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与波折

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变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方式和规模等也有所不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出现过波折，但总体上呈现持续发展的趋势。

一、卫生大突击与卫生大检查

1953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行卫生工作方面取得很多经验，而最根本的经验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绝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我们不仅有继续粉碎敌人细菌战的任务，而且有继续加速我国人民卫生事业发展的任务。1月30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布《关于进行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发动群众对病媒昆虫的孳生繁殖场所进行及早清除。2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彻底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全国人民满怀高昂的热情参加了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

当时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委员会对于中国人民现在的卫生情况以及为提高卫生水准和抵抗疫病流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措施，既有效而又彻底。”并且委员会评论：“今天在中国正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为了展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在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开展的同时，全国各地还举办了爱国卫生运动成就展览，用文字、图片、幻灯、实物等方式揭露美军细菌战的罪行，反映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

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严重打击了敌人的细菌战，而且使我国的卫生状况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人民的卫生知识素养有了普遍的提高。1954年2月11日，《政务院关于改变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机构及其领导关系和负责人员的通知》下发，决定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由习仲勋同志担任。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通归各级人民政府领导。

1955年9月1日，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国务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责成卫生部、铁道部组成三个卫生检查组，分赴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天津、沈阳、旅大（今大连）等城市及沿路进行卫生大检查。其他省、市亦应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务必使卫生状况有所改善。

二、爱国卫生和除四害纳入农业发展纲要

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从1956年，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同时，努力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如血吸虫病、天花等传染病。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把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关内容写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标志着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被纳入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的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这一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根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制订了本地的除害灭病规划，各地也出现了许许多多除害灭病的典型事例。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澄岐村原是鼠疫流行区，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就发生过几十起疫情，有一首民谣道：“澄岐村里人心慌，流行鼠疫闹惶惶。昨朝死女今死男，在世难跨八月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发布后，这个村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捕鼠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鼠疫。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曾是疟疾高流行区。据1950年调查，全自治州有50多万疟疾患者。通过大搞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疟疾发病率下降了90%以上。

江西省余江县平定乡蓝田村曾是血吸虫病重流行区。1956年起，蓝田村开始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由县委第一书记指挥。经过两年的奋斗，结合建设水利灌溉系统，消灭了旱灾，消灭了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钉螺，4 000多名患者全部得到治疗，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昔日快要被“瘟神”摧毁的村庄又焕发了生机。

山城重庆老鼠既大又多，危害严重。1957年11月，重庆市成立了除四害委员会，由分管副市长任主任，动员全市人民，采用毒（毒饵）、打（鼠夹捕打）、熏（硫磺熏下水道）三管齐下的办法，打了一场对老鼠的“歼灭战”，特别是对城区144千米的下水道、7 000多个窨井同时点燃硫磺进行熏杀的灭鼠法，创造了当时城市灭鼠的“奇迹”。重庆的灭鼠事迹通过新华社作了专题报道。

三、爱国卫生运动再掀高潮

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把除四害任务布置到每一个地方，“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再次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月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浙江省杭州市小营巷社区的爱国卫生工作，他首先问这里的居民有没有苍蝇、蚊子，又仔细查看了盛水的缸里有没有孑孓。当他听到居民区的卫生委员提到夏天在菜园里的粪缸撒生石灰不生蛆，笑着点点头说：你们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毛泽东主席还问军属居素吾老太太：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居民们说，这里夏天蚊子也很少。毛主席对这个院子的经常性卫生工作很满意。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爱国卫生工作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仅鼓舞了杭州市人民群众除四害、讲卫生的热情，而且激励了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爱国卫生运动。

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把除四害、治疾病、讲卫生作为各级党委要抓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2月1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发布，指出除四害、讲卫生的目的是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要在今年春季，使每一省、市、自治区，每一县区，每个乡镇，每个合作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都订出自己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今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基础。”同时，文件还要求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必须同城乡生产相结合，使运动直接为生产服务，并且把除四害讲卫生的计划放在总的生产建设的计划之内。在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必须使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使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各省、市、自治区和专区都必须“按月按季对所属单位的工作状况加以检查评比通报，以便表扬先进，督促落后”。

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为了保障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也应该大跃进”“以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更大地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应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放松。同时在经常努力的基础上，一年又要搞几次突击”。

在中央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的推动和指引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爱国卫生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消灭四害、改善环境、控制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消灭了大量老鼠、麻雀、蚊、蝇、蛆、孑孓等。同时，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清除垃圾粪便、填平污水沟、疏通沟渠、修建和改良厕所等工作，消除了蚊、蝇等孳生的环境。在疾病防治方面，天花、鼠疫、黑热病基本被消灭，治疗了大量的血吸虫病患者，很多地区基本消灭了疟疾，一些地区基本消灭了钩虫病、丝虫病，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大幅度降低。

1958年12月25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会议与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合并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总结和推广1958年成功的经验，继续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尽快实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卫生工作的要求。12月30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提出了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无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基本消灭四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如痢疾、伤寒、百日咳等疾病的发病率，也要求比1958年大大降低”。

1959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从总体上延续了1958年的做法和态势，但规模和程度有所减弱。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偏差，如“高指标”，有的地区提出3个月实现“四无”；用简单的、强制的行政命令要求群众参与除四害；在农忙季节动用了太多的人力，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大量消灭麻雀导致生态破坏，一些地方树木发生虫灾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59年底开始，党中央指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对除害灭病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

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山西省稷山县和广东省佛山市两个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这两个典型一北一南，一个是农村卫生的典型，一个是城市卫生的典型，极具代表性。

1949年以前，山西省稷山县的卫生状况极差，各种疫病广为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环境卫生整治和除四害工作，涌现出太阳村等29个卫生模范村。1953年以后，爱国卫生运动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稷山县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在思想上树立“卫生为生产，生产讲卫生”的观念，在工作上实行生产与卫生“五统一”，即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汇报、统一评比；具体措施上实行“五个结合”：结合积肥和粪便管理整顿环境卫生；结合保种保粮消灭老鼠；结合安全生产开展劳动保护；结合市场管理和兴修水利改善饮食卫生、水源保护；结合回收废品和勤俭持家做好家庭卫生。同时，还注意了卫生队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在群众中培养除四害能手，在各类专业人员中开展卫生知识培训。真正做到了卫生工作与生产工作相结合，突击运动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东省佛山市在市政建设和环境方面都很落后，垃圾满街，野草丛生，蚊蝇孳生地到处都是，疫病连年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佛山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环境卫生。《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颁布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后，佛山市根据“卫生工作为生产服务，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和“治本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清理了100多年没有清理过的环城河8 000多米、瓦砾堆397个、下水道86 000多米，修建街头小花园200余个，并对全市的小巷进行了水泥硬化，将不符合卫生要求的40多个公厕改为瓷兜式水厕，加建密封式储粪池，拆除农民在城区设的厕所及鱼塘的吊棚厕所，使全市厕所达到了无臭、无蝇、无蛆的要求。此外，对全市近20万人作了丝虫病、疟疾、麻风、钩虫病等普查，并对患者免费进行治疗。全市开展了“卫生之家”运动和“卫生模范街”运动，大力消灭蚊蝇，改善全市环境卫生。1959年，佛山市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疟疾的发病率从1957年的1.33‰下降到0.24‰；恙虫病的发病率从1957年的0.14‰下降到0.095‰；1—2月白喉的发病率与195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6.7%。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稷山县和佛山市这两个爱国卫生运动典型极为重视，为了总结和推广其经验，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于1959年11月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于1960年3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全国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全国出现了“农村学稷山、城市学佛山”的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四、爱国卫生运动在调整中前进

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的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照执行。3月18日，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专门就全国的卫生工作起草了一份重要指示，即《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

“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

“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

“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

“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健，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在这个指示的强力推动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又一次掀起高潮。各地纷纷结合冬春季生产，大搞环境卫生，大除四害。吉林省洮安县大搞卫生运动，提出“大搞卫生赶稷山，定要稷山移洮安”的口号，仅用1个月时间，就整修厕所9 000多个，清除垃圾和畜圈污土380多万吨。安徽省萧县提出要“围绕春耕大生产，誓把病害消灭净，争取红旗超稷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卫生竞赛。山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多次群众卫生运动，每次都出动1 000万人以上，涌现出107个“卫生先进公社”和10 523个“卫生先进村”。尤其是爱国卫生运动的红旗县山东省日照县（现日照市），全部实现“三圈到田”，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建立了管理区卫生所96处，生产队卫生室523处，并训练了卫生员、助产员、炊事员、饲养员25 415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及群众卫生骨干队伍。贵州省专区与专区、县与县、公社与公社、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掀起了对手赛、连环赛等竞赛高潮，其中绥阳、榕江、织金等县提出了“学稷山、赶稷山、超稷山”的口号，并取得了较大成绩；织金县三堂公社在3天内就涌现出了46个卫生标兵食堂。山西省各地在夏季开展了以消灭蚊蝇、抓食堂卫生、预防肠道传染病为中心的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全省在学习稷山县卫生经验的过程中，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有10个县、270个公社、17 400多个自然村，达到和接近了稷山县的卫生水平。

与此同时，城市爱国卫生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从1960年2月起，徐州市就开展了一场以卫生基本建设和控制蚊蝇孳生地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到3月底，全市共有100多万人次参加运动，捕鼠，填平污水塘，疏通沟渠，整修、新建厕所，清除垃圾、积肥，开辟花圃、植树。3月27日，昆明市出动35万多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消灭苍蝇、填平污水塘。另外，由11 000多名医药卫生人员、文艺工作者、高等学校学生组成的203个宣传队和25辆宣传车，到文娱场所、车站、旅社、商店和郊区农村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4月4日，银川市召开了由回族和汉族职工、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解放军战士和居民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誓师大会，全市出动53 000多人，开展了环境卫生突击活动，清除垃圾、填平污水坑、整修街巷、排除污水。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开展了以“学佛山、赶佛山、超佛山”为内容的卫生竞赛。桂林市上下一齐动手，在3天时间里，就使全市90%的机关变成了“卫生之家”。长沙市学习佛山经验，开展卫生运动，对市容进行大力整顿，用水冲洗马路和麻石街，并清洗街沟、填没污水塘、修建街心公园和花圃，全市还栽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

1960年4月11—26日，全国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在重庆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卫生工作的书记、宣传部部长、卫生厅局长等共34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了“学重庆、赶重庆、把城市卫生工作推向新阶段”的行动口号。

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大跃进”中的“左倾”做法进行纠正。爱国卫生运动中出现的思想上“宁左勿右”、工作目标脱离实际、工作方法强贯硬压、汇报工作浮夸成绩等做法也开始逐步纠正，加上后来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基本中断。

1962—1966年，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逐步从突击性向经常性、从行政手段向制度化转变。在农村，把清洁卫生大扫除与积肥结合起来，既搞好了卫生，又增加了肥料。通过改厕改圈、管理粪便，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及寄生虫病。通过打井改井、修建自来水、水质消毒、不喝生水等，预防和控制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通过改灶，预防和控制燃煤型氟中毒。在城市，开始制订各行各业的卫生管理制度，如食具“一洗二清三消毒”，门前清洁卫生责任制，周末清洁卫生大扫除，卫生检查流动红旗制度等。在个人卫生方面，提倡“五要”“三不”。“五要”，即勤洗澡、勤理发、勤剪甲、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三不”，即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扔垃圾。在除四害方面，设置纱门纱窗纱罩，摆放灭蚊笼、毒饵盒等，全国城乡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持续有效的改善。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断进行，但仍然在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段坚持开展，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67年6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地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做好预防夏季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工作。“加强饮食管理，吃生菜一定要洗干净，吃池塘水、雨水一定要用黄土或明矾沉淀澄清，结合积肥，加强水、粪管理，防止夏季肠道传染病。”该运动对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和农村“两管五改”（“两管”是指管理饮水、粪便，“五改”是指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和环境）工作继续坚持下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69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关于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并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关系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只要认真抓，很快可以见效。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都要仿照上海的做法，发动群众，狠抓夏季爱国卫生运动。

1970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三夏”大忙季节后，要展开一次爱国卫生的群众性运动。正如血防领导小组报告中所说，除四害、讲卫生、提倡计划生育，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振奋人民精神，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大事。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1973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带领村民挖出了一口深水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问题，这口井至今仍是村里的饮用水源。习近平同志还带领社员建成了全县第一口沼气池，1975年8月，陕西省在梁家河村召开了沼气池推广现场会，梁家河村作了经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