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

以往学术界对市场进行考察总是以供给需求引起的价格均衡作为标准。然而，依照一种资源均衡的标准进行考察，则可以轻易地发现市场机制中资源的不等量传递。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被简单地与农产品产销的量化指标相关联，^[55]由市场化扩展所造成的生态恶化、资源流失和人民贫困化等因素却往往被忽略。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收益的过程，还应被看作是农民资源掌控权力流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显性权力对资源的直接掠夺，也有隐性权力利用市场价值规律实现的资源的传递。随着东北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该地的生态也被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了其农产品的买主，并使得东北地区的现代农业技术引进缺乏资源上的有效支持，阻隔了东北农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近代化发展之路。而国外帝国主义权力的介入又极大地加剧了资源在市场内部的流失，并加速了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上的退化，使得东北地区的生态系统在几十年间竟然出现了很多中国其他地区开发后数百年才会面临的问题。除了资源流失程度加深外，帝国主义的介入也使得资源在市场中传递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近代以前东北地区权力借助市场不对等传递资源的现象就已存在，但是这种不对等的资源传递却仅能归结为国家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其资源仍是在国家内部循环。而国外势力介入以后，资源在市场中的传递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军事政治掠夺和经济掠夺。在权力通过暴力（主要为政治权力）与市场价值规律（主要通过经济权力）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东北农村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一种在资源上受压榨的地位。

〔作者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评论：

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不光是因为这篇论文资料丰富翔实、研究做得十分扎实，而且还因为这篇论文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不仅观点独到，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市场和贸易理论，而且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也非常有警示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市场是一种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和拥有的公共制度平台，二是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公平和有效的，它可以自动地调整生产资源配置和引导经济生产活动。而此篇论文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市场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平等地自由进入和拥有的，权力因素在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东北近代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国家不平等条约下中国与外国列强在市场竞争中的国家权力不平等和因此带来的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不平等，也存在着东北农民和他们的农产品在贸易交换中的不平等地位。

论文用大量丰富和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在国家主权得不到保障的宏观形势下，外国势力是东北近代农业经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主要主宰力量和最大获益者。“很多外国商业深入东北地区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大部分的“商埠开放是外国势力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推行的结果”，而少数的“自开商埠也多出于对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应对”。正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军事暴力，日本得以占有东北的资源和垄断东北的商品市场；也正是通过市场，东北的资源在贸易交换中被隐性地掠夺。从清政府的“禁封”和“开关”，到外国势力对东北的入侵和掠夺，权力自始至终贯穿于近代东北地区资源开发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在东北经济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日趋商品化，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迹象。

这篇论文同时也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贸易双赢”观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认为在比较优势主导下的劳动分工中，双方都可以通过贸易而从中获利，因为这种贸易是双赢互利的。然而，此篇论文则用史实指出了贸易交换中的不对等性。论文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市场贸易的发展虽然给东北农民带来了暂时的货币收入，却是以东北地力的持续下降为代价的，而且暂时的货币收入并不能补偿因地力下降所带来的未来农业产量的损失；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市场贸易扩张中，东北农民是在用他们未来的生存资源去换去暂时的微薄收入。一方面东北农民用自己的土地资源生产和出口豆饼，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土地却只能靠土肥来维持；在大量生产和出口大豆的农业商品化中，土地的氮含量急剧下降；随着地力的持续下降，单位粮食亩产量也持续下降，进而导致农民单位土地收入的下降，人地矛盾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化。

此篇论文对近代东北地区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的讨论对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因为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低端，大量外汇和GDP增长的创造主要依靠的依然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人口红利。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贸易体系中，即使在同类同质量同劳动生产率的产品交换中，中国工人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也只是发达国家工人单位时间劳动价值的N分之一。这篇论文实在是启发了我们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思考；它用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实证研究案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

本人觉得这篇论文相当出色，但在理论探讨和理论框架的使用上稍有不足，提出的意见仅供作者参考。

第一，论文讨论了权力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权力因素在市场机制建立和维持中的作用，并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完美主义”观点进行了质疑。然而，论文在理论上并没有探究为什么权力要极力地在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扮演角色，对市场进行垄断。从这一点上看，论文并没有完全跳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框架。其实，市场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让买方和卖方进行买卖交换的制度平台，更不是一种自由平等的买卖平台，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对原材料市场的垄断可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并降低生产成本，对销售市场的垄断则可以保证产品的销路并提高利润。这也是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极力开拓和抢占世界市场，并在市场争夺中不惜频繁使用武力和经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原因。第二，论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却又常常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的只言片语作为其观点质疑的理论支撑，这在理论上显得有些乏力和矛盾。其实，作者的实证研究在很多地方反映和证明的是“世界经济体系论”（也称中心依附论）的观点。比如东北资源在贸易中被隐性掠夺的现象就可以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中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对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进行隐性转移的现象，萨米尔·阿明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中曾予以非常深入和详尽的论述。本人认为如果此篇论文能以“世界经济体系论”作为理论框架，那么在论述上要显得有力和逻辑自洽得多。

---

[1]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34页。

[2] 〔英〕卡尔·波拉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19、120页。

[3] 这里提到的资源仅仅包括自然存在的或利用自然生产的有形资源，而不包括文化资源。

[4] 南満洲鉄道調査課：《満洲の農業》，南満洲鉄道調査課，1931，第191页。

[5] 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第233—239页。

[6] 〔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16页。

[7]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流通篇）》（上），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7，第5—6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农产物流通过程》，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8，第44页。

[8] 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1931年编印，第356页。

[9]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8页。

[10] 〔日〕近藤康南：《農民経済の諸問題》，東京，日本評論社，1934，第234—235页。

[11] 该理论认为，处于贸易中的各国（地区）之间存在着技术和资源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衍生为生产成本的差别。因而贸易各方都应该利用这种差别，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地区间贸易存在的基础，并使得贸易双方在生产中“趋利避害”，都可以从贸易之中收益。依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同样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并促进社会总效应的扩大，并最终通过“渗透经济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使得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从比较优势贸易带来的增长中收益。

[12]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在讨论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指出，实际经济增长率对均衡增长率及自然增长率发生偏离时，可能发生经济要素循环效应的过量投入，进而造成经济“刃锋型”背离的波动。这是经济学家首次直面经济增长率的有限性问题（马春文：《发展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2页）。以麦多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则在《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中点明了一个人类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人口和物质财富生产的持续不断的指数增长，会造成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加速和环境状态恶化的加深。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则可能造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及环境承载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 Edward C.Parker， Field Management and Crop Rotation，St.Paul，Minn.：Webb Publishing Co，1920，p.390.

[14] Edward C. Parker，“Agriculture in Manchur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Vol. 9（1909），p.113.

[15] 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建国印书馆，1944，第196页。其中“反”为日本的一种土地面积计量单位，每“反”相当于9.9公亩。而“贯”则为日本的一种重量计量单位，每“贯”相当于3.75公斤。

[16] 〔日〕天野元之助：《満州経済の発達》，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經濟調査会，1932，第32页。

[17] 光绪《龙江志略》第6卷，“丛录”，第18页。

[18] 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例》，《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赵冈：《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第153页；王大任：《近代东北地区雇工经营农场的再探讨》，《史林》2011年第3期。

[19] 《宣统政纪》第10卷，第52—64页。

[20]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満洲経済要覧》，関東都督府民政部，1910，第17、20、46页。

[21]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満洲経済要覧》，第8页。

[22] 〔日〕鈴木小兵衛：《満洲の農業機構》，白揚社，1936，第176页。

[23] 〔日〕野中時雄：《満洲農家の生産と消費》，南満洲鉄道社長室調査課大正11年（1922）版，第105—107、122—125页。

[24] 満鐵調査局：《満洲の民食と榮養》，満鐵調査局，1944，第2—3页。

[25] 根据铃木小兵卫的研究，在大连市场上，粟要比高粱的价格高1/3左右（鈴木小兵衛：《満洲の農業機構》，第244页）。

[26] 《粟の朝鮮輸出》，《滿洲日日新聞》1915年9月9日，第1版。

[27] 《満洲粟と鮮米 鮮米移出増額策》，《京城日報》1914年7月30日，第5版。

[28] 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集刊》第1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29，第15—16页。

[29] Kenneth Pomeranz，“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No.2 （2002），pp.539-590；Li Bozhon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New York：St. Martin’s，1998）；Yong Xue：“A Fertilizer Revolution？—A Critical Response to Pomeranz’s Theory of Geographic Luck，” Modern China， Vol.33，No.2（2007）.

[30] 在大豆供应紧张时，江南地区农民所遭受到的困境可以引以为证（民国《重修吴县志》，“风俗部”，第8页）。

[31] 〔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著《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的时代》（上），杨宁一、曹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49页。

[32]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第289页。

[33]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409—410页。

[34] 〔日〕島木健作：《満洲紀行》，東京，寶石社，1940，第25—32页。“‘开拓民’所采用的农耕方式，仍是原有的满洲式农法。”“我绝非抱着幻想去的，但新式农机未被使用的情况仍然使我感到意外。仍然是犁杖、木头辊子、点葫芦、锄头、石头磙子。”“像北海道犁那样的西式农具被弃置在露天之下锈蚀的实况，是我曾多次见到过的。”

[3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北滿經濟調査所：《北滿ニ於ケル機械農場第一次計劃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北滿經濟調査所，1937，第4页。

[36]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10页。

[37]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北满农业》，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8，第130页。

[38]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第258页。

[39] 《人肥輸出の好機 満洲大連方面に新販路を開拓す可し》，《時事新報》1915年4月15日，第1版。

[40] 《肥料価値としての豆粕と硫安 硫安の市価は低廉 満洲豆粕の危機》，《滿洲日日新聞》1928年6月2日，第4版。

[41] 《満洲豆粕の内地輸出は頓挫 調査機関の要望起る》，《滿洲日日新聞》1928年年6月10日，第2版。

[42] 《肥料不足の悩み深刻 地方経済打診》，《東京朝日新聞》昭和15年（1940）3月10日，第7版。

[43] 《硫安生産額 満洲は八千噸》，《滿洲日日新聞》1917年5月30日，第1版。

[44] 东方经济研究所：《东北的工业》，东方书店，1946，第122页。

[45] 滿鐵經濟調查會：《滿洲經濟年報（1937年）》，东京，改造社，1938，第303—304页。

[46] 日満農政研究会新京事務局：《満洲在来農法ニ関スル研究》（其の二），日満農政研究会新京事務局，1943，第24页。

[47] 昭和製鋼所：《昭和製鋼所調査月報》第2卷第4号，昭和製鋼所，1940，第28—33页。

[48] 《古海中之笔述》，1960年3月19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第369页。“在石油方面，千方百计，由伪满推行了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产品全部被掠运日本。于是国内全力生产酒精，甚至强制动员了烧酒制造业，企图用酒精代替石油。”

[49] 孙邦：《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377页。

[50]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第387页。该厂在1930—1943年间，其产品供应日本海军占92.1%，满铁自用占4.5%，在东北地区销售仅占3.4%。根据其中反映“九一八”前情况的1930年数据，在生产总量27680吨中，东北地方也仅仅消费了173吨，与事变后无甚区别。

[51]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農務課：《農家經濟調査 昭和8年度》，南滿洲鐵道地方部農務課，1935，“附录”，第52—54页。

[52] 孔经纬：《清代民国伪满时期东北社会经济的演变》，《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第61页。

[53]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1949，“序言”第1—2页。“东北经济的殖民地性，规定了机械工业的脆弱性。日本的机械工业本来已比较落后……机械工业的基础——工作母机的自给能力仅及需要量的8.3%，在机械化上所需的机械如蒸汽机等，仅能自给2.1%。”

[54] 日本产业调查会满洲总会：《满洲产业经济大观》，长春，日本产业调查会满洲总会，1943，第334页。

[55] “二十年代东北粮食商品生产规模之大，粮食加工业之发达，粮食运销业的畅旺，粮食出口贸易的繁盛，粮食商品率之高，都已达到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诸如人均粮食占有量、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大豆生产的集中化和区域化程度、大豆三品出口贸易额、大豆的输出率和商品率、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等方面，即便同今日东北粮食发展水平相比，也是相当高的，有些指标现在都很难达到。二十年代东北粮食商品经济如此高度发达，是中国农业史上大放光彩的一页。”李澍田、衣保中：《“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粮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