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再封爵

平心而论,倘或张祁是真郕王,那他监国以后的实际行政权力是很大的。

大明皇帝批阅奏疏的程序设计极为严谨,官员的题本要先由通政使司转呈司礼监文书房登记,由皇帝御览后,再转交内阁处置。

内阁大学士需拟写处理意见,以纸条贴于题本封面,此即所谓“票拟”。

然则内阁票拟终究只是参考建议,最终决策权仍在于皇帝的御批。

若皇帝认可内阁意见,则亲自或命司礼监太监以朱笔批注下发,称为“批红”。

若皇帝不认可,则发还内阁重拟,谓之“改票”,若奏疏呈上后不作处理,则称为“留中”。

依制,每份奏疏理当皆由皇帝亲阅亲批,然自宣德朝始,此制已难以严格执行。

及至正统朝,每日奏疏除少数紧要奏本得蒙圣览外,其余皆由司礼监太监按内阁票拟内容代为批红,此即王振专权之根源。

然今王振已死,司礼监再无人敢效其专擅,故批红之权,自然尽归郕王所有。

孙太后的行政权力极为有限,至多不过效仿当年张太皇太后旧例,或召郕王及朝臣入清宁宫议事,或遣宦官至内阁探询机务。

纵有懿旨颁下,亦多限于大政方针,具体庶务,实难干预。

倘或孙太后与郕王二人政见相左,郕王若是执意不从,孙太后亦无权驳回王命。

可问题在于,张祁是个假郕王,且是既无兵权又无党羽的“空头王爷”。

倘若孙太后与于谦二者中的任何一方,甚或双方同时联手,决意揭穿其身份,顷刻间便能叫他身首异处。

更微妙的是,在孙太后眼中,张祁俨然是于谦一党,而在于谦看来,张祁又是个野心勃勃、欲假戏真做的危险人物。

故而张祁每行一事,都不得不左右权衡,既要察言观色于双方之间,更须确保至少获得其中一方的支持,同时并求得另一方的默许。

此中分寸拿捏,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譬如先前京营统帅人选及石亨封爵之争,纵使张祁执意不允,依制孙太后确实无计可施。

然张祁始终心存忌惮,唯恐孙太后为保护明英宗而骤然发难。

又虑及于谦必不允许京营将士在迎击也先之时暗害圣驾,因此在此等要害之事上,张祁难以独断专行。

但令九边守将视关外“叫门者”皆为虏寇伪称之事,却另有一番考量。

以张祁之本意,恨不能直接敕令边将毋论圣驾,尽数开火剿灭,然顾及孙太后与于谦之反应,不得不折中行事。

他深知于谦必会赞同此议,毕竟于谦早将杨洪传回之诏书斥为“伪诏”,更对瓦剌人的敲诈勒索深恶痛绝。

孙太后之心境却是大相径庭,在她眼中,这大明江山本就是朱家天下,纵使天子暂陷敌手,取用些自家财物也是天经地义。

更何况那些蒙古人在她看来俱是未曾开化的蛮夷,若也先所求不遂,还不知要如何折磨她的心头肉呢。

故而张祁此时进言甚是刁钻,孙太后方才在石亨封爵一事上,已然首肯了“选将当不拘一格”的主张,更认同“用人之际不当轻言诛戮”之理。

倘或再出尔反尔,岂非自相矛盾?

孙太后闻言,干笑一声,道,“郕王倒是眼明心亮,单凭一纸奏疏,便能断定叩关之人非皇帝亲临,而是也先使人假扮,可真是慧眼如炬啊。”

张祁正色应道,“臣细览奏报,便知此事必有蹊跷,若当真是陛下旨意,开库取银尚在情理之中,然则,岂有命大同官员强征朱冕、宋瑛、郭敬等人家财,转赐瓦剌贼寇之理?”

“郭敬姑且不论,朱冕、宋瑛皆为功臣之后,尤其宋瑛,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第六子,又尚太宗皇帝第四女咸宁公主为驸马。”

“昔年宋晟自红巾军时便追随父兄投效太祖皇帝,亲历濠州之战、大破贾鲁大军,得为太祖贴身侍卫。”

“及至我朝立国,哈密犯边,宋晟挂帅出征,与都督刘真率军千里奔袭,一举破城,生擒哈密王子别儿怯帖木儿、豳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贼首,阵斩其国公,俘获千三百众,自此西域震慑,大明军威远播。”

“其后宋晟又以总兵官之职随蓝玉征讨罕东,兵锋所指,直抵阿真川,当地土酋哈昝闻风丧胆,不战而遁,继而挥师南下,平定广西诸苗叛乱,所向披靡。”

“靖难之役后,太宗皇帝先后四次敕命宋晟出镇凉州,统摄西北军务凡二十余载,更将整饬边陲、震慑诸夷之重任尽付其手,其受恩遇之深,可见一斑。”

“如此三代忠烈,陛下岂能不知?又怎会在其殉国之后,反将其家资赏赐瓦剌贼寇?此等卖国行径,断非陛下所为!”

孙太后顿时语塞,胸口如堵了一块巨石。

她太了解她的儿子了,此事十成十就是皇帝所为无疑。

不过孙太后也未曾想到朱祁镇会遭蒙古人欺凌胁迫这一层,因为她这孩儿自幼便是这般性子,耳软心活,但凡有人在旁撺掇几句,便如柳絮随风,轻易就被蛊惑了去。

更何况,杨洪送来的所谓“伪诏”,她亲自验看过,那笔迹她再熟悉不过,横折撇捺,分明就是皇帝亲笔所书。

孙太后心中虽百转千回,却不得不承认郕王与于谦处置得当。

倘或朝廷认下这“御驾叩关”之事,非但要承认大同官员犒赏瓦剌之举名正言顺,更要追究宣府、大同守将拒开城门之罪。

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眼下也先挟持圣驾索得钱粮,暂且偃旗息鼓,然待钱财耗尽,难保不会故技重施。

届时,九边将士又当如何自处?

开城则资敌,拒之则欺君,如此两难之境,岂非自缚手脚?

而且钦徽二宗好歹是力战不敌,都城陷落方遭劫掠,即便宋高宗与金人议和,也未尝将岳飞家财拱手相送。

皇帝竟未作丝毫抵抗,反倒主动搜刮臣子家产以资敌寇,如此荒唐恶行,简直骇人听闻。

孙太后想到此处,只觉口中泛起阵阵苦涩。

此事已然荒谬到连她这个生身母亲都无从为明英宗分辨,只得强忍心痛,默认那叩关之人绝非皇帝本尊。

张祁见孙太后久久不语,唇角一扬,继而从容进言道,“此番瓦剌诈诱大同官员之计,虽令边关一时失察,然因情有可原,臣以为不宜苛责。”

“当务之急,应明发敕令晓谕九边,凡镇守官员,当以社稷为重,嗣后若遇此等情状,无论真伪,一概不得听信,以免贻误军国大事。”

话锋一转,又道,“反观宣府总兵官杨洪,临事颇有章法,据说也先三次伪称圣驾叩关,杨洪始终不为所动,坚拒开城。”

“此等忠贞之臣,较之石亨更当褒奖,既然殿下欲为石亨请封,臣以为,不若将杨洪一并封爵,如此既可酬其忠勤,亦能为九边将士立个楷模。”

于谦闻言神色一滞,不由得侧目望向张祁,此事张祁事先竟未与他商议,不知是临机应变,还是早有筹谋。

杨洪坚拒为“圣驾”开城一事,在孙太后心中怕是早已如鲠在喉。

眼下也先犯边,尚可搪塞过去,待敌退兵后,孙太后必会秋后算账。

张祁此时借石亨封爵之机为杨洪请封,实乃一箭双雕之策。

此举既可将二将功勋并立于朝,更使得二将爵位皆系御虏之功,同气连枝。

他日若有人欲以“拒开城门”之罪追究杨洪,则石亨“御虏之功”亦当存疑,这分明是以朝廷恩典为杨洪铸就了一副金钟罩。

这般安排,既保全了忠良之臣,又不动声色地在九边将士心中埋下了“抗敌者荣”的种子,可谓深谋远虑。

孙太后的护甲又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响,“郕王思虑甚为周全,连老身都未想到的关节,郕王倒是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可见是大司马教导有方啊。”

张祁心头一紧,生怕此事又牵连于谦,当即回道,“殿下,大司马不过循例举荐官员,加封杨洪一事,实乃臣一人之见,与大司马无涉。”

这样一急切,反倒显得欲盖弥彰。

孙太后冷笑一声,道,“《尚书》有云:‘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于谦,你可明白其中深意?”

于谦从容奏对道,“臣谨记圣贤教诲,治国之道,首重选贤任能,为臣之本,贵在推贤举能,臣既为朝廷股肱,凡安邦定国、除奸佞、御外侮之策,自当直言进谏,岂敢徒饰虚文?”

“古人云,‘忠厚者举老成之人,正直者举廉能之士’,凡才德之士沉沦下僚者,臣必当量才擢用,绝无徇私之举。”

“臣自问履职以来,夙夜匪懈,恪尽职守,若殿下以为臣有所疏失,或所举非人,恳请殿下明示。”

孙太后笑了一笑,道,“老身并无他意,既然郕王主张封赏杨洪,那便依议而行,只是依郕王所言,这宣府防务一时离不得杨洪坐镇,倒可惜不能调他回京统领京营了。”

张祁眸中精光一闪,当即会意,孙太后果然属意石亨,认定此人比杨洪更易掌控和收买。

于谦神色沉静,平平应道,“殿下圣明。”

孙太后又似笑非笑地道,“再说回这守城之事,北京九门重地,京营那些勤王兵又是七拼八凑,从各地征调而来的,真要打起来,单靠石亨一人,如何调度得开?总该调几个老成持重的将领帮衬才是。”

张祁闻言心头警铃大作,暗忖孙太后又要另生枝节,当即回道,“先前臣来不及说,石亨已有条陈上呈,奏称京师官旗军民匠作人等不下百万,其中必有勇武过人之士。”

“不如许其自荐,由石亨考校,合格者授以冠带,赏银三两,配给器械鞍马,月供粮一石,随军操练,待立战功,再行破格擢升,如此,京营兵员之缺自可补足。”

孙太后指尖轻叩案几,“临阵磨枪终究不及久经沙场,与其大费周章从市井选拔新丁,不若选用那些历经战阵的老卒。”

“听闻宁阳侯陈懋正率部返京,更有不少将士自土木堡脱险而归,这些在战场上见过血的,岂不比寻常百姓强上百倍?”

“皇帝御驾亲征前,曾特命镇远侯顾兴祖与修武伯沈荣辅佐成国公朱勇,共掌京营军务,如今朱勇、沈荣皆已殉国,倒是这顾兴祖,想必已是安然脱险了。”

“不止是他,当日随驾出征的诸多将领,既未被俘,也未战殁者,想必都已陆续归朝,这些历经战阵的将士当中,当不乏可用之才。”

张祁恍然大悟,孙太后这是要给京营上个双重保险。

虽则她已断定石亨可堪收买,然终究深居宫闱,难保万全,若对石亨揣度有误,未能如愿掌控,岂非功亏一篑?

故而孙太后执意要从土木堡生还将士中选将,这些人说到底仍是明英宗旧部,忠心可恃。

张祁此刻不禁对孙太后生出几分钦佩。

倘或孙太后有垂帘听政的施展空间,只怕历史上土木堡之变后登上大位的就不是郕王,而是这位深宫妇人了。

念及此处,他对朱祁镇的鄙夷更甚,这个昏君何其有幸,竟能有这般为他殚精竭虑的母亲!

即便明知爱子酿成大祸,却从未苛责,反倒倾尽全力善后周旋,一面收拾残局,一面暗中布局,无时无刻得不在为儿子还朝未雨绸缪。

可那朱祁镇呢?所作所为,堪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简直禽兽不如!

莫说愧对天下黎民,便是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孝道,也被他践踏殆尽。

张祁虽暗自叹服孙太后谋略,然政争之事容不得半点心软,他略一沉吟,当即反驳道,“殿下所言甚是,只是土木堡脱险诸将尚在归途,返京尚需时日,恐难及操练之期。”

孙太后凤目微眯,“土木堡距京师不过二百余里,自八月十五至今,便是徒步也该到了,如何还尚需时日呢?莫非其中另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