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大一统的历史观。追寻其本原，即追寻民族之根。

一、史有文心

《史记》具有宏大的五体结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控御历史，安排历史。这与编年体史书《春秋》不同。“本纪”十二，主要记载帝王的事迹。“世家”三十，主要记载诸侯王的事迹。“列传”七十，主要记载功臣贤人的事迹。“书”八，专题记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制度的沿革。“表”十，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历史的大事纲目。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札记》卷一）

“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主要叙述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命运，即命的运行，即生命历程的展现。任何个体的命运都是一部传奇，引人入胜。《史记》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传记的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也有像孔子、孟子等学术人物。他们是历史中的英雄，是倜傥非常之人，有独特的个性与传奇的人生。他们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我们虽不能说英雄创造历史或英雄造时势，但英雄确实在历史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帝王将相的成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与生俱来都有崇尚英雄的天性。

《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

历史有两种含义：一是真的历史，即客观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而万劫不复；二是写的历史，即史家所叙述、解释和评价的历史。史学的基本结构是，叙述、解释、评价。一般认为，史实的叙述和解释是史家的天职，而历史评价带有史家的主观性，有碍于事实真相的叙述。历史评价，有事功评价与道德评价。事功评价是对历史人物之行为成败的效果评价。道德评价是对历史人物之行为善恶的评价。道德评价在人事的叙述中有天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传统史学普遍存在“道德超载”的现象，即不分青红皂白将道德作为历史理解的核心原则，将事情的成败一归于道德因素，所谓“正义必胜”“仁人无敌于天下”等。因此，我们在强调道德视角在史学中的必要性时，也承认其次要性或边缘性。司马迁往往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历史有“鉴往知来”的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史家通过叙述历史且揭示其意义，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承担着责任，所谓“通古今之变”。

《史记》是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融合。

叙述或叙事，即通过对某件事情或某些事情依时间顺序的描述，而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场景或有意义的文本结构。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共同特征是叙述或叙事。文学文本的叙事主要是文学性叙事。历史文本的叙事主要是历史性叙事，也交融文学性叙事，所谓“史有诗心”“史有文心”。

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有四：第一，叙述历史事实；第二，骨架性、概略性叙事，较少涉及血肉；第三，断裂性、跳跃性叙事，难以构成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第四，外在性叙事——重视人物行动的描写而很少透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史家的叙述语言为主，语言直白、明确而少有隐曲委婉的言外之意。《史记》的历史性叙事弱于《汉书》，而文学性叙事强于《汉书》，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诗心”“文心”。

文学性叙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其一，把骨架与丰满的血肉相结合，具体、细致、生动地叙述生活的事件，从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

其二，有完整的故事结构，重视叙述一系列事件之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形成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且各个情节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井然而有序。

其三，文学性叙事是内在性叙事。叙述者一般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具体地展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情感，以揭示人物之立体的性格特征。重视人物个性化语言的描写。人物的对话是置于具体的语境当中的，根据不同人物的个性而设置，一方面体现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展示具体、形象的语境。叙述语言具有委婉含蓄、意在言外的特征，有隐喻和象征的意义。

其四，文学性叙事是以情动人。

试举二例。汉十二年，刘邦回到长安，疾愈甚，愈欲易太子。他得知吕后、太子羽翼已成，无法更立太子。《留侯世家》：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hé，翅膀）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zēng）缴（zhuó）（系绳的短箭），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

天才英雄末路穷途，楚歌楚舞表现出其无奈和凄惶之情。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zhī，恭敬）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段文字洋溢着司马迁对孔子的敬仰、思慕之情。

《史记》的文学性较强，因为司马迁在历史性叙事中，较多地融合了文学性叙事。一般而言，史家如果特别喜欢传主本人，或特别喜欢传主的某些事迹，则往往狠下功夫，叙事具体、生动、形象，而偏重文学性叙事。

二、不虚美，不隐恶

《汉书·司马迁传》“赞”对司马迁《史记》予以总结性的评价。

原文一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1}，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 {2}，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3}。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 {4}，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5}。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6}，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7}，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8}。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9}，质而不俚{10}，其文直，其事核{11}，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12}，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13}。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14}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注释

{1}书契（qì）：文字。{2}不经：非经典所说。{3}颛顼：五帝之一。{4}采经摭（zhí）传：摘取经传的材料。摭，取。{5}抵梧：抵触。{6}与圣人有所不同。{7}处士：安贫乐道的儒生。奸雄：违禁犯法的游侠。{8}蔽：蒙蔽，遮蔽。《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9}华：浮华不实。{10}俚：鄙。{11}核：坚实。{12}洽：周遍。{13}《报任少卿书》自陈己志，抒写其悲愤之情，确实不谬。{14}推究其伤悼的原因，不过是遭谗言而见疑被谤，与《小雅·巷伯》所抒忧愤相类。

班固首先认为，《史记》所依据的历史材料相当丰富，司马迁博极群书，涉猎广博，非常勤奋和辛劳。其次，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再次，指出《史记》在材料的运用上粗略，也有矛盾和抵触；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念与圣人有所不同。最后，感叹司马迁遭受极刑，幽而发愤，与《小雅》的怨刺之作相类，而没有能达到《大雅》所谓“既明且哲，能保其身”的人生境界。

我们讨论一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问题。

史家作史，首要的原则是揭示历史的真实。纪传体的著作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对待历史人物既不能虚美，也不能隐恶。史家有时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一是为事情的表面现象和俗人之言所遮蔽，而不能“具见其表里”；二是受到政治权威的影响，对于近世、当世的政治权威和学术权威，不免虚美隐恶，一方面阿谀权威而求重用，另一方面畏惧权威的打击而避害容身。这皆关涉史家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不高，不能具见事情的表里；史德低劣，则不敢揭示历史的真实。

《春秋》有讳的书法。讳即讳恶，即把恶隐藏起来；但讳而不隐，即通过微言（嫌疑矛盾之言）的方式，以启发读者推见真实之事。因此，讳不是掩盖事实的真相。《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定公元年）。《匈奴列传》：“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要之，讳、微言，与掩盖、歪曲历史的真实不同，它在记事、记言中已暗示与事实真相不符。讳、微言之目的，表面上是讳恶，实际是讥讽；而掩盖事实真相，则完全是讳恶。

对于汉王朝的历史，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在肯定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他毫不容情、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项羽本纪》：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刘邦逃难，危急时连一双儿女皆要推下车，可见其薄情。

《项羽本纪》：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

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完全是一副无情、无赖相，项羽真拿他没有办法了。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实录了世人对富利的热切追求，突出了物质利益是世人各种行为的最终目的。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班固由此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钱钟书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故每有举世成风、终身为经，而肯拈出道破者少矣。”1

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司马迁对“明圣盛德”“功臣贤大夫”也作了一番发现、表彰的功夫，但在作史的精神中所占的分量不大。他作史的精神，主要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即对现实政治权威的理性批判精神。《史记》有千古不磨之真价值的原因即在此。

原文二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1}：‘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2}，正《易传》{3}，继《春秋》{4}，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 {6}：‘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7}。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8}，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9}。’子曰：‘我欲载之空言 {10}，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11}。’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12}，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3}。《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14}。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15}，遭变事而不知其权{16}。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17}，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18}。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19}，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20}。”

注释

{1}先人：司马谈。{2}绍明世：继承周公、孔子的事业而说明世代的变易。绍，承继。{3}以《易传》之道为正，《易传》明天道。{4}继承《春秋》之义，《春秋》辨人道。{5}当仁不让。{6}董生：董仲舒。{7}壅（yōng）：阻塞。{8}是非：褒贬诸侯之得失。{9}王事：王道。{10}空言：抽象的议论文字。{11}行事：具体的历史事实。{12}人事之纪：人伦之理。纪，理。{13}万物：万事。{14}本：仁义。{15}经：常。{16}权：权变，反于经而合于道。{17}其心实善，为之不知其义而陷于罪咎。{18}被之空言：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诛伐。{19}犯：为臣下所干犯。{20}以礼义教化民众，则民众不为恶；民众犯罪之后，则以刑法惩之。

司马迁结合司马谈、壶遂、董仲舒等言，论述《春秋》的性质、功用与孔子作史之目的、精神。其一，孔子处于周之衰世而作《春秋》，《春秋》是衰世之造。其二，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即对政治权势的理性批判精神。其三，《春秋》是“其事”与“其义”的结合。《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且予以是非善恶之褒贬。其四，《春秋》有拨乱反正的重大作用。其五，《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作《史记》正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他充满了自信自豪，何敢自谦，当仁不让。

造成社会动乱、民众苦难的真正原因是天子、诸侯、大夫等统治权威。他们的政治行为失道，他们凭借政治权威，伸张自己的欲望和好恶，从而抑压天下人的欲望和好恶。历史所受的最大歪曲与是非的淆乱，也是来自天子、诸侯、大夫这一套统治权威，他们往往“缘饰以儒术”，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而行不仁不义之实，庄子所谓“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愔箧》）。

作为史家，司马迁具有清醒的理性精神，透过历史的假相看到历史的真实，这是他史识的表现；他不惧怕政治权威的打击，敢于揭示政治权威的弊端，敢于暴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敢于批判政治权威的罪恶，这是他史德的表现，即表现了他作为史家的良心。

徐复观在《〈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一文中说，《史记》《汉书》的优劣并不在于是断代还是通代，而主要表现在他们作史的精神。2班固作《汉书》，是尊汉、颂汉，抱着“天下为汉”的思想，为汉代统治者著书，历史的是非得失放在汉家统治者面前衡定，故其对西汉的专制政治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有时为尊崇汉室，不惜掩盖历史的真实，甚至歪曲历史。司马迁是怀抱着“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命运着想，是非得失皆在人类的命运之前衡定，“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政治的成王败寇、赏荣诛辱的巨大势利浪潮中，以巧妙的手法透出历史的真实，展现历史的良心。刘邦把天下彻底家产化，更以阴险狠毒的手段杀戮韩信等功臣，司马迁揭示此历史的真实而予以批判。《高祖本纪》：

（汉九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视天下为自己的莫大产业，即家天下，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以“天下已集”的微言，断言淮阴侯无谋反事。萧何、曹参在韩信、黥布诛灭后，其勋始烂，但不过与周的二等大臣闳夭、散宜生争烈，韩信则与周的第一等大臣周、召、太公比肩并美。韩信被诬谋叛而夷灭宗族的悲惨结局，是因为刘邦的刻薄寡恩、阴险狠毒。

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是皇权专制政治尽量发挥毒性的时代，是西汉由盛转衰的时代。

原文三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 {1}，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2}。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3}。……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及王恢设谋马邑 {4}，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 {5}，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 {6}，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平准书》）

注释

{1}廪（lǐn）庾（yǔ）：粮仓。{2}贯：穿钱之绳。{3}字牝（pìn）：母牛、母马。傧：通“摈”，排除。{4}为元光二年（前133）。{5}赍（jī）：携带。{6}抏（wán）弊：贫弊。

汉兴，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到武帝即位后数年，国力强盛。武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财力，疯狂地向四夷征伐、扩张，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元光二年，马邑设谋后，汉对匈奴用兵，长达十五六年之久。武帝的穷兵黩武大量地消耗社会的资材，他又破坏财经制度，不择手段地搜刮财富，而导致了官场的腐败、社会政治的混乱，从而倚赖严刑酷罚的酷吏之治、屠杀之政。

武帝政治的本质实较始皇更为残暴。武帝所任用的酷吏，一个比一个下流，一个比一个残暴，但武帝皆“以为能”。司马迁以恸愤之心写《酷吏列传》，史家最大的良心，莫大于为亿万民众呼冤求救，此传的成立是最大的历史良心的表现。《酷吏列传》：

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王温舒特好杀，嫌冬三月太短，不足以杀。而天子闻之，“以为能”。又如：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治狱，效法张汤，善于窥测人主意而迎合之，曲法枉法，以人主意作为律令。此乃驰骋一人之欲望，这是自私的、秘密的；而法令具有普遍性、公开性。杜周把人主意作为法令，是错误的。杜周不仅治狱严酷，且贪婪，为官以来，家资数千万。

四、是非颇缪于圣人

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学人多为司马迁辩白。班固误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当作司马迁的作品，而有“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批评。司马谈对儒家等五家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唯独对道家给予完全的肯定，以为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五家之长，去五家之短。我们认为，班固的批评确有道理。圣人即孔子。司马迁尊崇儒家，著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但司马迁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不迷信孔子，对孔子也有所批评。司马迁对道家人物老子、庄子多有批评，但也肯定其思想的价值。要之，对于学术权威，司马迁不是一味地迷信，而是敢于理性地批判。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以儒、侠相对，儒者不论是仕宦显达还是安贫乐道（处士），都能名扬后世；但侠者“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却湮灭不闻。司马迁为侠者抱不平，不是贬斥处士。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指出人的本性是追逐物质利益，这是如实地说出事势的必然和固然，不表示价值追求。“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jù，合钱饮酒），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若有处士之行，好语仁义，则不足羞也。

原文四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1}。”“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2}，睹轶诗可异焉{3}。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4}，盍往归焉{5}。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6}，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7}，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8}。太公曰：“此义人也{9}。”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10}，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11}，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12}，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伯夷列传》）

注释

{1}是用：因是，因此。用，因。{2}悲伯夷、叔齐兄弟之间相让，又义不食周粟而死。{3}轶诗：伯夷、叔齐临终之歌，因没有收入《诗经》而称为逸诗。轶，通“逸”，散失。{4}西伯昌：文王姬昌，为西方诸侯之长。{5}盍（hé）：何不。{6}木主：西伯姬昌的木制灵位，追尊谥号为文王。{7}爰（yuán）：于是，就。{8}兵之：以武器杀之。{7}义：坚持气节。{10}宗周：以周王室为宗主。{11}以暴易暴：以一种暴乱代替另一种暴乱。钱钟书《管锥编》云“易君而未革政”3。{12}徂（cú）：往。或曰：徂，通“殂”，死。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求仁得仁，故没有什么怨恨。司马迁认为，从伯夷、叔齐的临终悲歌中可看出他们的内心是有怨恨的。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之言的质疑，如班固所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此传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伯夷、叔齐有让德，不贪求富贵权势。这与近世、当世的统治者因争夺王位而相互篡夺残杀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对比。《太史公自序》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其二，伯夷、叔齐批评武王不仁不孝，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商、周的朝代更替不过是易君但未改革暴政，民众的困苦不异于前。其三，伯夷、叔齐行仁由义，隐于西山，采薇而食，但最终饿死。他们在临终悲歌中，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的衰败命运，表现自己行仁由义而不得善报的悲怨。

司马迁在叙述伯夷、叔齐的传记之后，问道：“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是用充满愤激之情的反诘语句强调：伯夷、叔齐有怨恨，而非如孔子所说。伯夷、叔齐怎么能不念旧恶呢？念旧恶，心中当然有怨恨。他们行仁由义，死后虽得到仁名，但他们生前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如何不怨恨呢？孔子所说“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谓“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虽值得追慕，但不切人情，正如钱钟书所说“越世高谈，恐乏平矜息躁之用”4。这是司马迁对那些遭遇不幸而内心怨恨之人的同情和理解，是他对儒者之温柔敦厚的中庸人格的质疑，也是他自己敢恨敢怨之个性气质的表现。他因为李陵辩护而下狱、受宫刑，遭遇了人生的奇耻大辱，他罪非其罪，如何不怨恨呢？

司马迁突出了伯夷、叔齐的怨恨，表现了自己发愤著书的思想。伯夷、叔齐的心中存有怨恨，不平则鸣，故作诗以表其悲愤和不平。司马迁认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

原文五

或曰：“天道无亲{1}，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2}？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3}，糟糠不厌{4}，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5}，暴戾恣睢{6}，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7}。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8}。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 {9}，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 {10}，时然后出言{11}，行不由径{12}，非公正不发愤{13}，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

注释

{1}人间的秩序和价值来自天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据。亲：偏爱。{2}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邪？非邪？{3}空（kòng）：贫穷。{4}厌：通“餍”，饱。{5}肝：或为“脍”（kuài），切肉成细丝。{6}恣（zì）睢（suī）：放纵骄横。{7}最后尽天年而死。竟：最终。{8}较著：明显。{9}专门违法乱禁。{10}选好地方才落步，行为谨慎。{11}看准时机才开口，不乱说话。《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12}径：小路，喻邪道。{13}非公正事不感激发愤。

儒家云：天道是公正、公平的，善人得到善报，恶人得到恶报。司马迁质疑，伯夷、叔齐难道不是善人吗？他们为何遭遇饿死的不幸命运呢？七十子中，孔子特称赞颜渊好学，可颜渊糟糠不饱，且早夭亡，天之报答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盗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日杀无罪之人，恣睢暴戾，但一生富足，且以寿终，这遵循的是何种道德呢？近世、当世，许多恶人操行不轨，专犯忌讳，却终身逸乐富贵，世世不绝；但不少善人行为正当，非公正而不发愤，不仅未得好报，反而遭受灾祸。司马迁悲愤填膺，充满困惑：“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从形式上看，本段使用四个问句，或疑问，或反问，以表现司马迁的矛盾和困惑。“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隐含了司马迁复杂矛盾的思想。其一，司马迁怀疑天道，即怀疑人道，即怀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法则。因为天道支配人道，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根据。司马迁怀疑天道而肯定非理性天命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历史人物与他自己人生遭遇荒谬性、非理性的控诉。他为那些善人没有得到善报的悲剧命运抱不平。他悲惨的人生遭遇，使他对命运的非理性有深切的体验。他在这段文字中一连数次质疑，正是质疑天道的存在。司马迁又不能完全否定天道的存在，因为在历史现实中也存在善人得到善报、恶人遭受厄运的事，历史丰富复杂，历史的真实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否定天道的存在即否定孔、孟儒家宣扬的道德伦理，那么人类社会将陷入幽暗混乱之中。因此，他怀疑天道的存在，又希望存有天道以主持公平和正义。钱钟书说：“故疑无天者，犹每私冀其或有，而信有天者，则常窃怨其若无。”5

要之，本段在形式表达上有四个没有回答的问句，因而意在言外；在思想内容上则隐约幽微。司马迁有“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一是他的思想感情复杂矛盾而不易于简单明确地表达；二是他怀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和人道，这违背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不能明白地言说。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人类历史的基本活动呢？司马迁并不否定儒家之“仁义”的力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物质欲望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

原文六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1}……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2}？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3}，前蒙矢石{4}，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piāo）椎埋{5}，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6}，借交报仇，篡逐幽隐{7}，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8}，揄长袂{9}，蹑利屣{10}，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11}。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12}。医方诸食技术之人{13}，焦神极能，为重糈也{14}。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15}。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货殖列传》）

注释

{1}近世必用老子之言，以涂塞民之耳目为务，则不可行。{2}安归乎：图的是什么呢？{3}搴（qiān）：拔取。{4}蒙：冒着。{5}抢劫钱财，杀人灭尸。{6}并兼：强占他人的财物。{7}在偏僻地方拦路抢劫。{8}揳（jiá）：击，奏。{9}揄（yú）：扬。{10}利屣（xǐ）：舞鞋。{11}容：显示，夸耀。{12}重失负：怕输钱。{13}食技术：以技术为生业。{14}糈（xǔ）：精米。{15}没：沉溺。

“廉吏久，久更富”，即廉吏之廉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追求“廉正”的价值原则，而是追求富利。吏廉则不至于迅速贪败而能久居位，久居位则虽廉也能富贵，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廉贾归富”，贾者廉其索价，则得利虽薄而货可速售，货速售则薄利多销，故廉而归宿在富。这表明，司马迁一方面深切认识到世人求利、逐利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不为高论而敢于明说，再一方面也质疑儒家严于义利之辨的合理性，“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儒者标榜仁义而贬斥富利，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自有其意义。许多人表面上唱高调而实际上追逐利益，这是虚伪欺骗。

班固悲慨，司马迁如此“博物洽闻”，但不能“既明且哲，能保其身”，而遭遇极刑。可见，知之未必能行之；从知到行，尚须一跃。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此种悲叹，这大概包含四层意义：一是人的智力有限，并不能应付复杂繁多的社会政治生活；二是知与行难以合一；三是在险恶困窘的人生中，人往往失去命运的主体性；四是社会人生具有非理性和荒诞性，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与结果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班固最终也是死于狱中，不能自免，时年六十一岁。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wěi）亹（不倦的样子）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jié，目光短浅）也！

范蔚宗说司马迁、班固皆不能明哲保身，而他自己最终也陷于刑戮。这是专制政治下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命运，不能作论人之资。

1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608页。

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76—331页。

3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495页。

4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498页。

5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