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时变“冲击效应”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列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环境质量成为可持续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更成为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一直致力于加大环境保护投入。以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为例，据可得数据计算，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由2000年的1014.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539亿元，增长了9倍多。[6]然而，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的环境治理悖论。

国内外学者一般从技术进步、能源消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解释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将这四个方面原因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环境质量变化的解释。

技术进步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齐志新和陈文颖，2006；Levinson，2009；Acemoglu et al.，2012）。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注重资源消耗型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忽略节能减排型的技术进步，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差并未有效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若现阶段技术进步方向不变，则难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容发展（丁继红和年艳，2010；董直庆等，2014）。

能源因素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可分为能源消费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两类。Soytas et al.（2007）、Bilgen（2014）和Nnaji et al.（2014）指出，能源消费强度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利于发挥减排效应。Shi and Zhang（2010）通过分析发现，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能够实现环境效益。在对中国减排问题的研究中，王锋和冯根福（2011）发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最大，将达到45%左右。与之相对，林伯强等（2010）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发现中国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实现碳减排的效果不明显。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赵新华等（2011）、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即随着第二产业占比的上升，环境污染物排放随之增加，环境质量持续下降。与之相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清洁环保产业则有利于提升环境质量（Wan anddong，2012；高宏霞等，2012）。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一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Stern et al.（1996）、Azomahou et al.（2006）、符淼和黄灼明（2008）、杨洁等（2010）通过实证分析均验证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呈倒U形关系。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章首先根据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方法分解技术水平、能源消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贡献度或影响程度，找出中国环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分析各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提前期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大小、方向和路径，深入考察各变量对环境质量的动态影响机理和演化机制。在深入探究影响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与环境质量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本章的研究对我国构建“经济—环境”良性互动系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进步、优化自然生态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