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进

一、理论发展脉络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40年代兴起以来，在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研究内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而言，先后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分析思路或流派：结构主义、激进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结构主义。这些分析思路或流派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各有侧重，观点各异，在发展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处于不同的理论地位。参照谭崇台先生关于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结合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我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的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是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第三阶段1; 2010年以来新结构主义初现端倪。当然，在某个时期，当一种分析思路或流派成为“显学”时，其他流派并未完全销声匿迹，或修正、深化，或融入主流，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一) 第一阶段：结构主义为主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政治独立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对理论的要求，一批经济学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市场不完善、结构刚性等现实问题，同时又深受当时方兴未艾的凯恩斯主义影响，尤其欣赏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分析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向发达状况转变的结构变革问题。

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各种理论模型根本无法描述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普遍的行为方式，新古典主义模型中的完全竞争、充分替代弹性、精确预见、无滞后调节等理论假设远离发展中国家现实；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不是边际调整，而是宏大的结构变革，这是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不可能胜任的，因而国家或政府应该成为经济变革的行为主体。因此，他们提倡政府配置资源，以纠正和避免市场失灵，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转换。这些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被称为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森斯坦 罗丹、纳克斯 ( R. Nurkse) 、刘易斯 ( W. A. Lewis) 、缪尔达尔、辛格 ( H. Singer) 、普雷维什 ( R. Prebisch)、赫希曼和钱纳里 ( H. B. Chenery) 等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有罗森斯坦 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结构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地理二元结构论、钱纳里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双缺口模型，等等。

结构主义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资本匮乏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强调工业化是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是内向发展，工业化应该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市场残缺、结构失衡，认为市场机制需要有长期的培育过程，因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必须是计划性的。结构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反映了当时刚刚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迅速起飞的主观愿望与贫穷落后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经济理论思潮影响的结果，是在自由主义日渐衰落的背景下对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反叛、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扬弃”。受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实行内向的、计划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激进主义理论虽然没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中心 外围”依附论可视为结构主义在世界经济分析中的一种反映，或可称之为国际二元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激进主义理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普雷维什、巴兰 ( P. A. Baran) 、阿明 ( S. Amin) 和卡多索 ( F. H. Cardoso) 等人。激进主义发展理论的主要发源地是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但是，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在拉美各国的扩张，拉美经济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拉美国家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样板，但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拉美国家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绩效，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面对这种现实，一些经济学家不仅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失去了信心，对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也产生了怀疑。他们把眼光从本国经济内部转向外部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审视世界经济格局中拉美以至整个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摆脱依附、振兴经济的途径。因此，与一般的激进经济学不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分析和批判的焦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中心 外围”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 “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对“外围”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剥削，使得它们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并受其剥削，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收益都被发达国家所侵吞。因此，发达国家的发达就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这种观点被称为“依附论”。他们主张，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实施贸易保护，有选择地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口号。激进主义有助于唤醒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意识，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但是，它依据拉美和部分非洲国家的经验事实，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世界经济体系不平等的外部关系，则是“激进”地走向了极端。

(二) 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为主导

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构，经济发展开始起步之后，结构主义发展战略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是到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与结构主义理论预期不一致的现实。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经过较为宽松的初始阶段之后，便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竞争乏力、国内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国民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相反，那些比较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经济比较开放、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的进步。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7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现实的挑战，而信奉市场的新古典主义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思潮中开始复兴。

在现实的冲击下，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发展理论出现了分化：一支是沿着“中心 外围”方向的依附性发展理论，强调国家积极参与、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相联合，如埃文斯 ( Peter Evens) 等人；另一支是坚持反西方中心立场的多元现代化理论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如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问题关注不多，激进主义逐渐淡出发展经济学。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受当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逐渐取代结构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显学”，使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舒尔茨、哈伯勒、哈伯格 ( A. C. Harberger) 、明特 ( H. Myint) 、拉尔、麦金农、迈耶、斯蒂格利茨 ( J. E. Stiglitz) 等人。他们批评结构主义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殊性，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共性出发，在重新认定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特征和市场价格机制的前提下，运用均衡分析、静态分析、边际分析等新古典分析工具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矫正价格”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的代表理论有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等。

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结构主义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失效论”诱导人们不再信任市场而过于相信政府的能力和计划的功能，忽视了市场与价格激励功能。他们指出，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发展中国家，价格刺激—反应机制无处不在；个人作为经济决策主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在成本等因素的约束下，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在不同的替代物之间做出选择以获得最大福利。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供给弹性、需求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比较高，因而价格的变动必然会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比例的相应变化。根据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市场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够发挥功能，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问题的关键是理顺价格，让市场发挥作用。

新古典主义修正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及结构主义发展政策：从片面强调工业转向重视农业，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形成，转向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从片面强调计划转向重视市场；从片面强调封闭性的进口替代转向开放的出口鼓励。在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改弦更张，使国民经济焕发活力，经济出现持续、快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理论建构上，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将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植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中。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发展经济学失去了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一般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在这种背景下，怀疑甚至否定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过分推崇市场机制，对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过于片面；把个体、企业和家庭视为自利的理性计算单位，而不是处于制度—文化网络中的主体；对于影响和塑造个体偏好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几乎没有或很少给予关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等等。

(三) 第三阶段：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

无论是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激进主义发展理论，还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一个共同的缺陷是，理论分析框架是无制度的，因而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也不能解决如何启动发展的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新制度经济学，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改革的实践，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如速水佑次郎 ( Yujiro Hayami) 、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等人，不仅认识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甚至是内生变量，而且开始运用成熟而规范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选择方案；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促进或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于是，制度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研究经济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新阶段。

事实上，结构主义者如刘易斯、缪尔达尔等人，并没有忽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只不过，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还不能以经济学分析方法处理制度，因而制度无法进入经济学严谨分析的框架。激进主义者也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以市场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是外生给定的，因而无须经济学分析。直到建立在交易成本概念基础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融入主流经济学，才得以用新古典分析方法讨论制度这种特殊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发展经济学也因此进入了“全景时代”。

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不仅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而且恢复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将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全方位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思路通常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克服了新古典主义无制度背景、无历史维度、无交易成本的缺陷，把发展经济学从新古典主义超越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道路上，拉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制度至关重要：微观个体行为要受到制度的约束与塑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才能发挥作用，技术创新也只有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才能被激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不足等过去被认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实只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阻碍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探究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基于这种理念，许多学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政府行为与腐败、制度设计、社会资本等问题。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耗减、环境退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而且直接威胁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真正进入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并在此后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 新结构主义初现端倪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是内在统一的。长期以来，前者属于增长理论研究的领域，后者属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而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几无交集。主流增长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总量是平稳变化的，即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利润率、资本产出比等指标长期来看是稳定的，这些事实被称为“卡尔多事实”。主流增长理论并不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发展经济学理论则更加关注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经典的理论是“库兹涅茨事实”，即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平行发展的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一般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家尝试用统一的分析框架解释总量増长与产业结构变化，使之兼容“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他们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研究经济增长驱动结构变迁的机制：在需求侧，在增长中不断提高的收入，通过恩格尔效应改变消费结构、扩展需求结构，从而引致经济结构的变化；2在供给侧，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在技术进步率、资本深化率、要素替代弹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资源或要素在部门之间流动，促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加深，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 ( FDI) 对一国结构变迁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一个经济体在开放环境下的结构变迁问题。

另一面，在发展经济学的旗帜下，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从供给侧进一步追溯经济结构变迁的动力源泉，强调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对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迁进而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基础性作用。林毅夫称其理论为新结构经济学，并认为是“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结构经济学立足并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给定但随着时间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切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自从2011年林毅夫教授正式提出这一理论主张以来，新结构经济学已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受到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愈来愈多的重视。3

虽然一般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增长理论不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只是拓展一般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其理论分析已经触及结构变迁这个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为发展经济学建构严谨的结构变迁理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更愿意将由经济增长拓展延伸而来的结构变迁理论，与林毅夫等人的新结构经济学一起，合称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两者的共同特征是，第一，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迁过程；第二，在研究中，将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第三，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研究结构变迁机制。第一点与发展经济学传统的结构主义相似，第二和第三点则超越了传统的结构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其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相向而行，打通了两者之间的逻辑通道。由此，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分析方法更规范，研究更深入，理论更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