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仁而下士”
——战国“四公子”的传记

《史记》有《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四篇传记，主要叙述战国“四公子”的人生际遇。战国四公子，即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孟尝君的时代稍前，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的时代接近；平原君与信陵君有亲密的交往，平原君与春申君也有交往。《史记会注考证》：“四君以类叙列，以见当时风尚，不关年代先后。”四公子，除了春申君外皆是诸侯的贵族。他们皆做过诸侯的相，辅助君主，建立了功业，获得了声名。司马迁在撰写这四篇传记时，概要地叙述其人生遭遇，而较为详细地叙述他们的好士、养士之事。因此，这四篇传记的基本主题是四公子好士、养士，士亦为之所用；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功业的建立，与士的作为息息相关。清人吴见思曰：“四君传俱以好客作主，而信陵之客独胜；次则平原，尚有一毛遂；至孟尝之客，冯谖差强人意，余则盗贼势利之徒，写得极其不堪。而千古之下，独传孟尝，何也？”（《史记论文》）孟尝君之鸡鸣狗盗之客的事迹最有传奇性，故后人津津乐道。

《太史公自序》揭示出这几篇传记之写作目的：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捍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战国时代是士阶层兴盛的时代，其原因有三。一是封建制度（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崩溃，社会阶级的上下流动加速；庶人可成为士，士可进入统治阶层。二是知识下逮于平民，孔子开创了私人教育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贵族教育，庶人可通过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进入仕途。三是诸侯之间相互混战，争夺土地和人民，故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中大量、急切地需要有才能的士人来富国强兵；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为诸侯大夫所用，从而获得富贵权势。“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贵耳，王者不贵。”乱世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强烈地刺激着人才的生产。人才的生产，不仅是通过读书求学之路，而且也通过乱世为人才提供的锻炼才能与展示才能的大舞台。

扬雄《解嘲》曰：“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乱世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重视贤才，磨练贤才，也为贤才提供了建功立业和获得富贵权势的许多机遇。太平之世使人们安居乐业，不需要有才能的人，庸才照样能坐享其成。因此，盛极而衰。

士人有多种类型，例如策士、文士、侠士、游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