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博极群书，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一生全身心地投入《史记》的著述中，“斯以勤矣”。但命运多舛。天汉二年（前99），他为李陵辩护，而遭下狱、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残缺，也是精神人格上的残缺。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沉痛地说，“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最下腐刑，极矣”“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面临生死抉择的严重困境，他写下震烁千古的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少卿书》）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忍辱求生，发愤著作《史记》，展现出崇高的生命尊严与坚强不屈的自由意志。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少卿书》）正是因为《史记》这部伟大著作，他才能永垂不朽，重于泰山！这激励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在穷厄中发愤有为，以立德、立功、立言而称名于后世。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它具有宏大的五体结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控御历史，安排历史，使历史在五种体例中得到突出、关联和完整的体现。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

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令后人仰慕不已；《史记》是史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令后人高山仰止。我们虽然有“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崔颢诗）的悲慨，但司马迁之伟大的人格与《史记》之千古不磨的真价值，却如江汉之水，滚滚地永恒东流，“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陈师道诗）。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孔子世家》云：“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云：“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同情之阅读《史记》，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事其思，论其所生活的时代，未尝不垂涕，“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诗）。

《史记》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所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传记的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也有孔子、孟子等学术人物。因此，传记的人物基本上是历史中的英雄。英雄，即是不平凡的人物，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具有独特的个性与传奇的人生。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少卿书》）汉武帝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元封五年诏）我们虽不能说英雄创造历史或英雄造时势，但英雄确实在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历史的兴亡之际，往往是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楚汉时代、武帝时代，英雄们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展现出发愤图强、坚强不屈的人生。《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悲剧英雄形象，使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词），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崇尚英雄、争当英雄的天性，所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刘禹锡诗）。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六。

其一，本书对《史记》的人物传记分类选读，共列举十四类英雄人物，较为全面而集中地展现英雄人物的个性、遭遇、功业、声名等。《史记》人物传记，根据时代的先后传写历史人物，也有以类相从的特征，例如《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刺客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分类选读，打破了时代的先后，把同类人物结合在一起，讨论这些传记的共同主题；不仅讲述英雄人物的独特性、差异性，也揭示其共同性、相通性，在常与变、普遍与特殊、历时与共时中阐释英雄人物的命运。例如，书中设“‘仁而下士’——战国‘四公子’的传记”一章，战国时代，士阶层兴盛，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四公子皆好士养士，这一基本主题贯穿他们的传记；但四公子的个性、命运、功业又表现出差异性，从而各具独特的魅力。

其二，本书以《史记》文本的细读为中心。文本的细读，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保证我们讲述英雄人物故事的根源性、可靠性、真实性。读者只有在文本的细读中，才能穿越历史的时空，真切地体验、感受和把握英雄人物的生命和生活。为了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义，本书对重点的疑难字词、名物制度等予以注释，力求做到精要、准确、明白。本书的体例，是把一篇传文分成数段，予以注释和讲解。在文本的细读中，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两种偏弊：或空言义理，涉及字、词、句的训释即往往出现错误，所谓“硬伤”；或训释具体、详细、明白，而少谈义理，从而破碎大义。

其三，本书突出英雄传记的故事性。英雄人物的一生动荡曲折，自有其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他们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个故事。我们要讲好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因为故事最具有生动性、趣味性、艺术性，能感人至深。司马迁是一个讲故事者，我们要接着司马迁讲故事。虽然历史本身或许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混沌的历史不像故事那样具有井然有序而又曲折动人的情节结构；但我们可从中发现故事，通过建构的想象力编织情节结构，从而创造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故事的意义。

其四，本书突出英雄传记的文学性。《史记》首先是历史文本，其叙事的基本方式是历史性叙事，而又交融文学性叙事，所谓“史有诗心”“史有文心”。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叙述历史事实；二是骨架性、概略性叙事，较少涉及血肉；三是断裂性、跳跃性叙事，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四是外在性叙事——重视人物行动的描写，以史家的叙述语言为主，语言直白、明确而少有隐曲委婉的言外之意。文学性叙事是把骨架与丰满的血肉结合起来，具体、细致、生动地叙述历史的事件，从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文学性叙事重视叙述一系列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形成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文学性叙事是内在性叙事。叙述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而透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具体地展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情感。重视人物个性化语言的描写。人物的对话是置于具体的语境中的，且根据不同人物的个性而设置，一方面能体现人物的个性品格，另一方面能展示具体、形象的语境。文学性叙事的语言具有委婉含蓄、意在言外的特征。

《史记》的文学性较强，司马迁在历史性叙事当中，较多地融合了文学性叙事。一般而言，史家如果特别喜欢传主本人，或特别喜欢传主的某些事迹，则往往狠下功夫，其叙事具体、生动、形象，偏重文学性叙事。韩信是司马迁最为欣赏和赞佩的伟大军事家，他的人生遭遇又是悲剧性的，深为司马迁所同情。因此，《淮阴侯列传》偏重文学性叙事，例如萧何追韩信：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此一事件被后世小说、戏剧演绎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无疑受到了司马迁之文学性叙事的重要影响。此段文字主要由萧何和刘邦的对话组成。他们两人的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尤其是刘邦，其人是天才英雄，盛气凌人，喜欢骂人而不伤人，悟性高，有灵活性。“上大怒”“上且怒且喜”“骂何曰”“上复骂”等，描写了刘邦的情感表现及其转变历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透入诸将的内心世界，完全是文学家的一腔胸怀。

文学性叙事，具有艺术的趣味性，既能描绘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能表现生活的情趣、动人的情感，而有强烈的感染力。例如《淮阴侯列传》：

汉四年，（信）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这段文字生动传神，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刘邦开始大骂韩信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足，且附耳语；刘邦悟性极高，其心思极灵极活，然后又大骂韩信为何不做真王。刘邦之前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表现的形式皆是大骂，不过前一骂是真骂，后一骂乃是假骂，颇为滑稽而富有戏剧性，生动地展现出刘邦的个性特征。

其五，本书突出《史记》文本的思想性。《史记》主要记录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叙述和解释为主，也有不少议论的文字，表现司马迁之哲学的沉思。《伯夷列传》的文本特征是“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钱钟书语），其思想性较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包含了复杂矛盾的思想。一是司马迁对天道予以怀疑和批判。怀疑天道即怀疑人道，即怀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伦道德法则。司马迁怀疑天道而肯定非理性天命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历史人物以及他自己人生遭遇荒谬性、非理性的控诉。他为那些善人没有得到善报的悲剧命运抱不平。他悲惨的人生遭遇，使他对命运的非理性产生了深切的体验。二是司马迁又不能完全否定天道的存在，因为在历史现实中也存在善人得到善报、恶人遭受厄运的事，历史丰富复杂，历史的真实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理性和非理性并存。三是司马迁怀疑天道的存在，又希望存有天道以主持公平和正义。

历史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是历史性事件，有的历史性事件也是思想性的事件，而表现出思想的意义。我们在解读《萧相国世家》时，首先立足于传记文本的细读，把握其历史性事件的陈述，然后据此展开思想性的论述：传记较少正面描写萧何在治国安民时的具体事件，传记的主线是叙述刘邦和萧何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以此剪裁史实，结构故事；这种叙事结构来自司马迁对萧何命运的阐释，说明在皇权专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险恶。这篇传记的具体事件大概是真实的，但编织情节而结构成一个传奇的故事类型，是最大的虚构。

《史记》是史学、文学、哲学的统一。闻一多先生说：“……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庄子》）读者不仅能从中获得历史的真实，且能唤起审美的享受，得到思想的启迪。文学以真挚的感情打动人，情感是美丽的；哲学以精深的思想启迪人，思想是美丽的。情感之美与思想之美相融合。

其六，本书运用西方解释学的一般理论，创新地诠释司马迁的《史记》。一是重视文本诠释的循环。这包括文本之部分与整体的循环，从而融会贯通地把握文本的内容；也包括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循环，即文本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与解释者的视域相融合。二是重视解释学的应用功能。我们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故解释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应用功能表现了解释学与时俱进的品格。我们通过对《史记》文本的解释，由古典的《史记》文本走向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以开掘其现实和超越的意义。三是重视解释学的“突出”观点。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总是“突出”某些内容，这是前见和先见所发生的作用，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我们讲解《史记》时，总是重点突出某些内容，因为解释者在这些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深切的人生体验，故不遗余力地加以阐发。四是文本没有所谓的原意（一元性），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不是被动地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因而文本常释常新。这肯定了解释者在解释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

1997年9月5日，我带着一身泥土的气息，从乡村袁店中学来到湖北大学师从何新文教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时年三十余岁，我一无所立。何老师给我买了一套《史记》（中华书局本，共十册）。我的硕士论文是《论司马迁的死亡之思》，颇受到何老师、尚永亮老师的好评。2005年9月，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时，开设“《史记》导读”课程。2009年8月，我出版了《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司马迁〈史记〉二十讲》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017年9月，我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依然开设“《史记》导读”课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我一直坚持讲授这门课，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在这期间，《史记》虽不是我学术研究的中心内容，但始终伴随着我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不思量，自难忘”（苏轼词）。司马迁之忍辱求生、发愤著书的坚强不屈意志，“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求知精神，慷慨悲凉、自卑寡欢的落寞情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命运等，深深地影响着我，有的已内化到我的生命和生活中。

我要真诚感谢北京丹曾文化有限公司的黄怒波先生，没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慷慨资助，本书难以出版。我要真诚感谢北京丹曾文化有限公司的刘健博士，没有他的信任、支持、帮助，我不可能写作本书。我再一次沉浸在《史记》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当最终完成此书时，我抚摸着何老师当初送我的十册《史记》，不胜悲慨：时之往矣，人之老矣，事之休矣！

202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