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刑法的修改变化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通过后，俄罗斯对之进行了多次、大幅度的修改。对此，可从《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频率、修改的内容和刑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阐释。

(一)《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频率

法律以社会为根基，社会思潮、观念、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都将引起法律的改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这一点都体现得极为明显。除个别年份俄罗斯未对其刑法典进行修改，俄罗斯立法者几乎每年都会对其刑法典进行大幅修改。 1998年5月27日，俄罗斯立法者便对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了第一次修改。这次修改，还是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的，内容是关于公职人员或商业组织人员非法切断或限制向居民供电、供热、供水、供气，进而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这是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时期，出于保障民生的目的，俄罗斯对其刑法典作的第一次修改。此后不久，1998年的6月25日，俄罗斯便对其刑法典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内容涉及总则和分则多个条文。自此，俄罗斯对其刑法典的修改频率便一路飙升。《俄罗斯刑法典》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开始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

《俄罗斯刑法典》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出现，是和静态的成文法律与动态的社会现实间的矛盾有关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没能就其社会的基本制度、价值观念达成社会共识。甚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主要政治力量就俄罗斯的宪法问题曾发生了府院之争，最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派使用武力战胜了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表的议会派。叶利钦借机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通过了1993年《俄罗斯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总统制和以权力分立为模式的政治构架，确立了以“全人类的价值优先”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彻底终结了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俄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构成俄罗斯主要法律体系的《俄罗斯民法典》 (1995年通过第一部分总则、1996通过了第二部分债法各论、2002年通过了第三部分继承法及国际私法、2008年通过了第四部分知识产权),《俄罗斯刑法典》(1996年)、《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 (2001年)、《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2002年)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法典》 (2001年)等基本法律陆续出台。尽管俄罗斯主要的法律制度被构建起来，但法律制度赖以构建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俄罗斯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起草法律制度相对容易，但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和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却需要对法律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中，以激进改革的方式构建出的法律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需要由时间和实践来检验。这也为包括刑法典在内的俄罗斯诸多法律制度的不断修改埋下了伏笔。

在《俄罗斯刑法典》生效的10周年之际，卢涅耶夫教授对《俄罗斯刑法典》的修改状况进行了总结。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共有35部联邦法律对刑法典进行了修改，修改与补充的数量达到了600多处。这10年间，平均每年都要通过3~4部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联邦法律。对此，卢涅耶夫教授指出：“这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1960年《苏俄刑法典》在其生效的36年间，也不过被修改和补充了700处。而且，大部分修改是发生在重建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5很明显，俄罗斯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其刑法典稳定性差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制定刑法典时，过度秉持理想主义而忽视了俄罗斯社会现实及其传统的做法，也是其刑法典自制定之初，便与社会脱节而不得不进行大量修改的重要原因。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97年1月1日到2022年10月30日的20余年间，共有288部俄罗斯联邦法律和11个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决议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从修改频率上看，基本上平均每1个月，便会颁布一部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修改与补充的联邦法律，平均每年颁布12部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修改的联邦法律。从《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具体年份上看，只有1997年和2000年，没有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修改，修改次数最多的是2014年。这一年，共颁布了25部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修改的联邦法律。

俄罗斯这种对刑法典的密集修改是与其法典修改模式存在直接关系的。我国采取的是刑法修正案的模式，从1997年《刑法》通过，到2020年年末，一共出台了11部刑法修正案。虽然刑法修正案的数量与俄罗斯相比不多，但在每部修正案中都有大量的刑法条文被修改。俄罗斯对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进行修改，并没有采用集中对某部法律进行修改的修正案模式，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律修改模式。只要实践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便可以对包括其刑法在内的联邦法律进行系统修改，或仅对其刑法进行修改。例如，2014年2月3日第15号联邦法律(от 03. 02. 2014 N 15-ФЗ)对确保交通安全问题的一系列联邦法律进行了修改，具体涉及《俄罗斯联邦大陆架法》《俄罗斯刑法典》《俄罗斯联邦内河、内海和毗邻区法》《俄罗斯联邦专属经济区法》《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俄罗斯联邦内水航运法典》等多部法律。这样便出现一日之内连续公布多部涉及《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联邦法律的情况。 2014年5月5日便同时颁布了6部对俄罗斯联邦法律进行修改的联邦法律，分别是第96号(от 05. 05. 2014 N 96-ФЗ)、第98号(от 05. 05. 2014 N 98-ФЗ)、第104号(05. 05. 2014 N 104-ФЗ)、第105号(от 05. 05. 2014 N 105-ФЗ)、第128号(от 05. 05. 2014 N 128-ФЗ)、第130号(от 05. 05. 2014 N 130-ФЗ)联邦法律。 2014年7月21日，连续颁布了5部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修改的联邦法律。 2017年又有16部联邦法律对《俄罗斯刑法典》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所涉及的俄罗斯刑法上的内容也比较多。

2017年对《俄罗斯刑法典》的修改，尤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例如，就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通过网络引诱、迫使未成年人自杀问题，俄罗斯便专门修改了刑法典，以打击和预防这类行为的发生。 2017年6月7日第120号联邦法律提高了迫使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自杀的刑事责任，以惩罚和预防诱使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自杀的行为。这次刑法的修改，是与俄罗斯社会关注未成年人自杀问题存在直接关系的。 2016年5月，穆尔萨耶娃在《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死亡小组》的文章。在该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发生了130起未成年人自杀的事件。这些参与自杀的未成年人都是网络上一些群组的参加者。一些成年人通过互联网，有计划、有预谋地迫使这些未成年人一步步地走向了自杀。6自杀游戏的组织者在网络上组建自杀群。“蓝鲸挑战”游戏群便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的自杀群之一。通常，自杀群的组织者通过一些视频吸引未成年人关注，然后，自杀游戏的组织者对参与的未成年人进行洗脑，并通过设定任务的方式，一步步地最终迫使未成年人完成自杀。在俄罗斯，这种成年人通过网络引诱未成年人参与自杀的现象有蔓延的趋势。仅2017年年初，俄罗斯便关掉了4000多个自杀游戏群。7这次刑法修正，极大加重了迫使他人自杀的刑事责任，通过网络实施此类行为的，最高可判处15年的剥夺自由刑。此次刑法修正，除提高了迫使他人自杀的刑事责任外，还增加了引诱或协助自杀罪和组织诱使自杀活动罪。俄罗斯通过对其刑法的修改，应对在俄罗斯社会蔓延的诱使未成年人的自杀问题。

与《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频率相比，在我国刑法生效的20年间，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1部单行刑法和11个刑法修正案，并创制了13件刑法立法解释。从我国刑法修改变化的时间看，间隔时间平均不足1年，对刑法修改最长的时间间隔为1646天，最短的时间间隔仅为120天。820余年间，中国《刑法》条文修改总数为227条，从总体上看，条文修改比例为50%。其中，对《刑法》总则部分修改了24条，修改比例为23. 7%;对《刑法》分则共修改了191条，修改比例为54. 57%。也就是说，20余年间，我国《刑法》已经有50%的内容经过了修改。

可以说，与《俄罗斯刑法典》 20余年的遭遇相比，我国《刑法》在刑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之间，找到了更好的平衡点。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集中的修改，能够更好地保证刑法的稳定性，经过国家的媒体宣传，更能够确保人们的预测可能性。相反，俄罗斯以解决单个问题为导向的零散式刑法修改模式，导致其刑法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与中国《刑法》相比，其稳定性较差。《俄罗斯刑法典》的大量和频繁修改，使得俄罗斯学者早在10年前便认为，经过不断修改的现行《俄罗斯刑法典》，与1996年刚通过的《俄罗斯刑法典》版本相比，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是完全变成了“另一部刑法”9。

(二)《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内容

从1997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的20年间，《俄罗斯刑法典》总则104个条文，只有41个条文没被修改过(1—10、13、19、21、22、25—34、36、38—43、48、55、60、67、81、84、85、89、94、98)，修改的条文多达63条，修改比例为60. 6%;《俄罗斯刑法典》分则256个条文，只有9条没被修改过(284、336、339—341、345、353、356、358)，被修改的条文多达247条，修改比例高达96. 5%。 《俄罗斯刑法典》中，包括总则中的3个条文在内的30个条文被废除，130个新条文被规定进来(其中有12个是总则规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俄罗斯刑法典》一共有460个条文，比1996年刚颁布时，整整多出了100条。

修改最频繁的当属规定没收财产的条文。在经历了被废除又以刑事法律性质措施的形式被规定的曲折命运后，其在20年间前前后后共被修改了16次。俄罗斯刑法对没收财产刑的大幅度修改，是与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对财产保护的态度存在密切关系的。在苏俄时期的各部刑法典中，没收财产都是一种惩罚犯罪的手段，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盛行“私有财产神圣”的资本主义观念，认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只有在经过事先的和等价的补偿的情况下，才能被强制划归国家所有( 《俄罗斯宪法》第35条第3款) 。2003年俄罗斯便通过修改刑法典废除了没收财产刑。但是，随着俄罗斯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了适应这两个公约的要求，2006年俄罗斯再次在其刑法上规定了没收财产，但此时的没收财产已经不再是刑罚，而是刑事法律性质的措施。有关没收财产的清单被规定在《俄罗斯刑法典》第104. 1条中，只有被列入该清单的罪名，才可以适用没收财产。但是，为了适应俄罗斯社会反腐败、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刑事政策的需要，没收财产的罪名清单被不断修改。这是导致该条被频繁修改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刑法典》总则第79条假释的规定也被修正了13次，总则第63条减轻情节被修改了10次；分则第169条妨碍企业合法经营罪和第282. 1条组建极端主义团体罪，也分别被修改了10次。10在《俄罗斯刑法典》生效的20余年间，其共有310个条文被修改，修改比达到了15%以上。因此，与中国《刑法》的修改频率相比，《俄罗斯刑法典》的修改更为频繁。

从刑法典文本数量上看，《俄罗斯刑法典》内容增加幅度之大，也是惊人的。在2018年新发表的关于《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文章中，俄罗斯学者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俄罗斯现行刑法生效的21年间，其总则文本规范内容增加了几乎1. 5倍(准确地说是1. 429倍)：在不计空格的情况下，从刑法典通过时的82499个字符，增加到了117932个字符。在这段时间，俄罗斯刑法典分则的文本规范内容增加了2. 382倍：在不计算空格的情况下，从207087个字符增加到493325个字符。”11在俄罗斯刑法规范内容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俄罗斯刑法典》分则各编的巨大变化。当然，《俄罗斯刑法典》分则各编的修改情况也不均衡。《俄罗斯刑法典》分则第八编“经济领域的犯罪”修改幅度最大，内容增加了2. 962倍；第九编“危害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犯罪”次之，内容增加了2. 622倍；第十编“危害国家政权的犯罪” 、第七编“侵害人身的犯罪”修改幅度都达到了2倍以上；第十二编“侵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增加幅度也超过了1. 5倍；第十一编“侵害军职的犯罪”内容几乎没有变化。 《俄罗斯刑法典》分则犯罪构成的数量，或者说制裁性规范的刑事法律禁止的数量，在21年间从534个增加到890个，也就是增加了66. 7%(或者2/3)。 《俄罗斯刑法典》第八编“经济领域的犯罪”的犯罪构成数量21年间增加了1. 05倍(从102个犯罪构成增加到209个) 。 《俄罗斯刑法典》第九编“危害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犯罪”犯罪构成的数量增加到了1. 77倍(从160个增加到283个)，第十编“危害国家政权的犯罪”犯罪构成的数量增加到了1. 67倍(从106个增加到177个)；第十二编“侵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犯罪构成数量增加到了1. 54倍(从13个增加到20个)；第七编“侵害人身的犯罪”犯罪构成数量增加到了1. 46倍(从105个增加到153个)；第十一编“侵害军职的犯罪”犯罪构成的数量没有变化。12《俄罗斯刑法典》分则修改的情况表明，越是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紧密的内容，在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被修改的频率和幅度也就越高、越大。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休克疗法”导致的经济危机、因国际石油价格走高的经济复苏、与“克里米亚”相关的西方的经济制裁。这些大的事件，都会对其刑法典“经济领域的犯罪”产生影响。俄罗斯立法者希望通过刑法典的修改，规范社会经济生活。相反，与社会生活联系不是太紧密的“侵害军职的犯罪”修改变化自然就会最小。

俄罗斯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监禁人口大国。据统计，俄罗斯最近20年，每年的监禁人口都在100万人左右，2000年监禁人口数量达到了峰值——109. 2万人。为了摆脱这种大量监禁人口的状况，俄罗斯持续进行着刑罚轻缓化的努力。仅2011年的修正案，便一次性地删除了115个犯罪构成的矫正劳动和拘役刑的刑罚下限，赋予法官更大的裁量权。通过不断努力，到2017年1月，俄罗斯监禁人口的数量为63万人，为历史最低值。13为进一步降低俄罗斯监狱人口数量，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指出，近五年俄罗斯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人数超过100万，其中占55%左右的55万人犯的都是轻罪。国家不应该对这些人都判处刑罚，而是要给他们一个悔罪的机会。因此，在刑罚和行政违法之间设置一个不认为是犯罪的刑事违法(уголовныйпроступок)至关重要。14俄罗斯最高法院在2017年提出了修改刑法典的建议。在该建议中，俄罗斯最高法院提出将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分类进行修改，在行政违法和轻罪之间增加一个刑事违法的新类别。据统计，2016年就有超过40000人被定罪，但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规定，80余个犯罪构成均不需判处剥夺自由刑。而将这类犯罪归入刑事违法的范畴，则给那些初次实施了此类行为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自然会大量减少俄罗斯犯罪人口的数量。15根据俄罗斯最高法院在2017年提出的立法草案第1条第1项的规定，刑事违法是指《俄罗斯刑法典》未规定剥夺自由刑罚的轻罪。也就是说，在原来俄罗斯将犯罪分为轻罪、中等严重的犯罪、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建议增加刑事违法类别。之所以要将刑事违法列入《俄罗斯刑法典》，是因为俄罗斯社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数量庞大，导致监禁人口过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根据该草案的规定，一旦《俄罗斯刑法典》增加刑事违法行为类别的话， 涉及《俄罗斯刑法典》的80余个条文会一次性被修改，但由于此项改革涉及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重大变化，引起了俄罗斯刑法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使得该项法律修正案未能通过。三年后，2020年10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对上述提案进行完善后，再次提交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目前，该项刑法改革草案，还处于立法审议阶段。

(三)《俄罗斯刑法典》修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刑法典》频繁修改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2006年，在《俄罗斯刑法典》颁布10周年之际，俄罗斯《国家与法》杂志，组织召开了“刑法十年”研讨会。研讨会中专家的观点被《国家与法》杂志以三期连载的方式进行了刊登。在对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成就进行肯定的同时，俄罗斯学者也纷纷指出诸如对“欧洲化”刑法典的过度追求、过度受政治的干扰以及俄罗斯刑法部分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16俄罗斯学界的这种批评是较为客观的。对“欧洲化”的追求，曾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这在其刑法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抛弃苏联时期刑法的基本理念并融入欧洲，是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努力的方向。在起草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时，凸显个人价值保护优先、试图废弃混合的犯罪概念和社会危害性理论等，都是刑法“欧洲化”的表现。在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社会曾经持续推进“欧洲化”进程，在价值理念、法律制度上希望更加靠近美国和欧洲国家。例如，为加入欧洲委员会，在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已规定死刑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暂缓适用死刑，但由于民众强烈的恢复死刑的呼声，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从俄罗斯刑法上废除死刑。17同样，为了标榜人和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俄罗斯曾经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凌驾于俄罗斯国内法之上，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在2015年修改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并赋予俄罗斯宪法法院决议优先于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才扭转了这一局面。18

2010年6月10日，以科罗别耶夫和科米萨洛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刑法学界9位学者在《俄罗斯报》上联合发表了《刑法典上的错误》一文，可以说是对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修改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集体反思，进而建议对整部《俄罗斯刑法典》进行系统修订，直至通过刑法典的新版本。19俄罗斯学界认为，随着刑法典的不断修改，《俄罗斯刑法典》的体系性遭到了破坏，刑事和民事规范、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刑罚与保安处分相混淆。20这种对刑法典频繁修改的恶果是，俄罗斯社会治理对刑法典的依赖过重，在强调对社会失范和违法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却忽视了刑法典本应具有的谦抑性问题。为此，俄罗斯立法者不得不对其刑法典自由刑的数量大幅度地削减、扩大罚金刑和非监禁刑的适用，进而形成了对其刑法的再改造。

2016年5月1日通过的联邦法律增加了《俄罗斯刑法典》第200. 3条，规定了违反俄罗斯联邦法律吸收公民资金建设公寓住宅和(或)其他建筑的刑事责任，但是该条的附注2规定，实施了本条规定犯罪的行为人，如果吸收的资金数额能够全部返还和(或)该人采取措施使公寓和(或)其他建筑得以建成的，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对此规定，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利用刑法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问题本应在民法上予以解决，进而批评道：“当民事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时，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直接给刑法典增加一个条文。至于该条文是否破坏了刑法的结构，或者这类社会关系是否必须通过刑事的方法来解决，则并不重要。”21当然，在笔者看来，尽管俄罗斯学者的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从促进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俄罗斯企业家积极从事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减少刑罚的适用看，这样的规定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从《俄罗斯刑法典》修改的历程看，从梅德韦杰夫到现在的普京总统，都要求慎重追究企业家经济领域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当然，这种做法被视为俄罗斯刑法自由化的一种表征。 2011年12月7日，《俄罗斯刑法典》专门增加了第76. 1条经济领域犯罪刑事责任的免除条款。其最初是针对欠缴纳税款的自然人和组织，规定如果是初次实施了这种行为，且能够全额缴纳税款的，将被免除刑事责任。此后，如何保护企业家免受非法的刑事追诉问题，一直被俄罗斯社会关注。甚至普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将对企业家的保护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了阐述。普京在此次国情咨文中指出，应该继续加强政府和商界的信任，持续优化俄罗斯的营商环境。普京指出，2014年俄罗斯侦查部门对20万起经济案件进行了刑事立案。尽管真正被认定为犯罪的只占经济犯罪刑事立案总数的15%，但是这些被认定为犯罪的企业的经营者，却有高达83%的人，全部或部分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意。22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对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企业家而言，遭受刑罚处罚，可能会成为毁灭企业家的最大风险。为此，2017年，普京下令要求俄罗斯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内务部等国家权力机关对逮捕企业家的刑事程序进行监督，加强针对企业家提起刑事追诉合法性的审查。232018年，俄罗斯继续加大避免企业家因经济犯罪受到刑事追究的力度。 2018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就进一步减少企业家受到刑事追究问题的刑法修正案辩论时，俄罗斯总统驻议会下院全权代表铭赫认为，刑法不应该成为经济主体解决争议的工具。问题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非法获取多少就应该返还多少，国家便不再追究刑事责任。24经过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多次修改后，俄罗斯刑法进一步扩大了经济领域犯罪免除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在俄罗斯学者看来，避免使企业家受到非法的刑事追诉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显著倾向。25俄罗斯有关经济领域的犯罪被大幅度修改，刑罚也出现了明显的轻缓化的趋势。

部分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刑法作用范围的扩大产生了质疑，进而认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中不同党团的代表，似乎是企图将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问题都纳入刑法的作用范围，而不考虑在这样一个保守的立法领域使行为犯罪化的规则。进而导致立法方面的创新，并没有与刑法理论相符，在众多情形下，也没有与《俄罗斯宪法》规定相符。进而，新的条文对司法适用而言极为复杂，与立法技术的要求不符的情形也并不罕见，有时也没有考虑到刑法的体系性。”26可以说，俄罗斯刑法学界对《俄罗斯刑法典》频繁修改所导致的负面效果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这并没有妨碍俄罗斯刑法的修改变化。毕竟，法律并非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纳乌莫夫教授看来，因不断修改而导致的《俄罗斯刑法典》的缺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刑事立法的社会制约性导致的，其要么是在刑法调整过程的缺陷中表现出来，要么是在今天过度地将行为进行犯罪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另一类是因立法的技术问题导致的(经常是因违反了刑事法律禁止结构的系统性产生的，当然，也常常与刑事法律禁止间的不协调有关) ”27。

已故的俄罗斯著名刑法学家库兹涅佐娃教授早在2003年便提出了衡量刑法规范有效性的三个标准，即“规范对现实犯罪的适用性，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和性质，法律的稳定性”28。按照库兹涅佐娃教授给出的衡量刑法规范有效性的标准，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至少在稳定性和适用性方面出现了问题。“法律的频繁修改将导致混乱和非法。进而，导致了一个令人诧异的悖论：法律越多，非法就会更多；法律的最大限度，也就是非法的限度。”29这种对俄罗斯法律进行频繁修改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法律要想在实践中获得人们的遵守，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外在约束，往往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和遵守。纸面上规定的法律，要想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生命力，就必须获得人们的认可，并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才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将外在的约束变为人们内心的准则，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然而，频繁变化的法律，会让人无所适从，进而其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部分俄罗斯学者也认为由于立法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俄罗斯学者科琳娜看来，《俄罗斯刑法典》的部分规范，实践中并未被适用。30可以认为，在《俄罗斯刑法典》适用的20年间，其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俄罗斯刑法典》频繁修改，诱发了俄罗斯学者对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命运的争论。可以将参与论争的俄罗斯学者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需要制定新的刑法典。早在《俄罗斯刑法典》刚刚生效1年后的1998年，便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刑法典》的缺陷无法克服，进而提出制定新刑法典的建议。31这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制定新刑法典，才能解决俄罗斯刑法因频繁修改而导致的缺陷。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俄罗斯刑法典》，尽管频繁修改，但还没有到必须推倒重来的地步，俄罗斯需要对现行刑法典进行系统的修正。俄罗斯学界理性的观点认为，是制定新刑法典还是系统地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判断标准不在于刑法典上缺陷的数量，而在于这些缺陷的数量是否已经使刑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当缺陷的量没有变成质——没有变成制定新刑法典的必要性和修正刑法典的不可能性时”32，也就没有制定新刑法典的必要。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通过后，一直处于频繁的修改过程中。 《俄罗斯刑法典》无论是条文数量，还是具体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但是，在《俄罗斯刑法典》不断的修改变化之中，实际上也蕴含稳定的发展态势。洞悉这些变化中相对稳定的“不变”态势，恰恰是理解和把握现行俄罗斯刑法的关键，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洞穿刑法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从俄罗斯刑法二十多年的发展看，俄罗斯刑法始终沿着去苏维埃化(десоветизация)、自由化(либерализация)和人道化(гуманизация)的方向迈进。当然，这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自由化、人道化往往被俄罗斯学界用来与苏维埃时期的刑事法律价值相区分，被用来强调转型后的俄罗斯社会刑事法律发展的新态势。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俄罗斯极端主义犯罪治理及借鉴研究” (项目编号：15YJC820037)和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我国刑法修正的理论模型与制度实践研究” (项目批准号：16ZDA061)的阶段性成果。

2 内蒙古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4 Непранов Р.Г. Петрашева Н.В. 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или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лет спустя // Юристъ-Правовдеъ. 2017. № 1. С. 41.

5 Клебанов Л.Р. Десять лет Уголовному кодекс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и недостатк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06. № 9. С. 108.

6 См. Мурсалиева Г. Группы смерти 18+ //Новая гозета. 16.мая. 2016.

7 参见张晓东：《俄罗斯加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21版。

8 参见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9 Лопашенко Н.А. Введение в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учеб. пособ. – М. Волтерс Клувер 2009. с.Ⅲ.

10 Габеев С.В. Чернов А. В. 20 лет действия уголовного код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сновныеитоги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Вестник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МВД России. 2016. №4.С. 16-17.

11 Маркунцов С. А. О Масштабах новелиза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УК РФ//Социалогияуголовного права 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уголов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Под. общ. ред. Е.Н. СалыгинаС.А. Маркунцова Э.Л.Раднаевой. –М.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2018. C. 11.

12 同上注。

13 参见Число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в России к началу 2017 года достигл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инимума 载https //www. interfax. ru/russia/553191 ，访问日期：2018年12月30日。

14 Рузанова 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РФ общество нуждается в декриминализац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 сентября 2016.

15 参见Верховный суд России внес в Госдуму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б уголовном проступке 载 https //tass. ru/politika/5935964，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9日。

16 参见Клебанов Л.Р.，前注〔3〕，第107—108页。

17 参见龙长海：《俄罗斯死刑的现状及困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8期。

18 参见王志华：《俄罗斯与欧洲人权法院二十年：主权与人权的博弈》，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19 См. Коробеев А.И. и др. Ошибки в Уголовном кодекс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0 июня 2010.

20 参见前注〔15〕。

21 Мацкевич И.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уголовн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правовые фантазии на заданнуютему//20 лет Уголовному кодекс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рерации итог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тв. ред.Ларина Л.Ю. Ряза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нцепция» 2016.–Ч. 1. С. 18-19.

22 参见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载 http //www. kremlin. ru/acts/bank/40542/page/3 ，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0日。

23 Латухина К.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резко снизить внеплановые проверки бизнес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9августа 2017.

24 ЗамахинаT.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поправки о либерализации для бизнеса прошли первое чтение//Россйская газета. 06 декабря 2018.

25 Козбанов А. 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защит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от незако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адвокатура. 2018. № 1.С. 30-32.

26 Кадников Н.Г. Надо ли менять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Ф // 20 лет Уголовному кодекс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рерацииитог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тв. ред. Ларина Л.Ю. Ряза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нцепция» 2016.–Ч. 1. С. 15.

27 Наумов А.В. Российское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Общая часть курс лекций. – Москва Проспект 2018. C. 755.

28 Кузнецова Н. Ф. Семь лет Уголовному кодекс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1. Право. 2003.№ 1.С. 4.

29 Aleksandr M. Baranov Permanent Changes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s a Property of Modern Law Vestnik Tom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2017 424 pp. 204-207.

30 参见Клебанов Л.Р.，前注〔3〕，第109页。

31 Гаухман Л. Нужен новый УК//Законность. 1998.№7.С. 22-25.

32 参见Наумов А.В.，前注〔25〕，第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