚刚签署一周后，纽约市长海兰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城市里的公共场合禁止出现红色的旗帜。同时他向市警察局下令，“凡看到非法集会，不问缘由，一律驱散”。结果几天之后，还真的有一群集会的社会主义者撞到枪口上了。当时这群社会主义者正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的一群士兵和水手听说了这个消息，就纠集了大约500多人前来挑衅，他们向这群社会主义者发起冲击。好在22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及时赶到，将两方人马驱散，否则恐怕会酿成血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晚上，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棕榈花园门口，又发生了一起骚乱。这也是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他们向人们宣传俄国革命的思想。一群退伍老兵和水手们闻讯后，手持家伙，将第58大街上的一个街区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叫骂着准备冲进棕榈花园，攻击那些集会者。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混战，在混战中，共有6人受重伤。其中最倒霉的是一名保守派股票经纪人，他完全是无端地被卷进这场斗殴中的。当时，他和一位同伴正好路过莱克星顿大街，看到这里打得不可开交，就好奇地问：“你们在做什么呢？”结果旁边一个水手听到，就大喊起来：“快来人啊，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顿时，一群人将他包围起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他的衣服都快被撕烂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昏死过去。我介绍的这些情况都表明，战争虽然结束，但暴乱行为还远没有消除。

在战争期间，美国为了稳定劳工阶级的军心，稳定社会秩序，政府强迫公司和雇主为工人们加薪。现在，战争结束了，外部矛盾消除了，那些心怀怨恨的雇主们觉得德国已经被击败，下面就要收拾劳工阶级了。因此，他们一方面给工人领袖扣上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也开始给工人们增加工作强度，逐步减少薪水。面对雇主们的压迫，工人们也不会逆来顺受，他们发现，罢工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因此，他们也铆足了劲儿要教训一下那些高高在上、大肆牟利的雇主们。于是，美国各地的罢工和停工事件屡屡发生。

对于酒类的问题，美国人同样也是令行禁止。禁酒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以清教徒为主体的第一批殖民者将酒视为“堕落之源”，19世纪中期，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和城市酒馆的日益增多，酗酒的人到处都在增长，酒的问题逐渐具有危害性，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都把酒看成是犯罪和贫穷的根源，甚至称之为“魔鬼的甜酒”。因此，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已经明令禁止饮酒。到1914年末，已经有14个州实行禁酒，而到1918年末，则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生活在禁酒州或县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酒精不仅会消耗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酒精也会明显降低战斗力，影响士气。1919年1月，各州的立法会委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全国推行禁酒法令的事宜，最后，新出台的禁酒法令被写入《法令全书》，1919年7月1日开始生效。

由于民众已经习惯了战争时期的团结一心，因此，新出台的禁酒法令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很容易地被老百姓接受了。《纽约论坛报》对此评论说：“这好像一艘帆船在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的推动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宣称：“人们似乎把禁酒法令作为一种时尚，就如同曾经把饮酒当作一种时尚一样。”停战协议签署之后9个星期不到，全联邦就有36个州的议会投出了赞成票。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有36个州同意，法令即可生效。于是，禁酒令推行全国，这可苦了那些酒吧老板和酒类经销商们。当然，也有人对禁酒令提出质疑，认为武断地禁酒也许会损害饮酒者的利益。但是，整个国家上下都已经被“令行禁止，没有妥协”的战争精神所左右，禁酒令最终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不过，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由于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维和情绪还在延续。但毕竟和平来临了，人们的某些方面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异常亢奋，而且思想高度一致。比如：陆军统帅在战争期间曾发表言论说：“凡是活着的德国士兵，都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中的善良分子都死绝了！”这样的极端言论居然得到国民的一致认同；还有的政客在演说中宣称：“要将德国皇帝下油锅！”他的话也引来听众疯狂的喝彩声。

而且，数百万的美国人始终坚信：他们投身于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为解放受奴役的国家，为了结束战争的杀戮，为了威尔逊总统倡导的精神而浴血奋战。就如同，时代广场上那个女孩演唱《上帝赞美诗》，就如同狂欢的人们烧毁德国皇帝雕像一样，这都是美国人民真实的感情的流露，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站在道义的一边。

然而，随着停战协定的签订，一种微妙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

有些人很讨厌威尔逊总统，他们觉得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总统实在太迂腐了，还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觉得威尔逊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牛奶和水，而不是热血，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有些人觉得威尔逊对待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官员伍德太过刻薄；还有些人认为威尔逊是一个危险的极端分子，比如，他要求召开民主党大会进行选举，以及他主动参加巴黎和会，这些都被民众当作是自大的表现。现在，这些人都纷纷站出来反对威尔逊总统。

还有一些人也站在了威尔逊总统的对立面。他们既讨厌法国盟友，又讨厌英国盟友，他们觉得威尔逊口口声声“我们高贵的联盟”实在很恶心。他们觉得，美国人民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拯救自己，因此，威尔逊那套“缔造世界安宁”“全球推行民主”的理论完全是屁话。因此，他们也站出来，屡屡发表反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他们宣称：“德国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那些布尔什维克人也即将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我们该把矛头对准威尔逊和他那帮和平主义者了。”

就这样，随着战争的结束，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渐渐褪去，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了。

3

战争不但影响着美国民众的思想，也影响着威尔逊总统的想法。

他的脾气出了名的执拗。在美国，任何与威尔逊总统意见相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和排斥。尤其在战争发生后，此时如果谁提出不同政见，就会被威尔逊总统指斥为“不爱国”。在美国政界，威尔逊总统的辩才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在全球政要中，他的雄辩口才也是数一数二，因此他每每发表演说，经常能说动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思想，同意按照他的意思起草停战协定。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拿他的讲话和耶稣基督的传经布道相提并论，认为是同样有分量的言论。

威尔逊总统经历过这次战争以后，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深有感触，因此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名为“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以防止下一次战争灾难的发生。于是，这一梦想推动他前往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旨在游说与会国家的领导人，实现他的伟大构想。

当时一些官员，比如参议员洛奇和国务卿兰辛，都建议威尔逊总统不要亲自前往巴黎，只需派代表前去即可。因为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应率先和德国恢复和平的外交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建立平衡的全球新秩序。但是，面对洛奇和兰辛等人的劝谏，威尔逊总统半点也没有听进去。他心想：“既然在战争期间，我都能让你们统统闭嘴，现在战争胜利了，你们怎么还能反对我呢？”于是，一意孤行的威尔逊总统还是在12月4日，乘坐“乔治·华盛顿号”从纽约出发，前往巴黎。他站在舰桥上，看着码头上数以万计的群众前来为他欢呼，祝愿他此行顺利，港口的其他船只也鸣起了汽笛，奏响礼炮为他送行。他微笑着看着这一幕，不禁心中志得意满。

在到达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之后，他受到的盛情接待更让他觉得飘飘然。在英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是“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在伦敦街道上受到欢迎的盛况，恐怕只有英国女王加冕礼才能与之相比”。在意大利，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女儿童，都蜂拥到街头，只为一睹威尔逊总统的风采；而在法国，威廉·伯禾兰在评论中这样描写：“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受到这样的礼遇。潮水般的欢呼在巴黎的街道上回响，让我永生难忘！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我曾经看到过很多名人，比如福煦[10]，看到过克列孟梭[11]，我也看过劳埃德·乔治[12]，至于著名的将军，浩大的部队阵容，更如过江之鲫。但是，今天我看到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行驶过巴黎的街头，我似乎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听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听到人们对一位超人的景仰。”

同威廉·伯禾兰一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听着车外夹道欢迎的法国民众热情的欢呼呐喊声，他得意洋洋地想：“是啊，我是不可被战胜的！只要此行能够顺利地让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接受我的主张，那么谁还能阻碍我实现建立‘国际联盟’的伟大构想呢？”想到这里，威尔逊总统闭上眼睛，他仿佛看见命运女神就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伸来橄榄枝，在不远的将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可这回威尔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在当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理想主义的风头渐渐减弱。欧洲的民意开始站在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一边。因为长久以来，劳埃德·乔治首相的观点一直受到欧洲民众的拥护，而他现在主张向德国复仇，力主“将德国皇帝送上绞架，然后对德国政府进行重新选举”。这样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而与会代表之间，也是同床异梦。他们都希望能借助巴黎和会，多让本国瓜分一些战利品。他们向本国的民众极力鼓吹惩罚德国、勒令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种种好处，这样一来，许多原本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众，就转而变得现实起来，开始支持本国外交家的观点——一心想从战败国身上捞取到什么经济利益——这就与威尔逊的想法渐行渐远了。

威尔逊总统的此次巴黎之行，本想推行自己的构想，孰料欧洲民众和各国首脑都不买他的账。就在此时，美国国内也出了问题，真可谓是“后院失火”。原来，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内，也出现了许多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十四点计划的声音。

其实，参议院一直在与威尔逊总统分庭抗礼。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的共和党的精神领袖亨利·卡波特·洛奇就宣称：“参议院在签订条约方面和总统享有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谈判之前，美国民众对我方观点有知情权。”他还对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大泼冷水，他说：“建立国际联盟未必一定要放到巴黎和会的台面上来谈，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同时，洛奇还针对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提出了与威尔逊总统相左的意见，即：首先解除德国的武装，让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最好能将德国领土分割成几个部分，由欧洲的英、法、意等盟国掌控。至于美国，越少涉足欧洲事务越好。

基于这样的“少介入欧洲事务”的立场，参议院仔细研究了威尔逊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但凡某项条款涉及“纠缠不清的联盟”，参议院立即反对。于是，威尔逊总统的完整的“国际联盟”体系就被他们删改了个七零八落。

就这样，在欧洲，威尔逊遭到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在本国，又受到参议院和公众意见的反对。但更可悲的是，他对这些威胁似乎毫不察觉。

事实上，命运女神正在将威尔逊抛弃。就像历史上每次战争结束后那样，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战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思想不再高度统一，而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人们也不再对理想主义孜孜以求，而是拜倒在现实主义的祭坛之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

导致威尔逊最终失败的原因，除了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和美国参议院的反对，还有威尔逊与生俱来的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性。威尔逊在出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威斯莱扬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及法理学和政治学教授，人称“书生总统”。他的目的太单一，他的思想也太缺乏弹性和变通，虽然这些特质帮助他成为伟大的理论倡导者，但是当他来到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他的这些特质又成为他的拖累，最后使他归于失败。

由于威尔逊在思想和性格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使他在巴黎和谈中备受牵制，因为他没有办法与自己的同伴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不能对自己的同伴进行必要的支持，也得不到来自同伴们的建议和意见。他只能一个人与那群欧洲的外交家们作战。

同样，当时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也去了大量媒体记者随行报道，可是威尔逊不善于与他们进行交流。这样一来，威尔逊的一些想法也就很难通过美国媒体传回到美国国内，美国的民众对他更加缺乏理解，他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美国国内的支持。

总而言之，威尔逊虽然对国际政治局势高瞻远瞩，但是他却一再地在公众面前犯下失语的毛病。瑞·斯坦纳德·贝克一针见血地评价过威尔逊总统，说：“这位‘书生总统’看来经常从书籍、文件等材料中获得信息，他不习惯倾听民声，也不习惯从公众那里获得反馈。换句话说，他在人际沟通方面完全不及格……”

的确，在书面谈判方面，威尔逊经验老到，简直是手到擒来。但是在口头谈判方面，哪怕仅仅是几个人之间的小范围交换意见，他也屡屡败下阵来。最后，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提议，由他们4个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进入秘密会谈阶段。这3人联起手来共同算计威尔逊，此时，威尔逊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这就好像打扑克牌一样，三方联手对付一方，那倒霉的一方很难有胜算。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巴黎和会上获胜，除非伍德罗·威尔逊是超人，可惜他不是。

可怜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伟大构想，拼命斡旋。其过程之漫长和痛苦，我们可想而知。他调动了他的全部聪明才智，迸发了顽强的精神，与他的反对者进行战斗，最终，居然成功地令其他各国的首脑们做出了种种让步。

比如英、法、意等国的首脑们都希望优先解决领土和军事问题，第二步再探讨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但在威尔逊的多方奔走下，他们不得不将国际联盟议题放在优先讨论的位置。

威尔逊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人，自任《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最后拿出了一份盟约的草案。草案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美国国内一些政客的反对，比如塔夫脱、鲁特和洛奇等人——这一点威尔逊早就料到了。但是他对来自国内的反对意见并不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如何说服巴黎和会上的各国政要，让他们同意这份草案。

当时，在巴黎和会上，各国与会代表都提出要求，认为必须剥夺战败国德国的全部殖民地，将这些殖民地瓜分殆尽，不仅如此，还纷纷把手伸向了德国的领土。他们之间互通声气，互相声援和支持。显然，这样将有违“国际联盟”的精神，因此威尔逊费尽全力游说各方，最后终于成功地说服会议，对德国的领土和殖民地采取“委任统治”的方案，因为威尔逊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为了让各国首脑接受自己的意见，威尔逊与他们上下周旋、斗智斗勇。为了让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修改对德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威尔逊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为了迫使意大利总统做出让步，少瓜分一些领土，他向全世界人民大声疾呼：“都看看自己的良心吧！”

若不是威尔逊一次次地阻止，恐怕德国领土早就被战胜国瓜分殆尽了。细心的读者如果每天关注报纸上的连续报道，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威尔逊的努力，巴黎和会最后才出台了一份对与会各方都尽量公平的条约——《凡尔赛条约》。平心而论，该条约确实降低了未来世界再次发生争端的几率。

然而，毕竟《凡尔赛条约》也是各方面角力和妥协的结果。因此，条约中也存在许多不公正之处。最初威尔逊很想把《国际联盟盟约》也纳入《凡尔赛条约》体系中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恐怕会让美国深深地卷入欧洲的军事事务，思来想去，最后只能作罢。

就这样，在巴黎逗留了6个多月后，1919年6月巴黎和会闭幕，威尔逊完成使命返回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缺陷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因为当初坐在谈判桌前信誓旦旦的各国政要们，回国以后由于相互间的嫉恨，对利益的贪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开始动摇了，行为自然也就渐渐偏离《凡尔赛条约》的约束了。另外，在美国国内，华盛顿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反对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唯独威尔逊仍坚持着梦想，可是，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呢？难道他站出来解释说：“这个条约的确很糟糕！中国山东的相关条款明显是不公正的，意大利边境条款也是不够透明的，法国通过这个条约攫取了德国很多领土，而且高额的战争赔款几乎把德国榨干了。”——威尔逊能这样对公众解释吗？他不能，因为《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也有份儿，如果他这样说，无异于自抽耳光。因此，他不得不为该条约进行辩护，硬着头皮宣称这份条约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条约。

同样，他也不能说：“当时谈判环境极其恶劣，所有的代表都和我对着干，万般无奈之下，才形成了今天这份条约。”因为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威信也就毁于一旦了。

既然在出使法国之前，威尔逊就已经对美国民众打了包票，说一定会将事情圆满解决，而且在会议期间，也一直坚持说事态正在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会议之后，威尔逊怎能承认说“条约中还有许多缺陷、不完善、不公正之处”呢？

于是，尽管他也看到了条约中的种种缺陷，听到国内许多抨击的声音，但他仍然违心地发誓说：“巴黎和会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而且每项决议都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克列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几位巨头，以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是为了拯救世界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因此，《凡尔赛条约》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是建立田园诗般的世界新秩序的宪章！”

威尔逊违心地说完了上面的话后，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因为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的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在这种矛盾心情之下，他只能将这个谎言继续编造下去，用扭曲的、虚幻的景象代替了事实真相，不仅欺骗了美国国民，也在麻醉着自己。在他口中讲述的巴黎和会是一个无比和谐、无比融洽的盛会，各国首脑聚在一起为全世界的人类谋福利。他说：“假如美国不承认巴黎和会的功绩，不认为它是一个为人类带来安宁与和平的会议，那么全世界的人们都会感到遗憾。”

可是，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形，却是他内心中深深的遗憾。

4

亨利·卡波特·洛奇是美国参议院中一位以风格优雅、精于游说而闻名的人物。他身材修长，仪态优雅，灰白色的头发和胡须修剪得非常整齐，浑身上下透出一种贵族的气质，同时，他身上还兼具绅士风度和学者风范。他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他也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

他就像福尔摩斯扮演者威廉·吉尔特那样，只要往舞台上一站，无需提高音量，更不用扩音器，全场观众的目光自然就会汇聚到他的身上，倾听他的讲话。而他的思维也超乎常人的敏锐，别人的讲话只要他听上一两句，就能迅速抓住要点。可惜，就是这样一个睿智的共和党人——亨利·卡波特·洛奇，成为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的主要反对者。

洛奇始终信奉美国精神，他是个好斗分子，美国的对外战争的支持者中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当立足于“永远使美国远离任何来自国土以外的争端，除非美国的荣誉受到损害，假如那样，美国必将战斗到底，决不允许美国的利益有一丝一毫的损害！”

洛奇和威尔逊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因为在洛奇看来，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权益密切相关，如果权益受到损失，就意味着国家和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威尔逊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国家的荣誉属于道德范畴，和权益是两码事，只有在做出令人不齿的行为后，国家的荣誉才会丧失。

洛奇身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认为：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受到任何国际条约的损害，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是尔虞我诈的关系，根本不会像童子军那样重感情、重信义！”他说：“怎样评价一份条约的好坏？两个国家关系好的时候条约有效，那还远远不够；如果两个国家关系破裂，条约依然发挥作用，那才说明这个条约真的有效。在我看来，《凡尔赛条约》是一个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的条约。”

同时，洛奇参议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中有几十万爱尔兰人，为了讨好这些选民，他要求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们召开一个专门针对爱尔兰选民的听证会，希望听取以弗兰克·沃尔什、爱德华·顿和迈克尔·瑞恩等人为首的“美国争取爱尔兰独立委员会”的意见。尽管人们都清楚，爱尔兰的独立和巴黎和会几乎没什么关系。

另外，在美国也有很多意大利裔的居民，洛奇很希望得到这批选民的选票，因此，当巴黎和会讨论到“意大利危机”这个议题的时候，洛奇不失时机地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声称：“我支持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应该得到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港口阜姆，并控制亚德里亚海。”——他当然知道，这恰恰是威尔逊不愿意看到的，但洛奇故意这样做，就是要给威尔逊出个难题。

洛奇几次三番与伍德罗·威尔逊作对。比如，威尔逊自认为参加巴黎和会是为美国人民谋取正当利益。但洛奇对此非常怀疑，他认为威尔逊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在美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临行前，洛奇得知在代表团中的亨利·怀特是共和党人士后，就秘密与他见面，并交给他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与威尔逊截然相反的意见，他希望怀特到巴黎后，背着威尔逊将这份文件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法国总理和意大利总理等人看，并且让怀特转告这些人说：“如果不接受威尔逊的主张，而是接受洛奇在文件中的主张，那么你们的地位将大大加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且不论洛奇的主张是否更高明，只从他这种暗箱操作的手段，就说明他根本不想让威尔逊总统的方案得到通过。

除了洛奇外，当时还有很多社会影响非常大的人士也反对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比如：顽固的保守党人布兰德吉、理想主义者波拉等人，他们不相信与欧洲国家和谈会得到好处，就好像早期的舞台剧中的情节：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认为城市里的人们个个奸诈狡猾，对城里人充满了不信任；还有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政客，比如拉福莱特和吉姆·里德等人；至于共和党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他们非常乐于看到民主党总统陷入泥淖、寸步难行；还有那些参议员们，他们也给威尔逊总统设置重重障碍，他们要让人们明白，如果谁胆敢甩开参议院独自制定协定，那么他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当然，还有不少反对者，他们对威尔逊的计划并不关心，他们只是很讨厌威尔逊独断专行的说话方式。

在美国民众中间，也有很多群体对威尔逊投了反对票。首当其冲的是爱尔兰裔居民，因为《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联中有6个席位给了他们的死对头——英格兰；意大利裔的居民也不满意，因为威尔逊曾经反对把港口城市阜姆划拨给意大利；至于德国裔的居民，他们无法接受各战胜国对德意志共和国的瓜分，以及国际联盟将德国排斥在外，因此他们也对威尔逊一肚子抱怨。还有一些美国人通过《国际联盟盟约》了解到，根据盟约规定，美国要担负很多责任和义务，但美国从中获利太少、太微薄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反对意见，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美国人开始厌恶战争，厌恶一切和战争有关的东西。他们看到欧洲各国为了利益明争暗斗，感到厌倦透顶。美国人恨不得完全从欧洲事务中抽出身来，保持中立，因为生活中除了外交、除了战争，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东西值得关注，比如威拉德与登普西之间的比赛，以及英国飞艇R-34号抵达长岛。可是《国际联盟盟约》仿佛又要将美国拉回欧洲大陆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难怪数百万美国人要对威尔逊心存不满了。

1919年7月10日，威尔逊总统结束了巴黎和会回到了华盛顿。虽然巴黎和会圆满结束，但威尔逊总统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他必须说服美国参议院支持《国际联盟盟约》。因为只有参议院对该盟约批准之后，才意味着美国对这份盟约的认可。不料，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不但没有马上批准，还对他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质询，认为他签订的盟约“根本毫无原则性，没有体现‘门罗主义’，也没有写明国际联盟的权利范围，更没有明确各国有退出的自由，可见，该盟约是迫于欧洲国家的强大压力才不得不接受的”。

众所周知，在巴黎和会上，若不是威尔逊对英、法、日作出了一定战略性的让步，国际联盟根本就不会实现。但这些“战略性让步”，都成了参议院抨击威尔逊的话柄。对此，威尔逊用激烈的言辞予以回击，他说：“巴黎和会搭建了舞台，全世界的命运就在这里揭晓，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并不是所有与会者决定的，而是上帝的旨意。现在弓弦已经拉开，箭已搭在弦上。因此我们不能退缩，只能向前看，朝着美好光明的前景进发！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道路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勇敢大胆地走下去吧！”

难怪人们都说威尔逊总统是一位演讲天才，听听刚才的话，是多么优美动听啊！但是，参议院和民众却丝毫没有被打动。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战时对威尔逊这种优美风格的讲话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现在人们都厌倦了，再也无法振奋起精神。

最后，参议院将《国际联盟盟约》转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但不幸的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威尔逊的死对头洛奇。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漫长的“研究”，洛奇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发表了审议结果，他说：“《国际联盟盟约》令其他强国也能对美国军队和舰队发号施令，这将严重危及美国的独立和安全。而且，美国过多地涉入他国的纷争，只会加重我们国民的负担，与其掺和别国的事务，还不如独善其身，想想怎么样给自己的国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他还直指威尔逊，说：“总统的做法就是在牺牲美国！”

两周后，洛奇率领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经过商讨并投票，提出了一个对《国际联盟盟约》的修改方案，主要针对以下条款进行修改，比如：将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美国退出国际委员会；在国际联盟中，美英两国的投票权均等；取消英国自治领对大英帝国重大问题的干预权等等。

威尔逊不愿意看到参议院对条约做出修改，但以他一己之力，又无法阻止洛奇等人，于是威尔逊决定拼个鱼死网破，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决定在美国西部各城市间进行巡回演讲，以便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当时威尔逊总统已经63岁高龄了，而且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因此他的专职医生建议他放弃巡回演讲的计划。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的身体就出了问题，由于背负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他整日情绪低落，经常一夜夜地失眠，甚至出现了中风的先兆。当时同去参会的瑞·斯坦纳和德·贝克回忆说：“总统每天早上开会时，总是强打起精神步入会场，与各国政客唇枪舌剑、谈笑风生。但当冗长而繁忙的一整天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卧室里，总统仿佛受到重重一击。他面色苍白，他精疲力竭，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一侧的脸颊还痛苦地抽搐着。”在巴黎期间，他的身体甚至马上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他得了流行性感冒，曾一度高烧到43摄氏度，剧烈的咳嗽快让他窒息了——即使这样，第二天他仍强撑病体出现在巴黎和会的会场上。现在，他刚刚从巴黎回国两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如果再度奔波，很可能旧病复发。

威尔逊也清楚此行必定异常艰险，但他头脑中始终放不下他的国际联盟。他不允许洛奇等人破坏他的构想，为此，巡回演讲之行哪怕是一条不归路，他也必须走下去。因此，他拒绝了医生和助手的劝阻，9月3日，他离开首都华盛顿前往美国西部诸市，开始了他的巡回演讲之行。

这次美国西部之旅注定是一条艰险的旅途。他的行程安排得如此之满，每天都要进行一到两次演讲，每次都长达两三个小时。由于没有麦克风，因此他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嗓音，在庞大而又闷热的礼堂里向听众宣传他的观点。比如在盐湖城，总统在摩门大会堂面对15，000名听众进行演说。在空气不流通的礼堂里，拖着病体的总统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衬衣完全湿透了。一个晚上的演讲，他不得不换好几次衣服。

为了尽可能多地进行一些场次的演讲，他经常上午还在某个城市，下午又乘坐敞篷汽车转战另外一个城市，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他还要在车内站起来，向道路两旁的群众挥帽致意。每到一座城市，他还与热情的群众握手，接受当地记者连珠炮似的采访，同时他的眼睛也受到照相机闪光灯的轮番轰炸。他的很多个夜晚都是在颠簸的列车上度过的，可是火车不停的咣当声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他衰弱的神经，并让他夜夜难眠。

这次西部之行，每到一地，伍德罗·威尔逊都不厌其烦地向听众们畅谈《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在未来将给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处。他在演讲中说：“巴黎和会是一次非常和谐的大会，各国首脑摒弃了私心，精诚合作。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们签订的条约也充满了人性，条约不仅代表了美国的利益，甚至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利益！”威尔逊甚至煽情地说：“世上的人们，每人的脸上都流着泪水，这泪水不仅是对苦难生活的辛酸之情，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情！——而这希望，此刻就掌握在在座各位的手中！如果你们不投赞成票，如果条约不能通过，那么整个世界将陷于动荡之中！”

威尔逊总统以他超人的毅力，连续进行了40多场演讲，而且演讲的内容绝不雷同。他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缜密的构思，言辞优美华丽且饱含深情。每一场演讲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可是，公众的麻木的反应却让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也许人们都知道，华丽演讲所描述的条约、国际联盟，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罢了。如今，全国的人民都已从梦中醒来，只有总统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之中。终于，9月24日参议院的投票打破了总统的幻梦。43票对40票，总统的主张被参议院驳回，威尔逊失败了。

此时，威尔逊总统还在巡回演讲的途中。他一直受到消化不良和失眠的困挠，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参议院投票结果传来，他终于完全垮了下来。9月25日，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罗市进行了最后一次长篇演讲后，他就感觉无力支撑，在众人的搀扶下勉强回到火车上。因为他还要赶往下一站——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在夜里11点多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头痛欲裂，他的妻子伊迪丝找来几个枕头让他垫在头下，但是也缓解不了头痛，就这样一直折腾了5个小时，最后在一些镇静剂的帮助下，他才昏昏睡去。然而在他第二天一早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一张嘴说话，左嘴角就流出口水，口齿也变得不清晰了——他瘫痪了。

威尔逊总统的西部演讲之行被迫中断，总统随行医生立即给白宫发了电报：总统病重，即刻返回。然后，专列载着病重的总统掉头向华盛顿驶去。回到华盛顿，在医护人员的医治下，总统的精神状态稳定下来，但是由于脑血栓的影响，他的左半身彻底瘫痪了。威尔逊总统为了他的事业，落得如此地步，可谓是命运之神给他开的一个沉重的玩笑吧。然而，一切悲剧还没有结束。

5

刚回到白宫后的几个星期，威尔逊的病情曾一度严重到无法开口说话的程度。他只能半睁开右眼，在助手的帮助下阅读文件。他每天只能看几篇最紧急的文件，因为每看一篇文件，都会消耗掉他大量的元气，他不得不闭上眼睛休息好一会儿，才能继续看下一篇。他的手仍然无法握紧笔，因此一些重要的文件是通过他的夫人代签的。这件事被洛奇等人抓住了把柄，他四处宣扬，说：“总统已经病入膏肓，白宫实际上已经被第一夫人掌控了。”

现在总统无法管理政务，国家的常规性的事务还在照常进行，比如司法部长帕尔默还像往常一样，对所谓的“激进分子”进行打压，对罢工工人予以镇压。但是毕竟，许多决策性事务还是离不开白宫的。因此，总统一病不起，日子久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不那么灵了。社会物价飞涨，导致商人破产和失业率高企；劳资关系紧张，罢工事件层出不穷。短短几星期间，就连续在钢铁和煤炭行业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民众对政府部门的重组呼声日益高涨，战后的外交政策也留下一个烂摊子需要收拾……一切的问题都摆在了威尔逊总统——这位卧床不起的病人面前，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的民众支持率也如水银泻地般急剧下降。

当时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也由原来的崇拜逐渐转变为讨厌，乃至憎恨。大约两年后，爱德华·劳瑞在他的《华盛顿小传》（Washington Close-ups）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在那段时间，尽管可怜的总统卧床不起，但人们对他的怨气仍然难以平息，渐渐地这种怨气影响到了社会的气氛，以至于整个华盛顿都仿佛进入了政治的冬天。在人们心目中，白宫仿佛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那里被铁门和栅栏包围起来，还有全副武装的卫兵在那儿彻夜巡逻……人们看到白宫，想到躺在里面病榻上的总统，心里就会泛起一种凄凉、痛苦、不幸和备受挫折的感觉。”

由于总统很久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因此流言蜚语满天飞，小道消息遍地走。报纸上有说“总统已经病危”的，有说“总统精神错乱”的，还有的报纸认为“总统既然无法对政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副总统就应该做好接班准备了”。尽管他的医生不止一次出面澄清，但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消息在华盛顿飞快流传，甚至有人说总统已经去世。白宫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回应那些询问总统是否患上了精神病或是死亡的电话，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确认传闻的真伪，共和党参议员福尔和民主党参议员希区柯克代表参议院到白宫探望病榻上的总统。威尔逊总统虽然不能行动，头脑却很清醒，他当然明白两位参议员探病的真实目的。因此，在妻子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总统在参议员到来之前做了一些准备，比如练习了几则预先准备好的笑话，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文章。当一切准备停当后，这才与二位参议员见面。准备工作果然没有白做，参议员们惊奇地发现，在交谈过程中，总统不时表现出敏捷的思维和幽默感，还就世界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这次探视，总统病危的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总统身边的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位国家元首和曾经的演讲大师如今已经病得只剩一具毫无生气的躯壳了，虽然他的思维还算敏捷，但目光中的神采已经不见了。总统的头脑里还是萦绕着陈旧的想法，他的想法缺乏生机和活力，他依然把自己封闭在自己亲手建立起的梦幻世界中，他不甘心让自己建立国际联盟的梦就此破灭。

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自从他生了重病以后，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焦躁、易怒，结果仅有的几位忠于他的好朋友也一个个地被他得罪，纷纷离他而去。

比如，总统多年以来的首席顾问和挚交好友——豪斯。在巴黎和会期间，两个人的关系逐渐产生了裂痕。原因是，威尔逊总统觉得豪斯在谈判中不够强硬，结果屡屡让老狐狸克列孟梭占到便宜。和会结束以后，威尔逊总统就将和谈中的种种不顺迁怒于豪斯，任凭豪斯怎样解释都不予接受。最后，这对交往多年并始终保持着珍贵友谊的老朋友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也是一个例子。他与威尔逊总统的关系也非常好，由于总统生病不能执掌国事，兰辛觉得自己身为国务卿，必须替总统分忧。于是，他就在白宫召集了内阁会议，商讨一些国家要务。可是总统知道此事后，二话没说就将兰辛解职了。

最冤枉的，恐怕要属总统的机要秘书约瑟夫·塔默提了。威尔逊总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约瑟夫·塔默提都忠心耿耿地伴随在他左右。早在1910年，威尔逊在新泽西州担任州长的时候，他就是威尔逊的秘书了。后来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他担任总统秘书也长达8年，可以说是总统最倚重的心腹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心的助手，总统也不惜与其决裂，而且决裂并不是因为政见不合，而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总统也许有点老糊涂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2年4月，当时威尔逊已经离任。那天，民主党在纽约举行一次晚宴。约瑟夫·塔默提在参加晚宴之前，首先去拜访了老上司威尔逊，在交谈过程中，威尔逊向他说：“我愿意和任何拯救美国的人站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会平等地对待国内的每个阶级。”后来，塔默提就辞别了威尔逊，前去参加晚宴。在晚宴上，他引用了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因为塔默提跟随威尔逊多年，知道这句话无伤大雅，在这种场合引用应该毫无问题。但是，碰巧，在这次晚宴上考克斯州长也发了言。晚宴后，人们就错误地将两人的发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考克斯州长对前总统威尔逊的言论表示赞同。

此事传到威尔逊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立即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从来没有授权，也不允许别人到处散布他的观点。很明显，他这是在发泄对塔默提的强烈不满。塔默提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向威尔逊诚挚道歉，并解释说他丝毫没有冒犯老上司的意思，他之所以引用威尔逊的话，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忠诚之心。尽管威尔逊的夫人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一封信，但威尔逊却永远和塔默提断交了。塔默提又提笔写了一封信，非常诚恳地在信中说：“如果您需要，我愿意永远伴随您身边。”但此信仍然如石沉大海，威尔逊没有理睬他。

我们再回到1919年，威尔逊为首的民主党和洛奇为首的共和党仍然在为条约和国际联盟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洛奇将条约做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改动，提交参议院审议。伍德罗·威尔逊当时由于病重，便没能仔细阅读改动的内容，就密令民主党参议员：“但凡条约有改动，就投反对票，总之不能让共和党人的改动得逞。”

如果他当时仔细看一下条约就好了，因为只不过是细微的改动，不会影响大局。

可惜，威尔逊这步棋走错了，结果民主党参议员忠实地执行了总统的密令，投出了反对票。最后在统计票数时发现，其实反对票比赞成票只多了一点，若是没有“自己人”投出的反对票，说不定条约就通过了。就这样，1919年11月19日，条约终于被彻底击败。

几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总统再次将条约的议题提出，结果又一次一败涂地。这次，参议院和众议院决定，与德国签订“独自和解”的条约。但是威尔逊对这一提议断然否决，他说：“如果美国这样做，美国的勇敢和荣誉将会永远蒙羞！”于是这个提议就没有通过，直到后来的哈定总统继任，才与德国签订了类似的和平决议，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不过，总统的霉运还没有最后结束。1920年，又开始了新的总统大选。威尔逊总统把这次大选看作政治生命中最后的一次希望，他要谋求第三次连任。对此，他信心满满，他说：“这次总统大选将成为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公民投票，富有正义感的、严肃的公民将站出来支持我，支持这个国家！”——随后，进行了总统竞选资格的投票。投票结果出来了，公民们的确站了出来，只不过这些票都是反对票。整整700万张选票，让威尔逊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当威尔逊总统的政治事业一次次遭受打击，当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深重的代价却屡屡受到世人的冷眼，他的心情必定是无比痛苦的。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彻底绝望的。因为当他在白宫的深宅大院里卧床不起的时候，他所听到的外界的消息，也许都是正面的。为了让他安心养病，他的夫人、助手和医护人员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他始终对外界的事情进展满怀信心和希望。

然而，这样的善意谎言终于难以长期维系，当真相大白的一天，也就是威尔逊总统内心世界彻底破碎的一天。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威尔逊在卸任之后，只因为一句话就与忠诚的约瑟夫·塔默提断交了，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之后，他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

6

现在，让我们再度回到1919年的早春，看看总统大选的全过程吧。

当时，总统威尔逊还在巴黎参加和会。当时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问题评论家就在《纽约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记述了民主党内部分成员的抱怨：“让保守派接受新观念比登天还难……他们会暂时退缩，但是不会消亡。因此，一些年迈而且思想守旧的民主党人自以为掌控了民主党的命运，他们在管理党派的时候，还用1896年的那些陈旧的套路。看来，战争没有让他们变得清醒……他们不会向前看。”

显然，民主党内的这些抱怨是冲着威尔逊总统去的。此时，民主党的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对威尔逊参加1920年大选的声音，他们打算抛弃这位“因循守旧”的理想主义者，选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代表民主党参加大选。

于是，民主党内部开始寻找合适的候选人。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伦纳德·伍德将军。他性格耿直，不畏挑战，而且与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类似，对上帝充满敬畏；他与威尔逊形成强烈的反差，但似乎个性太强，难以驾驭；其次走进人们视线的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洛顿，不过他也并非最佳人选；接下来，人们又想到了在战争时期担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赫伯特·胡佛，他因成功化解比利时危机而声名鹊起。可是在竞选方面，他实在是个菜鸟，因为他直到马上要参加竞选了，还没弄清楚自己究竟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样的人自然也就被淘汰了。民主党也曾经考虑过让哈里姆·约翰逊参选，因为他已经是参议员了，这对于竞选很有帮助。可是此人顽固得像一头驴子，最后他也被排除在外。

而共和党那边，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沃伦·甘梅利尔·哈定。1865年11月出生的哈定从小在农村长大，他最初是一个小报记者，后来与一位富商的女儿结婚，在其支持下，才投身政界。哈定的确是共和党参加竞选的最佳代表。因为他为人低调、谦逊、毫不张扬，不仅在共和党内有着极好的人缘，在党外，甚至在民主党中，也有着不错的口碑。

威尔逊与哈定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威尔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喜欢空想，自认为非常有远见；而哈定非常务实。劳瑞曾这样评价过他，说他如同“雪茄店门口站立的印第安人一样，淳朴而守旧，好像在安全剃刀[13]之前那个时代的一朵花”。哈定不是一个爱玩弄权术的人，他认为在麦金利总统和参议员福拉克的那个时代，政治权谋就已经达到了巅峰，现在应该回归自然了。

另外，威尔逊是学者出身，骨子里透着清高和冷漠，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哈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像一位普通小镇的居家男人。哈定非常随和，和朋友们能玩到一起去，即使当了参议员，还经常在周末晚上与朋友们玩牌。

对于社会阶级的看法，二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威尔逊厌恶商人，支持劳工阶层，他推崇“工业民主”的观点；而哈定则对商人阶层充满好感，他非常怀念战前那段美好时光，在那时候政府不对商人们设置重重障碍，而是一路绿灯，帮助商人赚取更多利润。

前面提到，威尔逊清高而冷漠，因此他经常与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矛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处处树敌；而哈定则被各派交口称赞，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参议员”。正如查尔斯·威利斯·汤普森形容的那样：“哈定对人表里如一，他待人和蔼，绝对不会与人交恶。”

两个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威尔逊着眼于全球，他希望美国能在世界上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而哈定则务实得多，他首先要考虑美国的利益，他想让疲惫的美国休养生息，不要再卷入是非之中。哈定在波士顿的一次发言中这样表示：“美国现在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需要静静地修养、疗伤；美国要想恢复元气，不需要秘方，而是正常的秩序；美国也无需革命，而是休养生息……总之，美国不需要特别的治理，只要让她安静地休息，自然就会慢慢恢复。”哈定的这番讲话说出了美国人民的心里话。他讲话中的“常态”这个字眼，恰如其分地点明了民众的心中所想——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扮演世界救世主的角色去承担道德义务，美国人只想过着“常态”的生活。

在共和党这边派出哈定角逐总统宝座的同时，民主党方面还没有选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而此时威尔逊的病情恶化了，彻底丧失了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最后，民主党人赶紧提名选出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让他与哈定竞争。

可惜考克斯此人政治能力一般，只能算是个平庸的人。但既然被推到台前，就不得不大张旗鼓地高调表示强烈支持国际联盟，并且也学着威尔逊的样子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演说，拉选票。可惜他的水平远不及威尔逊本人，虽然从语气到手势模仿得像模像样，可就是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而哈定则以静制动，像前总统麦金利·威廉的“前廊竞选”[14]一样，他哪儿都不去，只呆在自己的家乡的小镇。早上起来，他和助手给马匹钉马掌，他在衣襟上别着一支麦金利康乃馨[15]，在田间闲庭信步，如同度假一般悠闲。

哈定谦逊、低调的个性博得了各个派系的好感。由于他说话很有分寸，因此在民主党阵营中，也有很多资深民主党人拥护他；同时，哈定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自然也就得到无数憎恨国际联盟的民众的支持。哈定曾经在演说中向国民保证，如果他上台以后，他绝对不会发动人们去涉足欧洲事务，比如去帮助多灾多难的捷克斯洛伐克。

经过几轮投票，到了11月3日清晨，哈定与考克斯对决的结果终于出来：哈定以1，600万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仅获得900万张选票的考克斯，顺利登上总统的宝座。而作为失败者的考克斯，则成为政坛的失意者，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7

在受到这次沉重而彻底的打击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回到他在华盛顿S大街上的那栋宽敞而舒适的宅邸里，他整日闭门不出，就这样又度过了3年多的时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这期间，有很多人来探望他。人们惊讶地看到，以前那个精力健旺、充满激情的总统不见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仿佛苍老了10岁的男人，坐在向阳房间里的一把大椅子上。他裹着厚厚的衣服，身体蜷缩成一团，凑近壁炉取暖。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搭在大腿上，头部歪向一旁，仿佛脖子无法承载头部的重量一样。他几乎完全秃顶了，只有额头前面还有一些花白的头发，向后整齐地梳着。当他和人们说话的时候，头部几乎无法移动，只能靠眼睛的目光跟随对方。不过，当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他的政敌的话题时，他好像一下子焕发了活力。他情绪变得很激动，还打着手势帮助自己表达观点，甚至有时候胳膊敲打在椅子的扶手上，他都浑然不觉。他用充满仇恨的语调恨恨地说：“现在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把装满玫瑰香水的瓶子丢掉，拿起武器，继续战斗！党派之争无可避免！我们绝不能妥协！”他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说完了这些话，然后一下子变得神情委顿。喘息了好半天，他仿佛又恢复了一些体力，继续用严厉的语气说道：“等我身体复原，到那时，我要他们好看！”看来，威尔逊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肯放弃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民主党能把握最后的机会，给政敌迎头痛击。此刻，他虽然非常无助，而且内心委屈、痛苦，但他仍梦想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权力之巅。

威尔逊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是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5周年的纪念日。他在助手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门口，站在房子门口的台阶上，向群众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些人虽然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定，但是对这一信念是否会最终获胜却漠不关心。可我却不然，我一定要坚持推动我的信念，让它走向最终的胜利！我这一辈子，看到过傻瓜向上帝宣战，最后怎么样？我看到了那些傻瓜的毁灭！而如今，我们的敌人将再一次落得个毁灭的下场，我们必然会胜利！这就像上帝统治世界一样，是毋庸置疑的！”

3个月后，威尔逊带着满腹的遗憾和痛楚，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