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科技创新的国际趋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全面收缩,但这也使得各国对生命健康、环境污染、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社会进步面临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才能够实现共赢共享。世界发展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命运因科技合作而更加紧密。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的活跃期,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驱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也逐渐在科学技术上全方位展开,国际科技合作逐步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也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和有机组成部分,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提供重要支撑。

1.2.1 国际创新格局正在重塑,世界科技创新中心逐步向东转移

1. 大国地缘政治问题突出,竞争面显著上升

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的突出表现包括: ① 美国大力推进所谓“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② 美俄陷入持续对抗,关系转圜困难重重。③ 美欧关系裂隙加大,大西洋联盟面临挑战。④ 俄乌冲突爆发,全球政治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关系带动了科技创新的竞争。近年来,科技自身的发展和创新的政治导向越来越明显,科技受政治牵制而违背自身发展规律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清洁能源计划,放松对化石能源的发展管制,退出《巴黎协定》,大幅度削减美国环保局预算,停止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投入等,改变了原有的科技发展方向,而拜登执政后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恢复原有政策,再次表明科技发展方向受政治影响。伴随着全球化和知识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创新资源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与日俱增,创新格局也随之不断变化。

2. 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多元化中心格局

国际秩序已经从美国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向美国、欧盟各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多极世界转换。与此同时,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中心格局。从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规律看,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别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单一主体存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腾飞,以及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科技创新中心从美国、欧洲向东亚转移奠定了基础,逐步形成美国、德国、日本等多元化主体的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格局。例如,美国形成了硅谷、纽约和波士顿等全球科创中心,占据着计算机、电子和互联网行业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苹果、微软、英特尔和谷歌等公司在全球软件和互联网行业中占据半壁江山。德国拥有慕尼黑、巴登-符腾堡州等全球科创中心,在高端制造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主要集中于汽车、机床和电力装备行业,大众、戴姆勒汽车公司进入全球创新企业前20强。日本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和对世界科技贡献度上仅次于美英,拥有东京和筑波等全球科创中心,在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精密仪器生产等领域都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中国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加速,在应用技术创新领域也开始追赶发达国家,在高铁、5G、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领跑世界。

3. 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分布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发现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转移规律,纵观近代历史,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曾发生过四次转移: 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现阶段,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由欧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角的全球创新版图也相应发生变化。尽管发达国家的创新优势依然明显,但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正由大西洋格局向太平洋格局演进,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增长极。亚洲成为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转移的重要目的地,特别是东亚,将成为全球研发和创新密集区,未来很可能产生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整个20世纪,全球技术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和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20世纪中期之后,从开始的仿造到后来的技术创新,日本的崛起成为亚洲的一个神话。进入21世纪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在全球研发投入排名中不断上升,创新资金不断向亚洲转移。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技术创新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欧美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比例由61%降至52%,亚洲经济体的比例从33%升至40%。2014年亚洲研发支出已超越美洲,在世界研发支出中占比排第一。2017年我国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至第17位。从国际研发投资来看,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已逐渐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新兴市场。以日本、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已经超越西欧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新的增长极。

1.2.2 新兴科技发展赋能国家转型,科技因素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

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新兴科技领域的垄断将加剧国际力量的深刻调整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构成主导技术群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将由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由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都尚不成熟,加之数字经济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驱动作用还未充分显现,数字经济下的技术-经济范式尚未完全形成。在技术-经济范式的新旧交替之际,发达国家往往尚未在诸多科技领域形成绝对竞争优势或布局技术垄断壁垒,发展中国家将迎来技术赶超的“窗口期”。就目前而言,世界各国都尚处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探索阶段,还未有国家在涉及数字经济的技术、管理、制度和国际规则上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国际力量对比或将深刻调整。

2. 科技因素在大国实力的对比中将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

历史上,大国的崛起都与当时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兴起密不可分。未来一段时期,由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速度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将使能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军力增强及相对实力提升等方面获得更大优势,并使错失这一机遇的国家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从而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际关系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全球产业格局、商业模式等将受到影响而不断呈现出新面貌。新兴科技领域有望取得密集的技术突破,并将给经济与商业运行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科技因素对国家间实力对比、战争形态演变以及国家外交资源构成的影响将进一步上升,进而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

3. 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或封锁与反封锁更加激烈,新技术催生的行业标准之争下的科技博弈日趋激烈

为谋求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导权,世界主要大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或封锁与反封锁更加激烈,这些领域包括: 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以高速运算能力为特征的量子计算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人工智能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以外空探测为代表的航天科技。与此同时,科技强国与弱国之间的科技鸿沟将继续加宽加深,新技术催生的行业标准之争下的科技博弈日趋激烈。相较于以往科技革命发生之后的时期,由于当前科技革命所涉及的技术门类存在较高的学习成本与复制门槛,此轮科技革命的先发国家因技术领先地位而带来的衍生优势将更为明显与稳固,这一状况对大国间的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的演进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1.2.3 新冠疫情加速科技前沿布局,技术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

1. 新冠疫情加速科技前沿布局,各国竞相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

新冠疫情暴发后,科技在各国疫情防控和疾病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度明显提高,纷纷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战略布局,试图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2月以来,美国白宫、国会、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多个部门累计发布了28份科技经济战略部署文件或报告,其中包括生物医药等方向。欧盟自2021年2月以来发布了12份科技经济战略,试图在国防中保护成员国安全,以及在推动美欧共性技术合作上做出努力。韩国主要关注生物健康、清洁能源、“无接触”经济等。

2. 大国科技竞争加剧,技术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全球经济明显陷入衰退,部分国家因为疫情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世界科技竞争环境愈发紧张,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以国家安全名义,针对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出台更多封锁措施。美国加大科研项目审查力度,“逮捕”多名涉嫌违规华人研究人员,形成“寒蝉效应”。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继续扩大“实体清单”,持续断供芯片和工业软件等关键技术产品,试图切断中国关键技术来源,阻断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欧盟则试图实现“技术独立”,利用多边机制就关键技术出口中国进行管控,并出台方案审查和限制对中国香港出口“特定的敏感设备和技术”。部分欧盟成员国采取抵制政策,对华为、中兴和字节跳动等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封锁和打压。日本拟通过制定安全保障战略,防止尖端技术人才和信息外泄;加强对可转为军事用途的出口商品的管制,限制外国企业投资高端技术领域;试图立法限制引进中国高技术产品,排除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本国市场等。

从国际关系来看,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影响,民族利益优先、本国利益至上的情绪波动蔓延,对外关闭或有条件地开放国内市场成为新的常态。各国加快调整产业链布局,试图重新掌控事关国计民生尤其是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话语权”,甚至试图强行改变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供应链格局,创新区域化成为新的趋势。

1.2.4 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下,国际科技创新立法进入密集期

1. 数字技术革命处于导入期后半段,或将推动全球在2030年前后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仍处于技术爆发阶段,距离大规模扩散应用还需一段时间。这些新兴数字技术展现出的良好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投资,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探索陆续开展,一批掌握前沿技术并创造了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快速涌现。但总体上看,新技术发展尚未完全成熟。目前,数字技术革命处于向大规模应用过渡的导入期后半段,此阶段将持续十年左右,之后进入展开期,技术将向经济社会广泛扩散并释放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预计在2030年前后才有可能拉开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的序幕。

2. 数字技术革命发展持续进行,当前第三次科技立法的密集期正处于起步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近十年,国际社会进入科技立法的第三个密集期,对科技创新更多地从系统论和生态论角度进行认知,立法对象从科技向创新扩展,既要系统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又要加强对科技活动和科技应用的规制。这一时期,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科技加速开始新一轮立法进程。在立法基础上,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要素的作用凸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信息技术与各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实现群体性突破。科技创新的发展既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为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也要求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规制。科技体制机制优势逐步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科技立法在国家战略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科技立法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 在强化科学技术基础的同时,加快向创新延伸。② 促进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推动数据等新创新要素纳入法制轨道。③ 防范科技风险,保障科技安全。④ 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只有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治理,才能为新时代科技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时期科技立法,既是应对现实挑战与科技革命的需要,更是面向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立法的要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各国将加快科技发展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快围绕数据、信息、生物等创新领域的立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立法,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繁荣奠定基础。

1.2.5 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融合发展,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影响凸显

1. 开放创新深入发展,创新生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数字技术进步推动了世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连接”,提升了创新资源的流动性和可用性,使得创新要素和资源更易于被获取,创新创业门槛降低,产业组织和社会分工持续深化。以用户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在更大范围内合作的开放式创新蓬勃发展,众包众创、协同创新、参与式创新等新模式不断涌现。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逐步凸显,研发活动的合作也将不断加强。同时,能否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成为集聚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

2. 科技全球化面临技术竞争加剧等挑战,但国际科技合作仍有巨大潜力

知识的全球传播、扩散和国际科研合作是科学全球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一趋势难以逆转。特别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需求更加紧迫,创新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前沿领域的技术竞争将更加激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科技合作始终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红利的重要途径。在新兴经济体对科技合作需求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合作的新空间将不断拓展,更加多元化的开放局面正在形成。

3. 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影响凸显,新兴经济体将面对更高的国际规则要求

全球性规则与议事制度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日益加深,公平竞争、协同发展成为全球创新治理的演变趋势。在技术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的全球流动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国际标准对新兴技术创新方向与产业竞争的影响日趋重要。同时,新技术引发了包括公平竞争、税收制度、社会伦理、网络安全等在内的一系列新问题,迫切需要各国制定各领域协同发展、应对挑战的相关规则。

4. 部分关键领域或将形成多元化技术和标准体系

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科技竞争趋于长期化,出于战略和安全考虑,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在关键的数字技术领域谋划自己的技术标准体系。未来,全球在数字技术部分关键领域的技术和标准体系或将呈现出多元分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