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继承到超越：马克思与斯密“社会分工”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公平地说，阿里吉对于欧洲道路及其帝国主义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极具挑战力的分析，正是这样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新著最富华彩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作为这条道路坚定不移的“看护人”和阐释者之一的斯密，却被他完完全全地遮蔽掉了。这样的处置手法，实在令人费解。毕竟，连他自己也声称，“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确实极其深刻地洞悉了欧洲道路的特性”，但“在解决欧洲那种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与军事力量优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不如斯密的历史社会学有用”。^[56]在另一处，他甚至指出，斯密和马克思都把以下几个特点，即“它的外向性，它嵌入了全球市场，以及它由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倒退’的前进方向”等等，看作是欧洲道路的“基本特性”，^[57]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将其中的一条道路留给斯密，另一条道路却送给马克思呢？仅仅是因为斯密对阿里吉所谓的“自然道路”有所偏爱？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何曾有过这样的情趣？我们不应该忘记，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几乎全都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状况，为什么不能把欧洲道路也看成是斯密道路呢？阿里吉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与依据，这就是在斯密和马克思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固然有真理的成分在，可更多的还是误解和臆造。可以说，斯密与马克思的不同，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偏好，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此种不同，当然与各自的研究计划、研究课题、研究战略以及研究内容的差异有关，也与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的现实情境以及中心话题有关，更与各自的立场密不可分，但是并不能就此割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阿里吉是从三个方面给斯密和马克思划清界限的。为了行文方便，先从阿里吉所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谈起。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赞成斯密的一个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而对斯密主张“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和“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完全陌生”。^[58]第一个问题，姑且放到后文讨论，此处主要讨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确曾多次说过，15世纪末以来由于“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59]但又曾特别提醒读者，“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这显然是指对世界市场的作用做过分的夸大，毕竟，这样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因此，16、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所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反过来以其“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60]

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对立造成的，因此商业——现在用词，就是市场——“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本质”。^[61]他还以遭受英国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国为例，以“因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的产品进行的“最顽强的抵抗”，证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62]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过于强调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优势，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故而当阿里吉用下面的判断来反驳马克思的时候——“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使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关键是军事实力，而不是隐喻的廉价商品重炮”，^[63]他和马克思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对阿里吉所总结的两种类型的“市场”（后者用的是“市场经济”），大约同样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不过在前者的笔下，一种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种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或“贸易”。这在他讨论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小商品生产者与资本主义生产之相互关系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64]与阿里吉不同的是，他没有将两者看作是各自独立、齐头并进，进而互争优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没有将它们按地域分成两半，一截赠欧，一截还中国，而是首先分成时间上的先后，进而在其后的地域分歧上，探讨两者之间的纠结、互动以及造成的新变化。

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场对欧洲道路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又将资本主义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恰是为了确立他独特的国内市场论。这样的国内市场，当然不会否认农业的前提作用，但也不会赞同所谓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这一条渐进的自然的转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从农民与土地分离或者城乡分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路径，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与斯密的温情脉脉的国内市场不一样，他更多揭示的是这一市场形成的暴力倾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这一市场的形成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损害。^[65]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与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在大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农业，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也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6]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城乡结合，也就是在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重建新的生态循环体系，从而将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了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汇合与斯密的乡村情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乃是对农业和土地的真正的“偏爱”。

当然，由于他的中心话题是讨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而且反复强调“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只有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与织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67]也由于他更主要地是在讨论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讨论这样的工业组织形式如何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准备条件，进而又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工业这一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这样就很容易使一般读者将他的研究归结为一种“工业导向”“城市导向”，其研究本身也的确没有对这一“分离”过程的对立面——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在现实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相反，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加以讨论，甚至是专门论述，或者将自己的有关看法放在正文的注释里面。这些讨论，尽管显得零星和不系统，且多是从负面的角度切入，却充满真知灼见，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欧洲乡村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例如在探讨15世纪末的世界市场的革命在欧洲各地带来的经济后果时，他曾提及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即“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68]在讨论工场手工业在城市的兴起时，他注意到因水力资源的空间分布而导致的纺织手工工场生产“分散在农村”的情况；^[69]在讨论工场手工业之城乡家庭手工业的趋势时，他也承认，即便是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也“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70]甚至在它以某种形式，“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不过，这样的农民，是“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71]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对工场手工业前后的小农经济做了性质上的区分，从而与阿里吉的“勤劳革命”划清了界限。同样，机器工业兴起之后，马克思固然一再强调这样的工业才能彻底铲除农村家庭手工业，但他并没有否认“家庭工业”的存在。这样的“家庭工业”，指的是“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单位，但是马克思明确断言，它“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散在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不过是“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72]马克思注重的是“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大趋势，^[73]可也没有否认这个曾经“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的历史事实。^[74]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已经分裂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两重身份”，结果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佣他自己这个工人”。^[75]虽则如此，他对工场手工业的讨论，毕竟还是忽视了乡村手工业一度的勃兴及其对机器工业形成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原工业化研究填补了。也正因为如此，阿里吉所总结的纯粹的欧洲道路，就要打上问号了。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阿里吉之关于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学说的第3个重要区别，实际上并不成立。据阿里吉判断，斯密的研究计划，把他从偏重技术分工的针厂带出来，着重考察“市场与社会分工”，而马克思则让自己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着重考察“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及技术分工”。^[76]这样的批评，对于绝大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或196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可能比较贴切，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根据。这样的指责，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或叫技术分工）相互关系时所采取的辩证态度。他讨论技术分工，是为了揭示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未来走向；他之讨论技术分工，也不是像后来的不少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把它作为区分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标准，而是放在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予以综合考察。事实上，阿里吉这个判断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社会分工的内容，如“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所做的一系列论证，更是明确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分工的提高，无论对经济效率和劳动素质产生什么影响，都是资本所有者在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中获权或致富的基本条件”，“是导致劳动日益实质性屈从资本的工具”。他还指出，马克思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因为，“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但是另一方面，以这种技术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从而“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最终“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只是阿里吉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也未曾引用加下划线部分的内容，而将劳动的变换、更动等，视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77]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并认为马克思的描述“没有任何东西与斯密的叙述不相一致，即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日益提高的社会分工驱动的过程，包括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以及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雇佣工资劳动力的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是支撑这个过程的资本的自我扩张”；这种以“破坏性的平衡”为特征的自我扩张，就是后来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78]马克思和斯密的手，在被阿里吉的分析造成短暂分离之后，又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再没有更精彩的语言来取代阿里吉上面的概述，但是这里还是想要针对学界的一些误解，多说几句马克思对技术分工、社会分工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所做的阐释。《资本论》第1卷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一节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总结：“整个社会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79]于是，不少学者便把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即技术分工的形成与否，看作是资本主义诞生最重要的标志乃至唯一标志，但是如果联系作者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这样的分工必须具备一个“起码基础”，即生产资料“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对立”，也就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分离造成的社会分工，而工场手工业分工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反过来会进一步巩固社会分工，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催生新的社会分工，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所谓劳动分工的历史演进。^[80]因此单纯强调社会分工，就像过去局限于从雇佣关系的角度去搜寻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单纯强调技术分工，就如当今某些加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那样，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资本主义或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但是如果突出社会分工的基础作用，而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又都会存在社会分工，那资本主义不是遍地开花吗？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本身（包括技术分工），就像对待小农经济一样，实际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历史的态度，是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样的分工是固定的，其职业的分离固然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但最后却“由法律加以巩固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完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81]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计划性、权威性和组织性等属于“工场内部分工”（技术分工），而偶然性、随意性和无政府状态则是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的杂乱无章所导致的无休止的竞争，推动了“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我们总是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分工或专业化对于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是隐蔽在各自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就是在社会分工之中）；而在家庭、宗族、社区以及企业之中，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称之为“看得见的手”，应是最贴切不过了。^[82]马克思以极具震撼力的语言，用一种铺陈的方式，生动地比较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分工的区别和联系，并道出了前文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之“创造性破坏”的动力根源，^[83]兹不赘引，但需要指出的是，阿里吉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将作为动力之源的“社会分工”在资本的自我扩张中的作用遮蔽掉，并指责马克思未能说明资本家之无休止积累的原因，实际上有失公允。两者之间真正的不同或许在于，斯密所看见的是一种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的“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则是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巨大破坏和危机的充满暴力剥夺色彩的“看不见的手”。

至此，我们对阿里吉所说的马克思和斯密的“第一个不同”，即斯密的以追求效用为目的的商品交换逻辑（C—M—C）与马克思的以追求积累货币为目的的价值增殖逻辑（M—C—M）的不同，已经无需再做辨析了。但是，阿里吉在这三大区别之外所提到的另一个重大差异，即两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或“看得见的国家之手”^[84]——的不同认识问题，免不了还要啰嗦几句。阿里吉认为，与斯密不同，马克思研究的课题，主要讨论“国家如何致富和获取权力，而是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力所有者如何获取财富和权力”，因而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尽管这一理论，富有洞见地预见了今日的“全球化”，但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的预测，却是错误的。^[85]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和通过移居剩余人口对外国实行的殖民化，并没有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按照资产阶级欧洲的面貌建立起一个世界，而是建立起一个不利于欧洲工业的原料供应者的世界”。^[86]我们对阿里吉有关现实世界的判断自无异议，那样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果因之认为马克思不重视国家的作用，或者设想了无国界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恐怕难以让人苟同。或许马克思的国家观念与斯密的大不相同，但对于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是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且与斯密固守英国的殖民霸权不同，他讨论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霸权转移，也就是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演进问题。他之关于15世纪以来威尼斯与荷兰、荷兰与英国以及随后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相继发生的故事，不正是500年来全球历史的真实写照吗？他之关于世界面貌的改变，实际上寄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抵御殖民统治的希望，这样的反殖民运动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此，他之“变平”的世界，并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平”或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世界。可以说，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更超越了斯密。也正是这一点，经过阿里吉的批判性改造之后，构成他本人全球体系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