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然道路”与“反自然道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究其实，阿里吉也看到了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还指出杉原薰关于东亚勤劳革命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论题，并没有质疑欧洲道路那种典型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16]，但他仍然将其归之于斯密型增长，其原因就在于阿里吉误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中西发展道路的论述。从行文中看，他之所以推崇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与他特别强调的斯密的所谓“反城市偏见”密切相关。据其研究，这一由罗森堡揭示的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认为农业工人比产业工人更少受到技术分工的负面影响，更具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技能，“假如有机会成为小私有经营者，庄稼汉将是比大私有经营者更好的企业家”；“任何国家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取的（资本），都是极不稳定和靠不住的财产”，除非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在该国土地的耕作和改良中得到了保护和实现”，因为“农业更坚实的改良所产生的财富来源则远为耐用持久，并且不能被毁灭掉”。斯密因之建议立法者推动“非自然的”道路自动地与“自然的”道路趋同。^[17]正是基于这样的发现，阿里吉一方面承认杉原薰并没有引证斯密，也没有质疑欧洲道路，另一方面却仍然将其有关东亚道路的表述与“斯密模式”连接在一起，并将斯密模式的适应对象转移至中国。^[18]至于所谓的欧洲道路，据其行文判断，其实是马克思的立场，尽管后者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分析，是从“市场和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开始的，但他“很快就让我们离开‘嘈杂的’市场领域，跟随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去考察资本究竟是怎样进行生产以及如何被生产，亦即进入技术分工的领域”。^[19]阿里吉似乎忘记了他早先作出的判断，即斯密是从制针厂这一“隐蔽的生产场所”转向包括城乡分离在内的“社会分工”。从阿里吉阐述斯密“反城市偏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农业的偏爱并没有偏离这一“社会分工”的立场，他之强调“自然的”道路，并非返回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状态，而是强调在以工、农分离为基础的城镇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是如何因其在城镇的积累过于庞大，竞争激烈，以致利润降低，被迫流向农村，在土地上扩散，从而“在那里创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新需求，必然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20]据斯密的原著，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一种是“随着农业发展而推广改进的”，但是“其推广与改进，在欧洲的现代史上，一般迟于那些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它实际上是“国外贸易和直接由此而产生的制造业的最后和最大的结果”。易言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和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21]斯密还详细探讨了工商业都市的增加和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所做出的三个方面的贡献，即“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推动都市商人投资于农村，进行土地改良；侵蚀和瓦解了农村旧的封建体制和农村居民的依附状态，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和城市一样的社会，即“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后者，斯密誉之为“一种极重要的革命”。^[22]他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思潮时，特别指出，那些“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斯密真正倡导的是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而非孤立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任何特别鼓励特定产业或特别限制特定产业的做法，都“违反自然趋势”，都“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23]正因为如此，当斯密发现国防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矛盾——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国民财富增长一方面使国家成为贫穷邻国更具吸引力的打击目标，一方面又损伤了大部分人口的战斗力，因为那些专门从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工人既没有准备作战，也没有时间从事军事训练，根本无力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极少而只有家庭工业的农牧国家，每个人就是战士或者可以轻易地变成战士时，他并没有主张回到所谓的自然的道路，而是像阿里吉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把他的社会分工优势理论扩展到“战争艺术”上，即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依靠机械技术的现代常备军。^[24]就此而论，斯密对所谓“自然的”发展道路的偏爱与其对国防的强调并不矛盾，矛盾的是阿里吉自己对斯密的误读。

进而言之，当斯密将欧洲道路称为“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时，他实际上有可能在欧洲的经济发展史上预设了一条前此而存在的与“中国”雷同的“自然的”道路。而且，诸如利斯、赫利法克、设菲尔德、伯明翰、沃弗汉普顿等地的制造业，在斯密看来，正是“农业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以致严立贤就此总结出一条由斯密描绘的“与中世纪制造业以及原初工业化论者所强调的农村工业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发生机制与过程”，^[25]但在斯密眼中，这一自然道路的演进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曾占据主导性地位，更多的地方走的还是另一条非自然的道路。问题是，前者是如何走上这种非自然的道路的呢？斯密先是在序言中将其归因于国家政策的不同，^[26]继而又在第3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专门来讨论到底是“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只是其表述又略有变化，认为“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造成的”。^[27]不管怎样，从其对自由的、独立的、有自己的耕田资本同时又有权利保障的英格兰佃农，以及自由的、独立的、与乡村社会相分离的“都市的勃兴与进步”的推许之中，还是可以窥其端倪的。不过，真正揭开其中秘密的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秘密不仅存在于“隐蔽的生产场所”，更存在于这一生产场所之外，只是需要将时间稍作前移、重点探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劳动者和其生产条件的分离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就其结构的安排而言被置于《资本论》第1卷之后，但就其历史的顺序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可以说，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重点讨论的都是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商业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不是起源问题，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阿里吉的错误在于将斯密的横向比较所显示的空间差异变成了永恒的纵向演进的过程，以致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在批评加州学派关于大分流与工业革命的解释时曾指出，“什么开始了工业革命和什么维持了工业革命的问题就不应混为一谈。”^[28]同样，这里也不应该把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其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依据阿里吉的引述，斯密的所谓“自然的”道路，亦非所谓的“东亚勤劳革命”，而同样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演进道路，其与欧洲的不同，仅仅在于其资本的投入是按照先农业、后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这样一个顺序依次展开的，相反，“现代欧洲各国，它在许多方面却完全被颠倒了”。^[29]此处颠倒的只是发展的顺序，而非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本身。很显然，如果斯密曾经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描述，那么这种描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或者说是对中国现实的误解，这条道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不曾存在过；阿里吉却抓住家庭工业（至于勤劳革命，另当别论）这一现实，把它植入斯密的思想体系之中，结果造成了双重的误读。^[30]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被阿里吉单独与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所谓“自然的”道路，其实只是亚当·斯密设想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而且这个理想化的模型即“自然的顺序”，“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斯密坚信：

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31]

此处不能忽略引文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限定性短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的心态。差不多同样的表述在另一处又被设定了这样的条件：

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32]

实际上，在讨论一国资本之用于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三种事业时，他更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因此，“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33]也就是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出一条不曾受过干扰的“自然的”道路，面对有限的资本，各国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资本投入的结构各有差异，实际上走上了不同的财富增长的道路（非“经济发展”）。就此而言，斯密在第2篇第5章至少提出了三种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即北美、欧洲和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中、欧两种不同的道路。^[34]这是从一国的产业结构以及演进过程着眼的。如果联系第1篇第8章的相关论述，也就是从财富的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来判断，中国和印度又各有差异。综合起来，斯密实际上提出了四条经济演进之路。^[35]如果说欧洲走上的是一条“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那么中国也并非像阿里吉声称的那样被斯密奉为“自然的”道路的典范。斯密对中国，还有印度、古埃及等国曾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屡屡表示惊讶，但是他还是明确无误地断言：“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36]如果说欧洲道路“无论就哪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其走向“很大的富裕程度”的过程本身“是极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37]那么中国道路，固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却也从此“停滞于静止的状态了”，看似“未曾退步”，却也难以前进，毕竟这种“静止”状态自马可·波罗访华至斯密时代已经延续了500年之久；至于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则踏上“社会急速退步”的不归路。^[38]真正走上国民财富不断增进之途而被斯密奉为典范的，大约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了。此处财富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口数量和劳动报酬的增加，既不同于“不增不减”的中国，也不同于“逐渐增加”的欧洲，更不同于急速衰败的印度，而是处于“迅速增长”的态势。^[39]其关键在于此处“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而且可以预见，其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40]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密当时所谓“经济发展”（实际应为可持续的财富增长）的两条道路，与其说是欧洲与中国，毋宁说是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中国之间所显现出来的差异，与其说是国民财富增长或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不如说是两条经济演化之路的分歧。前两者涉及的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后两者则是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发展与停滞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林刚明确指出的两条道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国家为主，强调国外贸易、产业分工、城乡分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在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一条则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求生为最高准则，以“农业与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密切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密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41]尽管这两条道路，一条以不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和阿里吉都不曾明了的——为基础，一条以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着意强调的——为基础，按照阿里吉的说法，最后都可能会导向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由于这是两条不同的经济演化之路，而非经济发展之途，其最终的走向亦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表现为停滞或经常性的周期性循环，一个则通过“创造性破坏”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断言，前一条道路可以自然地通向后者；当然也没有哪位学者能够说明，作为非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共同遵循的前一条道路，究竟在欧洲是怎样走上后一条道路的。

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佩罗曼教授，曾经对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或隐或显的“社会分工情结”进行过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解释阿里吉为什么在“发现”或正确地指出了斯密分工理论这一精髓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弃之而去。据其研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总是喋喋不休地鼓吹所谓“自由放任”理论，以致此后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但是，只要认真阅读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乡村生产者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能力和“特别可恶的韧性”深恶痛绝，“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而其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把农民和土地分割开来，也就是建议或支持政府剥夺小农场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的政策话语之间的背离，使他们对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表述颇显模糊和质疑，有时甚至自相矛盾。^[42]但如果明了这一背景，事实上也可以从劳动的社会分工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阿里吉之反转斯密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这一点确实不容否认，在其著作中时而可以看到斯密对农业、农民和乡村景观的推崇、眷念和赞赏，或者相反，对深受专业化分工之害的城市工人的鄙视。但是依据佩罗曼的研究，此类情感流露，与其说是对“自然道路”的执著，莫如说是在英国的原始积累或社会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发出的感慨而已。斯密设想人类历史会按照四个阶段自然地演进，也就是从狩猎、采集、农业社会，依次过渡到商业社会，^[43]也多次申述在任何没有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都会超越原始状态，自然而然地形成劳动社会分工，认为这是“一种交流、交易、交换的本性使然”，而不是“任何人类政策的结果”，^[44]但是他不时又会感觉到农业与分工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把“劳动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视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农业的本质特征”，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如此多的细致分工”；^[45]他对苏格兰农民的批评，也显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造成苏格兰高地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高地农民还没有适应现代的劳动分工，他们仍然兼做“屠夫、面包师和酿酒人”，而非依赖于购买的商品。^[46]就如在他之前公开提倡采用原始积累途径的詹姆斯·史都华一样，斯密也认为，需要让现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场主，从乡村中那些所谓“多余的嘴”的人们手中夺过土地，减少佃农以及其他一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并认为“这一举动在欧洲的每个部分都直接预示着进步和更好的工作”。^[47]事实上，对于具有“多面手”技能的农民，斯密还给出了一幅“怪诞的漫画”，认为“每一个乡村工人都很自然地就养成了闲逛、懒惰、粗心的习惯”，他们“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被迫换一种工作，换一些别的工具，使他们变得懒散、懒惰，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形下也无法变得精力旺盛”；一旦通过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提高农耕技术，这些农民就“和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了”。^[48]

同样，斯密对城市下层工人的看法，并不表示斯密对城市化的质疑。相反，他只是由此而担心这样的工人阶级“会以一种公开的武力方式，将别人降到和他们同样的地位”（斯密语），因而需要借助“法律和政府”对富人的财产予以保护；他还希望借助于“高工资能使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消亡，从而使工人们觉得更像小资产阶级”。^[49]前文提及的斯密之关于劳动分工与国防需要之间相互矛盾的论述，与其说是出于对工人福利的关切，不如说是对富人财富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故此他呼吁政府“对教育程序进行干预，希望能通过学校教育，使那些有潜在的难以驾驭性的工人阶级，更多地接受军事纪律，接受财产权”，当然也通过专业化的训练，“培养尚武精神”，以保护富人的财产。^[50]

因此，正如佩罗曼反复强调的，尽管斯密总是“固执地想证明”，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农业社区中，劳动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地演进；尽管斯密始终不曾明白（在我看来，抑或是不愿意明确说出），这些工场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些同样固执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什么突然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而去接受工场里的雇佣劳动，^[51]但是他不时流露出的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敌意，却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冲突与裂痕，显示了斯密之市场取向的劳动社会分工自然进化理论的不可靠，这或许也是斯密为什么在其讨论政府作用时坚持国家干预立场的潜在动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自然进化论，其最终趋向乃是劳动社会分工的形成与扩大，与阿里吉的“自然道路”不可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斯密为什么要反复申述欧洲道路的“反自然性”。不过，这并不表示以斯密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家庭生产始终坚守排斥的立场。佩罗曼在他的研究中精辟地指出，他们对家庭生产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

每当自给自足经济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严重阻碍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会对维持工人家庭自给自足能力的条件，不断表现出敌意。一旦政治经济学确认家庭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将从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学家就似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完全失去了兴趣。相反，他们力劝家庭应成为劳动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者。最终，当有效需求问题得到更多关注后，经济学家就将家庭看成了消费场所。结果是，家庭作为生产场所的作用被普遍地遗忘了。^[52]

也就是说，一种总体上对资本主义曾经顽强抵制的家庭生产，在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并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相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分析详后）。佩罗曼的讨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应该对“家庭生产”和“商品生产”“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欧洲道路”与“勤劳革命”做绝对化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更应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此而论，即使斯密对乡村怀有眷念，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倡导回归那样的田园生活了。

这从他对英国殖民地的农业或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上文已经指出，斯密最钟情的“自然道路”实际上是美国道路，但有意思的是，斯密并不赞同美洲人按照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途径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强之路，更不赞同他们“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进而使本地人独占制造业，垄断全部输出业。他认为这样一来，“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53]相反，对自己的祖国英国，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佩罗曼以不无讽刺的口吻指出，尽管斯密信誓旦旦地宣扬农业的优势，但他事实上并不是英国农业保护的坚定拥护者；这样的农业，尤其是专门从事农业，在他看来，“是适合所有新殖民地的行业”，是殖民地迅速走向繁荣发展的最佳途径，至于必需的工业品和奢侈品生产，“购买外国货比自己生产要来得便宜”。^[54]对苏格兰，斯密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一方面批评苏格兰的落后，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苏格兰变成一个与英格兰比肩的制造业中心，而是要将这一地区“永远作为依附于英格兰的原料产地而存在”。^[55]可以说，斯密对美国自然道路言不由衷的赞美，充分体现了一位依靠发展起来的劳动社会分工确立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英国殖民者的心态，是对当时以工业化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坚定维护。这样的道路，固然可以使其所在的国度继续保有某种乡村的美景，但在斯密那个时代，显然只是留给被殖民者的礼物。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像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其作为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成长，更不能阻止成长起来的美国对殖民扩张事业的继续，以及随后对英国殖民霸权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