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城乡环境卫生状况很差、群众中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普遍存在，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当时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左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高度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在根据地开展了以防疫为主的群众卫生运动。1952年3月，为了粉碎美军的细菌战，改变落后的卫生状况，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全国人民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

一、中央苏区的卫生运动

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事业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防治传染病和地方病、保存革命力量和保护革命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就发动军民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卫生运动。

中央苏区成立之初，各种传染病肆意流行，严重损害了中央苏区军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1929年，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第五期发表的社论中指出：防疫卫生运动，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健康的运动，是为强固革命力量去争取苏维埃更大发展和胜利的运动。同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把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作为强固阶级战争力量的重要工作。同年9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召开的第三次卫生工作会议上，专门就卫生、防疫、卫生宣传三项内容与实施方法作了决议，确定了“预防第一”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决定在每个伙食单位建立卫生委员会。10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关于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与卫生人员要切实地鼓励起在前线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从卫生上来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疡等时疫，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讲演、戏剧、竞赛各种方法进行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的卫生委员会，须立即组织起来并建立起经常的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直接指导。”

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之下，中央苏区掀起了“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在总结卫生防疫运动经验的基础上，1933年1月31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1次常委会决定“为保障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主动预防春疫。1933年3月，《卫生运动纲要》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内，是充满着污秽和疾病的，工人农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地主资本家层层剥削之下，简直无法顾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余力去和污秽疾病作斗争。”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他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切身的痛苦问题，污秽和疾病就是他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地坚决地斗争，因此要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

毛泽东同志历来关心人民群众的卫生防疫工作。早在1928年，他就倡导“用中西两法治疗”，为革命战争服务。1933年4月，毛泽东带领干部战士给沙洲坝的群众打井，改善饮水条件。至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故事仍在当地群众中传颂。同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同时，他还在调查报告中规定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具体方法和要求。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把中央苏区传染病防治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月27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这种利用调查报告和大会演讲的宣传方式，不仅对中央苏区广大的普通军民具有教育意义，而且能够引起各级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从而更好地推进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

随着中央苏区大规模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1933年3月，《卫生运动纲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卫生运动的组织分为城市、乡村、机关、部队四种，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卫生运动在基层普遍组织起来之后，1934年3月10日，“中央政府为着保障工农大众的生命安全，为着加强对目前防疫工作的指导，特由人民委员会通令中央一级机关各派代表一员，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进行防疫工作。”中央防疫委员会以贺诚为主任，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应该指出，这种把全民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创新。

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的，但由于目标明确，组织严谨，措施切实可行，具有巨大成效和重大意义。卫生防疫运动的直接效果就是降低发病率，从而保护了军民健康，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在闽浙赣苏区，1932年与1931年相比，由于“经常举行清洁卫生比赛，对于疾病，今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卫生科学知识的广泛宣传，使中央苏区军民提高了卫生文化素质，改善了生活习惯。青年同志经常洗衣服、晾被毯、洗澡、剪指甲，不乱吃不卫生的东西，而部队“每到一地，三十米远以内的地方，打扫干净，扫除秽水、秽土，挖厕所”。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疾病是中央苏区的一大仇敌，开展卫生运动使苏区卫生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以前更清洁了。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开辟了我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和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先河。

二、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的卫生运动

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长期以来缺医少药，不良卫生习惯根深蒂固，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的健康，也影响着红军官兵的健康。中央军委卫生部在3月提出了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规划。紧接着创立了边区医院，成立边区卫生委员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卫生防疫工作。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决定建立健全各级医药卫生工作管理组织，普遍设立医药合作社，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建立卫生模范乡村等纲领。边区政府提出“预防第一”的方针，加大科学宣传力度，号召群众自觉同各种不良卫生习惯做斗争，发动群众打井、修厕所、灭蝇灭虱、喝开水、多吃蔬菜、讲究个人卫生，教育和帮助群众改用科学的方法饲养牲畜，改造圈棚，实行人畜分居，注重环境卫生，倡导在空地种植花草树木，净化空气，预防地方病等。边区政府还通过制定卫生制度或卫生公约，开展卫生竞赛、组织卫生评比、表彰卫生先进等措施，促进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

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疗工作的决议》指出：“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地开展卫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规模和战略方针的转变，卫生防疫工作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东北战场上要防治鼠疫和冻伤，渡江南下后主要防治痢疾、疟疾和中暑，新解放区要防治血吸虫病和丝虫病等。为此，部队卫生工作人员加强了卫生管理、卫生侦察和卫生教育，并尽力改善卫生装备，努力解决军民的医疗卫生问题，积累了大兵团运动战和攻坚战形势下卫生防疫工作的许多经验。

综上，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战斗力、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和根据地政府始终注重卫生防疫工作。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思想基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卫生工作思想与卫生工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爱国卫生运动的发起

1950年10月，我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952年1月，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军队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以及我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投掷了大量带有传染病病原体的苍蝇、跳蚤、蜘蛛等病媒生物，发动了细菌战。随后，朝鲜和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鼠疫、脑炎等传染病。为了粉碎美军的细菌战，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52年3月14日，为了防御细菌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召开第128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同年12月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由卫生部党组书记、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任主任。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立即开展了以消灭病媒虫害、预防控制传染病为主的卫生运动。

根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示，全国卫生运动的具体任务是：①遇有敌机投撒昆虫异物，应立即报告所在地防疫机关，并应立即进行杀灭；②实行强制性的预防注射；③灭蝇、灭蚊、灭蚤、灭虱、灭鼠以及捕灭其他媒介动物，并实行火灭；④保护水源，加强自来水管理；⑤保持室内外及厕所清洁；⑥小贩及食品店食品必须加玻璃罩；⑦宣传不食生冷；⑧遇有传染病患者要严加隔离；⑨死于传染病的尸体应在当地深埋，不准他运，必要者应作病理解剖；⑩传染病患者排泄物及死者遗物应严格消毒或销毁；⑪严防坏人在地面上放昆虫、放毒药；⑫普及卫生防疫知识。

反对美军细菌战的浪潮同时也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195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使用“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学校，都要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广泛而迅速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

在城市，据《人民日报》1952年5月18日《北京市开展爱国防疫卫生工作的经验》一文报道：北京市从3月16日开始，大搞环境卫生，全市90%以上的居民参加了大扫除。在18天中，城区清除了大量垃圾，堵塞大量老鼠洞、树洞，疏浚明沟，挖掏雨水坑，捞割水草。从街道走进机关、工厂、学校、商店、住房和大杂院，人们到处看到的是清洁的庭院，干净整齐的办公室、工作房、车间、教室、客厅和卧室。石灰撒在潮湿的土地上，木盖盖在土筐、水缸和厕所上。在菜市场，肉案和鱼摊上加上了玻璃罩和铁纱罩，小吃摊的桌面擦洗得很干净。《人民日报》1952年5月25日《青岛人民反细菌战的斗争》一文报道：青岛市广泛开展了反对细菌战的宣传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卫生防疫常识、说明细菌武器防御方法和捕捉毒虫的具体方法。全市掀起了捕鼠捉虫运动，很多路段居民组织了“灭虫队”，发起了捕鼠捉虫的红旗竞赛。随后又普遍开展了清洁卫生运动，家家户户大搞室内外环境卫生，把衣服、床铺及其他用具——加以清刷和整理。许多青年组织起来，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军属烈属打扫屋子。

在农村，据《抗美援朝专刊》第77期报道：湖北省浠水县，从山地到平原，从城镇到乡村，到处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城关镇发动了男女老少两千多人，从室内到室外，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阴湿的角落撒上了石灰和砂土，厕所加上了木盖。在街道上，洋砂石片的路面，像水冲洗过一样洁净。过去脏污泥泞、散发恶臭的小巷，现在也完全变了样。每天，每个弯子里都要走过一群年轻的妇女，这是妇女清洁卫生检查组的组员，在认真地执行自己的工作。她们看到任何地方稍微有些不清洁，就提出意见，督促改进。

在部队，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外科专家宫乃泉从朝鲜战场收集美军细菌战罪证后，1952年4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介绍：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对卫生防疫工作大大加强了。他们每一个连队和伙食单位都订了防疫卫生公约。他们创造了数十种捕虫、消毒的方法。有个叫龚明珍的战士，一个人做了18个捉老鼠的夹子。他们把自己住的地洞内外布置得十分整洁。对美国飞机撒布昆虫细菌，有专人值班监视。发现投下昆虫后，立即给予扑灭和消毒。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人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清除垃圾7 400余万担，疏通沟渠28万千米，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消灭了大量的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各地展现了清洁干净的新面貌，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全国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卫生工作的先进典型。

1952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美国侵略者不顾国际的禁令，向朝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这是《人民日报》首次使用“爱国卫生运动”一词，并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更大规模、更深入开展。

1952年12月8日，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同志为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也指明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内容和目的。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在新中国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中，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成为四大工作方针。

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1952年成立之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央级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央以下各级冠以各行政区域或单位名称），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一般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工作仍由各级卫生部门负责）。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首长任主任委员，所属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当地工、青、妇团体负责人担任委员组成。”此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作为各级政府领导全社会和人民群众参与卫生工作的组织形式，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