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事，耳闻苏黄形迹

元祐六年（1091年），李清照十一岁，懂点事体了。

一天午后，父亲李格非从太学归来，说他升官了，从正九品的太学正升为从八品的太学博士。虽然品级依旧较低，这一步升迁对为官之人却意味着鲤鱼跃龙门，实现了从“选人”到“京官”的身份飞跃。

按照朝廷制度，如今的两万多名官员分为选人、京官以及朝官（从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三个等次。考中进士之人只有前五名可以获授京官官衔，其他进士都只能被授予选人可担当的从九品、正九品、从八品官职，如辅助节度使和府、州、军、监长官的判官、推官、掌书记等“幕职官”，辅佐州县长官的录事参军、主簿、县尉、县丞等“州县官”。选人想升迁为中级官员，必须先通过程序“改官”，即升改为京官序列的官衔。京官指八、九品低级文官，太学博士就是京官。

改官最常规的途径是经三任六考之后，选人取得五名有朝官身份的上级官员作为“举主”提交“京削”（推荐书）保举，经吏部、刑部复核，皇帝“召对”面试觉得合适，才可获授京官官衔。此外，还有受荐参加制科考试、特恩改官等几种非常规的方式，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当年考中进士的名次靠后，也是被任命为选人的官职，即福昌县主簿，后来得到举荐参加制科考试，取得最高成绩才得以改官。一些选人没有走通上述几条路径，只能终身以选人身份在州县当小官。

李格非已当了十三年选人，其中入京六年，历任太学录（正九品）、太学正[1]，到今年才得到五名朝官的保荐改官。其晋升速度比起官场幸运儿略慢些，与他性格耿介有关，他并非那种为了升官四处钻营之人。

李格非乃山东齐州章丘县明水镇（今山东济南章丘区明水街道）人。[2]明水镇镇西有泉水喷涌而成的河溪，水草浮动，水纹如绣，本地人称为“绣江”。此处溪深水静，茂林修竹，是他从小玩乐的地方，故而他长大后经常自云“绣江李格非”。他的父亲曾任小官，一心想让他考进士。李格非求学期间，正是王安石阐释儒学经典的“新学”影响全国之时，年少的他受到重视解读儒家经典的思潮的影响，撰有字数多达数十万的《礼记说》。熙宁九年（1076年），他考中进士，此时朝廷高官有“榜下捉婿”的习俗，每年进士榜单公布之日，家中有适婚年纪的女儿的官员都爱打听哪一位进士还没有婚约，选一位当乘龙快婿。参知政事王珪的长女到了婚嫁的年纪，他赏识李格非的才学、仪表，把女儿嫁给他为妻。之后，李格非出任冀州（今河北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

不幸，妻子王氏因病早逝。岳父母觉得李格非对女儿照顾不周，颇有怨言。此时岳父已升为宰相，而李格非为人耿介，醉心经史，毫无讨好这位宰相岳父之意，和王家甚少往来。他心中或许对这位岳父也有些看法。王珪仕途通达，在仁宗朝、英宗朝长期担任翰林学士，所撰制诰典雅工整，所作诗赋辞藻富艳，爱用金玉一类词汇，乃至他的兄长戏称他的诗作犹如用昂贵材料配制的药丸“至宝丹”。如今他高居宰相之位，却很少发表意见，上殿奏事是为了“取圣旨”，皇帝表态之后他就“领圣旨”，退朝之后则对属下说“已得圣旨”，让他们照办就好。私下有人戏称他是“三旨相公”，这是讽刺他为相庸碌，唯皇帝旨意是从。

随后李格非续娶了仁宗朝名臣王拱辰的孙女王氏。她是大家闺秀，自小在洛阳长大，见识广博，识字能文，乃是家族中有名的才女。元丰四年，她生下个女儿，夫妻二人为其取名曰“清照”。[3]《水经注》记载巴郡的夷水十丈之内都能看清楚水底的沙石，“水色清照”，故而又称“清江”，萧衍的《凡百箴》有“水清照净，表直影端”一说，以此为名，自然是寓意女儿洁净自清、秀外慧中。李格非故乡的绣江也清澈动人，给女儿起这个名字，也依稀有怀乡之意。

在母亲的照料下，李清照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渐渐学会在庭院跑来跑去。其间父亲调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州学教授，李清照懵懵懂懂，整日在庭院玩耍，对房舍以外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印象。元祐元年（1086年），李格非入京，出任太学录，六岁的李清照随父母进京，从此成了汴京人。

母亲知书达理，教她识字、读书，除了教常见的《女诫》《论语》《孝经》一类常见的蒙学教材，还念诵欧阳修、柳永、张先、苏轼等本朝名家的诗词歌赋，故而她从小就对文字敏感。说起来有趣，父亲就职的太学，最早是那个擅长写词的南唐后主李煜来京时居住的宅邸，他亡故后收归朝廷，后来改作了太学的房舍。

父亲租了太学西侧街巷中的一座小院当居所，这里地势比较低，一下雨就容易积水，周围有小河，河边胡乱长着柳树、杂草，是孩子们玩闹的好去处。父亲在南轩的庭院栽种竹子，把中堂命名为“有竹堂”，请以文辞见长的朋友晁补之写了篇《有竹堂记》。父亲午后从太学回家，经常坐在堂中读书、写作，他擅长文章，写得颇为迅捷，晁补之夸张地形容是“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4]

在京城，李清照一天天长大，跟着父亲、母亲，经常到外头的街巷活动，渐渐熟悉了帝都的风景、风俗。

在家里，每天凌晨五更，就能听到附近寺院派人在街道上边走边撞击铁牌子、木鱼报晓，这些人大声念诵天气情况，如“天色晴朗”“天色阴”“雨”等等，房舍内的人听了可以根据情况穿着。[5]听到这声响，人们就知道该起身了。官吏准备去官署，店铺的人准备开门营业，尤其是卖粥、饭、点心、汤、茶等早点的更要早起。刚天亮就有商贩在御街、州桥、龙津桥等处叫卖各种食物、饮料，每一行当的商贩叫卖的声韵各不相同，市民闻听不同的声调就能知晓他们是卖什么的。

她家在太学西侧，这里位于龙津桥以南的御街之东。北边紧邻刘廉访的大宅，南边都是密密麻麻的民居。御街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主干道，常有车马来往，两侧设置有朱漆杈子，防止居民任意占道。站在她家边上的这段御街上，向南可以直达南薰门，向北直通大内。南薰门是皇帝南郊祭祀时要经过的，故而朝廷不许士庶殡葬的车舆从这个门进出，不过，从早到晚都有猪倌赶着成千上万头肉猪从这个门进城，到杀猪巷屠宰，供给万千百姓当吃食。

沿着御街往北，站在蔡河上的龙津桥上就能望见百余步外的朱雀门城楼，御街两侧都是繁华的街巷，东西两教坊就在这里，故而这里住了许多歌儿舞女。西侧有一座娱乐场所新门瓦子，东侧的麦秸巷、状元楼等处有许多妓馆、茶坊，附近有好几座娱乐场所瓦子，如保康门瓦子、桑家瓦子以及靠北的中瓦子、里瓦子。每个瓦子又分隔成大小勾栏，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每个都单独收费，可以在里面欣赏小唱、讲史、杂剧、说诨话（讲笑话）、悬丝傀儡（提线木偶）、上竿、跳索、相扑、鼓板、斗鸡、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等等表演。如里瓦子里面的夜叉棚、象棚可以容纳数千人观赏演出，前者主打装扮神神鬼鬼大吐烟火，后者乃是驯象表演，都是百姓和各地商旅喜欢看的。李清照也常常跟着母亲、亲戚到瓦子里听小唱，熟悉许多音乐、歌词的调子。

进入朱雀门，往北就是汴河上架设的州桥，桥下的柱子和桥上的石梁、栏杆都是青石所制。两岸的堤岸外侧也镶嵌着整块青石，上面镌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尽显京城的气派。龙津桥到州桥之间乃是汴京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的区域，井字形街巷彼此相连，大街小巷密密麻麻都是住宅、作坊、酒馆、茶坊、妓楼、旅店，白天有许多商贩在街道两侧设立遮阳伞，在下面摆地摊出售各种商品。管理市容的街道司在街道两旁竖立了许多“表木”，在表木之内可以摆摊，表木之外的街道正中则是车、人通行的地方。除了固定的店铺，还有许多走街串巷的小贩推着小车沿街叫卖各种杂货、食品，每个人叫卖的声调、措辞都不同，听上去如同吟唱一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一直到晚上三更才罢休。主要的街道上从早到晚都有食肆开门，许多人一天都在食肆买现成食品吃，家中从不做饭。

这一带夜市发达，晚上汴京人都爱来这里品尝各种小吃，夏有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腌水木瓜、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梅子姜、芥辣瓜儿、香糖果子、糖荔枝、越梅等清凉食品，冬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等吃食。三更以后，还有人提着瓶卖热茶给那些夜归的人，让他们暖暖身子。州桥附近之所以如此繁华，是因为官府在附近修建了储藏粮食等货物的大仓库，顺着汴水而来的货船大都在州桥码头靠岸卸货，这里便成了人流集散的热闹地点。汴河即隋炀帝开凿的人工运河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水，目的是给洛阳供给物资，如今以孟州河阴县南为西端起点，淮南、江南的税粮以及各种物资主要都是经汴河运输到汴京的，两岸的码头是众所周知的繁华之地。汴河从汴京外城西水门入城，再入内城水门，横穿宫城前州桥、相国寺桥，出内城水门，然后向东南而出外城东水门，一直向东与贯通南北的淮南运河（楚州至真州，亦称“扬楚运河”“真楚运河”）、江南运河（京口至杭州）相交。

过州桥继续沿着御街往北就可以走到宫城的正南门宣德门，朱红色的五个门洞依次排列，墙壁上镌镂龙凤飞云的形状，显示皇家的权威，再上面就是皇帝在大典时会驾临的宣德楼。宫城的东门东华门外的市场极为热闹，因为宫人经常在此采买饮食、衣裳、花果、鱼虾、腊肉、金玉珍玩等，要是宫里有人请客，临时来采办一二十味下酒小菜、果品，当即都能置办好。

州桥的东北乃是大相国寺，这是汴京尽人皆知的热闹地方。这座佛寺占地五百多亩，分成六十四个禅院，进门两廊都是精美的彩色壁画和名士的题诗，附近几条街道上有许多店铺、摊位，可以买到古书画或雕版刻印的文集等。寺中的资圣阁高达三百尺，乃是汴京城里最高的几座建筑之一。相国寺周围、州桥西大街等处有书铺售卖国子监、各地官府和民间书坊刻印的书籍。爱好书画、古玩、诗文抄本之人，还可去著名酒店潘楼下面的早市寻觅好玩意儿。李清照随父母到街上买过印刷的书籍、抄写的本子之类。如今寻常书籍都有印刷的版本。朝廷一些部门奉命雕版刻印九经、史书、类书、诸子书、文章总集、历书、医方以及御制文章等，各地官府、民间商业书坊也雕版印刷医药、诸子百家、诗文集等图书。尤其是杭州、福建、汴京、益州等地书坊较多，其印制的书籍把各种经史典籍、实用知识、学术思想、诗文潮流快速传播到各地的文士群体中，对文化生态有重要影响。比如元丰年间苏公遭“乌台之狱”打击，据说就是他的诗集刻本、诗文抄本流行各处，引起皇帝和言官的关注所致。

汴京的节庆也比他处热闹。正月初一到初三过年，汴京的城门彻夜开放，百姓都到各处游览、走亲戚，贵族、士族女子也都纷纷相约到勾栏瓦舍游玩，乃至到赌场参观，到酒楼饮酒，吃腌制的鹌鹑、兔子之类的冬令食品。

上元节是一年中最热闹的节庆之一。刚进正月，许多茶肆便开始出售各种形状的灯笼，有可以旋转的彩画走马灯，有玻璃做的全透明琉璃炮灯，等等。此时皇宫、官署、街道、民宅都张灯结彩，街市上搭起灯楼、灯轮、灯树，以及印有做腾跃之状的龙凤虎豹的灯笼，寺庙也陈列灯烛及描绘着佛教人物故事的灯笼。正月十一，许多人都到大街上围观皇帝出行的仪仗，皇帝会带着朝臣去太平兴国寺开元殿、启圣禅院朝谒太祖、太宗的神御（御容与牌位）。从正月十四到十八，官府一连五夜不宵禁，允许百姓彻夜赏灯看戏。树木、屋檐上到处都悬挂着华灯，主要街道的空地上搭起许多舞台与戏棚，通宵达旦地演出杂技、歌舞、戏曲等，吸引许多民众围观打赏。人们在家里吃汤圆、金柑、橄榄、绿橘之类的食物，然后带着灯笼结伴到街道游览、观赏花灯，各处都辉煌灿烂，人声鼎沸。

宫城南门宣德门前的大街尤其热闹，街上竖立着两根高达数十丈的长杆，上面贴着五彩缤纷的百戏人物画像迎风招展，下面是开封府搭建的大露台，这是给皇帝演戏的地方。上元节晚上皇帝和后妃登上宣德门城墙上的宣德楼与民同乐，城楼上垂挂一溜黄色带子，后面坐着皇帝和妃嫔，两边是随从的臣僚。两侧角楼悬挂直径一丈的巨大圆形灯笼。等皇帝、妃嫔和大臣上楼坐定后，诸色艺人在大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节目，百姓们则挤在露台两侧观看，艺人在演出中会不时带领观众一起讲祝贺皇帝“万岁”等吉祥话。周围都是卖各种小吃的摊贩，看累了随时可以买小吃果腹，赏灯的嫔妃也会让侍从下去购买各种小吃，打赏小贩。

那个擅长写词的柳永作过一首《迎新春》形容京城上元节的热闹情景，在他看来，这也是少年男女“奇遇”的私会时节：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

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6]

二月，柳树变绿，春天来了，人们纷纷到郊区踏青，到三月一日，按照惯例，皇帝让人打开西城墙外的金明池、琼林苑两座皇家园林的大门，允许百姓在四月八日之前去游赏。于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那里，在东岸的花草树木之间野餐。讲究的女眷都穿着精致，如欧阳修在《于飞乐》中描述的“蜀红衫，双绣蝶、裙缕鹣鹣”[7]。金明池西岸几乎没有屋宇，花木繁茂，游人稀少。垂钓之士喜欢去那里钓鱼，他们必须先到管理池苑的官吏那里购买牌子才可以去划船、钓鱼、捕鱼，游人可以花钱买下他们钓上来的鱼，在岸边当场斫开，制成鱼脍佐酒。皇帝也会在特定的日子驾临金明池的临水殿，观赏在水上舞台、大船甲板之上进行的水戏表演。最激动人心的是诸军划着龙舟展开夺标竞赛，水中军士争相奋力挥桨，沿岸数万百姓摇旗呐喊，格外热闹。

六月六日是神灵崔府君的生辰，传说他是东岳泰山主神，掌管人的寿命长短、善恶报应，故而城中百姓纷纷前去城北十五里处的崔府君庙进献祭品。二十四日是开远门（万胜门）外一里处的灌口二郎庙的主神二郎神的生辰，传说这位神灵曾降下大雪迫使西夏从延州退兵，庙里的水可治疗疾病，故而深受百姓崇信，各衙门、各处的百姓都会献祭各种供品。[8]皇家也会提前一天进献球杖、弹弓、弋射、鞍辔、衔勒、樊笼之类，让人抬着，一路吹吹打打送到庙里。第二天从早到晚，教坊会在庙前的露台上演出各种杂技、歌舞节目，吸引万千百姓围观。

中秋节前各个酒楼都重新布置彩楼，开始卖新酿成的好酒，街道上常常能闻到美酒的香味，这时也是吃螃蟹、石榴、梨子、枣子、栗子、橙子、橘子的时节。冬天碰上三年一次的南郊祭祀大典，就可以看到交趾进贡的大象在御街来来回回的场景，让京城百姓大开眼界。这些大象平时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宁陵县的养象所饲养。南郊祭祀前的两个月由专人将七头大象赶到京城排练。它们从皇家园囿玉津园走到御街上，每头大象背上坐着一名驯象人。他们骑着大象缓缓行到宣德门前的广场上，发出口令让七头大象整整齐齐排成一列，面向宣德门城楼跪倒前腿礼拜。从排练那天开始，每天都有数万乃至十几万百姓在御街两侧、宣德门广场围观这些大象，还有商贩售卖用泥土、木头、面粉制作的大象模型或画像，贵戚还可以出钱请驯象人把大象赶到自己的宅院表演节目。当然了，南郊祭祀那日，只派六头大象出场，有一头大象仅是备用而已。

李清照也随母亲去过开宝寺、天清寺、太平兴国寺、玉清昭应宫、会灵观、东太一宫等寺观，这些地方的雕塑、壁画都出自名家手笔，形象动人，吸引了许多善男信女前去礼拜、游览。一些寺观的墙壁、柱子上还有名家的题诗，如金明池西侧的普安禅院墙壁上有苏轼、晁补之等人的题诗。

除了随父母、亲戚外出，李清照大多时候都在自家的院子玩耍、读书。不少邻家的孩子喜欢踢毽子，用仿制的铜钱捆绑鸡毛，三五成群地在庭院、街头踢毽子，有里外廉、拖抢、耸膝（膝踢）、突肚（肚踢）、佛顶珠（头踢）、剪刀、拐子等不同的技巧。有时候父亲需要刮胡子，就让仆从到街上招呼走街串巷的刀镊工（理发师）来家里，可以去除白发、拔鼻毛、剃颊毛、刮脸等等。家里的屋宇、墙壁有了破损，就去城门外、桥头寻觅揽活的木匠、竹匠、瓦匠、泥匠来处理。汴京还有许多中介，官僚、富户要雇侍妾、歌童、舞女、琴童、棋童、厨娘、针线人、拆洗人等等，都可以找中介寻求合适的人选。京城的中低收入人家都爱生女儿，供养女儿长到十来岁，就教她们学习针线、洗涤、烹饪乃至歌舞、琴艺等技艺，将来可以进入官员、富户的府邸服务，获取相应的收入。

近来颇有一些歌妓学习宫廷的风尚缠足。据说南唐李后主喜欢小脚，让宫嫔以丝帛缠绕足部，令脚掌纤小，故而皇宫中一些女子会缠足，外人把她们穿的小鞋子称作“宫样”或者“官样儿”。东坡公写过一首《菩萨蛮》形容女子的小脚，“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9]因为缠脚以后女子难以走远路、干重活，寻常人家还要女儿干活，故并无缠足的兴趣。[10]

偶尔，李清照也随母亲前往洛阳探亲，从汴京向西四百里就是洛阳，乘船或坐车五六日就能到。环溪是曾外祖父王拱辰家的宅院，是洛阳南部一处有名的园林，以水景出名，北边有一座大池塘，中间有凉榭、洁华亭、多景楼等建筑。凉榭中的“锦厅”的规模在洛阳首屈一指，可以容纳数百人在此举行宴会。南边又是一处水池，因为水池、水渠环绕中间的陆地，故名“环溪”。站在高耸的多景楼上，天气好时可以望见南方的山峰，母亲说那里是龙门山、嵩山之类的地方，而站在北边的风月台上，也能看到洛阳城的万千建筑。李清照也喜欢到环溪西边的锦厅、秀野台玩，那里有松、桧等花木，夏秋开花时王家经常在这里布设幄帐欣赏花木。前几年故去的名臣司马光生前曾多次来游览，写诗《君贶环溪》赞美这里“地胜风埃外，门深花竹间。波光冷于玉，溪势曲如环”。[11]

已故的曾外祖父十九岁考中状元，仁宗皇帝亲自赐名拱辰，一日之间闻名京城，参知政事薛奎得知王拱辰还未婚配，为了在“榜下捉婿”的竞争中取胜，特地征得仁宗皇帝首肯，召他为三女婿。此后他仕途颇为平顺，最后的官职距宰执仅一步之遥。他是个保守的士人，早年反对范仲淹的新政，后来又反对神宗、王安石变法，元丰八年（1085年）病逝后，朝廷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故而洛阳人把环溪称作“王开府园”。说起来，王拱辰和欧阳修还是连襟，当年王拱辰先娶薛奎的三女儿，她入门没多久便早逝，他又娶了薛奎的五女儿，而欧阳修娶了薛奎的四女儿。欧阳修曾调侃王拱辰先后娶薛家姐妹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这位“小姨”就是李清照的曾外祖母薛氏，她现今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李清照拜见过几次。

李清照心思聪慧，受父亲、母亲的熏陶，对诗、词、赋、文兴趣浓厚，把有竹堂的藏书读了个七七八八，爱抄写、阅读当今名士撰写的诗词。母亲擅长撰写诗文，与爱好此道的女性亲友经常交流信息，对京城能文的男子、女子的名字皆有了解。

要说当今的诗文名家，当然数五十五岁的翰林学士承旨苏轼最为声名显赫。他年仅二十二岁就考中进士，文章得到翰林学士、文坛盟主欧阳修的一再称赞，已小有名气，二十六岁考中制科的最高名次，待遇如同状元，更是名动士林。熙宁年间他在杭州当通判时，不到四十岁就以诗文闻名天下，民间书坊雕版印刷《钱塘集》等诗集传播，脍炙人口。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为在诗文中讽刺新法、新政，被贬黄州，此事让他在官场受挫，可是名气更盛，乃至成为近些年天下士人皆知的第一名士，所作诗、词、赋、文流传天下。元祐元年他入朝，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官职上与欧阳修前后辉映，成了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宗。他两次主持馆职考试，一次任省试主考官，拔擢了不少人才，众多文士都以出入苏公门下为荣。在朝廷官员的酒宴上，他如果动笔写字、绘画，年轻官员会纷纷抢夺他写画的东西，就算只写了几句话的短信，也有人拿到街市出售，可以换钱或羊肉。前几年，听说有个叫章元弼的文士娶了中表陈氏为妻，妻子相貌美丽，而章元弼相貌丑陋，不久之后两人就协商一致离婚了。[12]章元弼自称离婚的原因是他得到苏公《眉山集》的印本，经常连夜阅览，无心理会妻子，导致妻子与他离婚，也不知此言的虚实。

只是，苏公在朝堂待得并不愉快。听人说，如今朝堂上分为朔党、洛党、蜀党几派，右相刘挚是河北东光人，以他为首的一派被称为朔党，以王岩叟、刘安世等为羽翼；已离朝的程颐是河南洛阳人，以他为首的一派被称为洛党，以门人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如今他们依附刘挚；而苏轼、苏辙兄弟则被视为蜀党首领。苏公平常爱说笑话，爱议论，爱写诗作文，在官场容易得罪人，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谏官对他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最是关注，几年来不断有言官抨击他言语轻率、接纳轻薄、所出考题不妥、教授小皇帝的内容冒失等等，他受不了这些聒噪，一再请求到地方任职。两年前太皇太后派他外任杭州知州，到今年的五月二十六日，才调他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而他的弟弟苏辙乃是尚书右丞，是执政大臣之一，故而他们兄弟在京都极受瞩目。

近来，太皇太后赞助的上清储祥宫复建完工，这是太宗时期修建的一座道观，仁宗时毁于火灾，元丰年间神宗听道士说此宫所在的位置关系皇家子嗣繁衍，故而赐钱、赐地重修一部分建筑，赐名上清储祥宫，即保佑皇嗣延绵的道宫。太皇太后继续这一工程，修成三座大殿、九座小殿及钟楼、经楼、石坛、斋殿、道馆等，其中设有太皇太后的本命殿。小皇帝亲书碑额“上清储祥宫碑”几个大字。苏公奉命撰书碑文，文章自然大大颂扬太皇太后的功德，如“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云云。[13]这篇《上清储祥宫碑》被刻石展示在新落成的院落中，许多人都去这座道观礼拜和参观苏公撰写的碑文。

苏公乃是大名士，出行的时候常引人围观，李清照也跟着母亲在街上眺望过。他是个大个子，身形英挺，喜欢戴短檐高帽，京城士人也纷纷戴起这种样式的帽子，称之为“子瞻样”。据说有一次皇帝带着近臣到东水门醴泉观游览，观赏滑稽剧时，名角丁仙现戴着高高的帽子出场，与其他几名文士扮相的滑稽演员互相夸耀自己的才学，他扬扬得意地说：“吾之文章，汝辈都比不上。”众人不服气，问他为何这样说，他说道：“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我头上戴着的子瞻样吗？！”[14]皇帝听了不由莞尔一笑，侧头看了苏公一眼。苏公的诗已有雕版印刷的《眉山集》《钱塘集》等等，可以在大相国寺集市上买到，可那都是旧作，他写得又多又快，巧妙新奇，京城的士人都以得到最新的苏公作品为乐。此时士大夫大多推崇“古文”（散文），对诗颇为轻视，词就更等而下之，被视为偶尔一为的“余技”而已。[15]苏公从前在杭州当通判和在黄州闲居时，写了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词，如今身为高官，为人瞩目，已经很少写词，估计也是怕惹人议论。

与苏公亲近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都擅长诗文，颇有名气，且都任职馆职，前途看好，外人称之为“四学士”。[16]秘书省的正字以上官职号称馆职，素来是能文之士走向荣显的佳美途径。在此为官，容易接触皇帝、大臣，便于升官，甚至有望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两制词臣或台谏近臣。

四十七岁的黄庭坚名声仅次于苏公，他乃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人，生于官宦家庭，自幼聪颖过人，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之后长期在地方为官。元丰八年才获得五名举主的保举并通过吏部、刑部的审核，得以改为京官，入京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他与张耒、晁补之等通过苏轼等人主持的馆职考试，得以充任馆阁官职。他自编的诗集《焦尾集》《敝帚集》《退听堂录》以及所写的词、文的抄本颇有流传，乃至有些年轻文士把他与苏公并称“苏黄”。黄公年轻时曾混迹风月场中，写了不少艳歌小词，如《千秋岁》：

世间好事。恰恁厮当对。乍夜永，凉天气。雨稀帘外滴，香篆盘中字。长入梦，如今见也分明是。

欢极娇无力，玉软花欹坠。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眼，汗浃瞢腾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17]

前些年，与他关系亲近的僧人法云秀劝他不要写这类艳歌小词，“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黄庭坚辩解说这是自己写的想象性、游戏性的“空中语”而已，并非有什么坏心思。[18]他入京为官以后身份与之前不同，又受到苏轼的影响，不复创作这类艳词，现在的词大多写士人的闲适生活。可是，他以前写的艳词在市井颇有传唱，有谏官不断拿这些旧作攻击黄庭坚的品德，让他无可奈何。今年六月，因母亲去世，他离任集贤校理，回故乡守孝去了，离开了京城，脱离了朝堂的是非。

四十三岁的秦观最擅长写长短句，他虽然文辞出色，可科考不顺，直至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先后授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应贤良方正科试后，出任太学博士，但是很快受到谏官的攻击，又被免去职位，只能失意地继续担任蔡州教授。去年他得到范纯仁推荐，参加制科考试之后被授予新设的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的官职。校对黄本书籍仅有一个员额，负责校对和监督抄写御前书籍。他以写词著称，或是因为个性多愁善感，爱写男女恋情和相思之苦，寄情深微，措辞精巧，如《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19]

他写离愁别恨，比那些俗套词作高妙，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蕴藉情态，情景交融，耐人寻味，最是让心思灵敏的女子感触良多。他与擅长演唱曲子词的教坊艺人来往较多，给她们写过《调笑令十首》，歌咏王昭君、乐昌公主、崔徽、无双、灼灼、盼盼、莺莺等传奇人物，前半部分介绍人物，后半部分多有调侃。还给一位新晋出名的少年歌妓李师师赠过一阕词《一丛花》：

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佳期。谁料久参差，愁绪暗萦丝。想应妙舞清歌罢，又还对、秋色嗟咨。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20]

苏公觉得秦观善写男女之情，与柳永可以并肩，有“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戏语。而保守儒士如程颐对秦观的词不以为然，他见秦观所作《水龙吟》中“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一句，认为他这是对上天不敬，居然评价说“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21]这人也是没甚情趣，容不得别人抒情的片言只语。

三十九岁的晁补之是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元丰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澶州司户参军、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入京担任太学正，与旧交李格非成了同事。之后他受李清臣的举荐参加苏轼主持的馆职考试，考中后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去年，他因校书郎的俸禄微薄，不足赡养家人，上书请求到地方任职，去担任秘阁校理、扬州通判。他从前在京期间，常来李家拜访，写过一首诗《与李文叔夜谈》：

中庭老柏霜雪里，北风烈烈偏激耳。

诵诗夜半舌入喉，饮我樽中渌醽美。

升堂辞翰愧非有，何异还家数其齿。

文章万古犹一鱼，乙丙谁能辨肠尾。

更惭颇似会嵇康，欲语常遭士瑶柅。

广陵八月未足言，曾使酲涊然起，安得谭如子枚子。[22]

他也写词，前几年与友人廖正一同去拜访歌妓田氏，她起床一边对着铜镜整理头发，一边与他们说话，草草收拾完毕后与他们两人坐着谈话，晁补之回家后回味这一场景，作了一阕《下水船》，颇有情调：

上客骊驹至。鹦唤银屏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盘玉指，巫山一段云委。

半窥镜，向我横秋水。斜领花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敛眉翠，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佩。[23]

三十八岁的张耒比秦观幸运，熙宁六年（1073年）便考中了进士，之前在地方当主簿、县尉、县丞一类小官，元祐元年入京担任太学录，得到范纯仁荐举，通过苏轼主持的馆职考试，先后出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今年六月刚升为秘书丞。

还有一位贵戚与苏、黄关系亲近，其诗词、绘画有些名气。此人名叫王诜，今年五十五岁，乃是开国勋臣王全斌的裔孙，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尚英宗之女蜀国长公主，成了驸马都尉。元丰二年他给受御史台调查的苏轼通风报信，遭到降职的处分，元丰三年（1080年）蜀国长公主病逝后，婢女揭发他的轻浮举止，其被皇帝贬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元祐元年他才被召回京城，恢复驸马都尉的官职。他的宝绘堂收藏了不少书画名作，他与苏公、黄公、秦观、李公麟等人多有交往。

除了这几位与苏、黄亲近的人士，还有几人的诗词也在京城有些名气。

五十四岁的晏几道最为特立独行。他乃擅长诗文的宰相晏殊之子，生于富贵之家，从小个性孤介，不爱与人往来，只与黄庭坚等数人关系友好。他爱写小令，词名颇盛，据说苏公几年前刚入京时，请黄庭坚转致结识之意，但他拒绝说：“今政事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24]这是说政事堂的高官很多都是父亲当年提携的客人，自己都没有空闲见他们，更无意与没有情分的苏轼结交。元祐二年（1087年）应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之请，他把所作的词编辑为《小山词》，请黄庭坚作序。黄庭坚在《小山集序》中列举晏几道的“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并说他“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25]以诗人的句法写作小令，乃是晏殊、欧阳修、宋祁等前辈就开创的写法，如今的苏公、黄公也是如此。

近来贺铸的词也颇有名声。他今年四十岁，出生在卫州（今河南卫辉），乃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他出身武官世家，按照武官的铨选当了许多年小官。他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平素喜欢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受上司所喜，在官场长期徘徊低位，最近才得到李清臣、范百禄、苏轼等人推荐，从武职改为文官。后来他上书请求担任监北岳庙，可惜并没有得到允准，只能去任通直郎、泗州（今江苏泗洪）通判。[26]他好作诗词，自称远祖乃是贺知章，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自称“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27]

自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皇帝、王安石在进士科考中取消诗赋考试之后，年轻士人大多不再重视学习诗赋，以致诗赋创作不如从前兴盛。不过，依旧有一些年轻士人对此有所留心。有一位王齐叟[28]颇有才名，他乃是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王岩叟的弟弟，自小性情不羁，性好滑稽，精通词、赋、音乐、舞蹈、蹴鞠、绘画等技艺，善作诙谐幽默之词，任太原掾官时期曾作了《青玉案》《望江南》两首词嘲笑长官与监司。其妻舒氏亦擅诗词。可惜他不久之前因病故去，年仅三十九岁。他也写过模拟歌女口气的艳词：

蹙绣圈金，盘囊密约，未赴意先警。欲罢还休，临行又怯，倚定画栏痴等。帘风渐冷。先自虑、春宵不永。更那堪、斗转星移，尚在有无之境。

绿云满压蝤蛴领。惭愧也、满怀香拥。此际有谁知证。但楼前明月，窗间花影。[29]

京城也有几位女子以诗词著称，其中最特立独行的是五十二岁的女道士曹希蕴。她乃汴京的官宦世家之女，生于宝元二年（1039年）[30]，自小博览群书，通声律、书画、历数、方技。她觉得“处世居家，均在樊笼”，不愿意嫁人，二十一岁去少室山玉华峰隐居修行，后正式出家当了女冠，喜四处游历，爱好赋诗作词。最近这些年她隐居京城阊阖门边的咸宁坊，经常有文士带着礼物请她创作相应主题、韵脚的诗词，她略作思考便能随口吟诵或者书写出来，是京城有名的奇女子。她作过一首以“灯花”为主题，模拟歌女口气的《踏莎行》：

解遣愁人，能添喜气。些儿好事先施力。画堂深处伴妖娆，绛纱笼里丹砂赤。

有艳难留，无根怎觅。几回不忍轻轻别。玉人曾向耳边言，花有信、人无的。[31]

苏公对她的诗词也有所了解，曾评论说：“近世有妇人曹希蕴者，颇能诗，虽格韵不高，然时有巧语。尝作《墨竹》诗云：‘记得小轩岑寂夜，月移疏影上东墙。’此语甚工。”[32]之前苏公被贬黄州，曾化用此句写了一首词《定风波·元丰五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词》：

雨洗娟娟嫩叶光。风吹细细绿筠香。秀色乱侵书帙晚。帘卷。清阴微过酒尊凉。

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33]

这首词的上阕集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下阕集白居易《画竹歌并引》以及曹希蕴的诗句。能得到苏公的青眼，可见曹氏的文字是有些功力、巧思的，一般的士人缺少她那样的文采，也不如她博学。

现任尚书左丞的苏颂的两个妹妹都以诗文著称。她们的母亲是龙图阁学士陈从易之女，擅诗文，对子女的教育颇为开明，让女儿也学习诗文。苏颂的长妹兼擅诗文，可惜命运不佳，先头嫁给世家子弟吕昌绪为妻，三年后丈夫病故，四年后她又改嫁张挺卿，几年后此人也故去，她回到娘家服侍母亲。熙宁五年（1072年）她陪同苏颂一家前去婺州（今浙江金华），不幸在富春江上溺水亡故。苏颂的小妹“十一妹”也擅长诗文，颇为外界所知，她嫁给进士林旦。熙宁初年林旦担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弹劾王安石引荐的新党官员，对其不满的新党官员私下议论，说他乃是受到苏颂的教唆，有人开玩笑说：“何必诸苏，家中自有一文士。”[34]林旦这几年在京城先后任秘书少监、太仆寺卿，最近刚外任河东转运使。

这位苏小妹有“延安郡夫人”的命妇位号，词作在外颇有流传，如有一首寄给妹妹的《更漏子》：

小阑干，深院宇。依旧当时别处。朱户锁，玉楼空。一帘霜日红。

弄珠江，何处是，望断碧云无际。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35]

听说，宫廷中也有些女子擅长文辞。宫内的尚书内省有一群协助太皇太后、皇帝处理文书的宫廷女官，主掌把外朝的奏章登记编目、伺候进呈、代批文字的工作，太皇太后、皇帝也常让她们代笔书写“内批”颁降给外廷。她们如男子一般戴幞头、穿筒靴，行男子拜姿，号称“裹头内人”。她们也有品级，尚书犹如外朝的五品官，其他如司字、典字、掌字等亦各有品级。[36]她们不是嫔御，住在单独的宫院，宫门口有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37]她们不得与外界朝臣往来，故而所作文辞很少外传，但也偶有一些命妇传抄她们写的诗词，听说有个叫张夫人的颇有才气，太皇太后让她担任皇帝的伴读。当下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听说她也爱好文辞，她重用苏轼兄弟，恐怕也与欣赏苏公的诗词文章有关。

与上面这些学士、才女相比，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诗词上就逊色许多。他不爱写词，诗也不够新巧，主要致力于文章，从前热衷研究礼制，如今沉迷研读史传、撰写散体文章，每天回家都要写一阵子。

李格非年轻时就与晁补之、李昭玘交善。入京以后，经晁补之引介，在社交场合也见过苏公，有过寒暄，文章得到过苏公的称赞。只是，他不好交际，与苏公并没有什么亲密来往。[38]他倒是对苏公的《胜相院经藏记》等文章有所揣摩，写过一篇《论文章之横》，谓：“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39]他觉得文章要能脱离惯常的俗套程式，要能以出人意料的语句引起人的好奇、疑问，然后引出自己的论点，韩愈、李白和苏轼的文章都有这种优点，这种“横”也是李格非撰文所追求的。

李格非也欣赏晋人刘伶、陶渊明的文章，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40]因父亲爱吟诵《归去来辞》，李清照也对这篇文章的一字一句耳熟能详。

李格非对写作诗词歌赋兴趣不大，他倾心经学、史学，期待以后能参与编纂史书。这十几年来朝中新旧党争激烈，熙宁、元丰年间是新党执政，现在又是旧党得势，纷纷扰扰，他基本上是中立派，与李清臣等倾向新党的官员有往来，也与倾向旧党的晁补之等交好。

七月二十二日这天，担任太学博士的李格非午后回家，说朝廷调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秦观、太学博士吕大临两人为秘书省正字。[41]此时的秘书省中，张耒为秘书丞，李昭玘为校书郎，都是能文之士，且李昭玘与李格非青年时代就相识，来往较多。

不料，刚升为秘书省正字的秦观，不几日就惹出一场大麻烦，让苏公也陷入新的纷争。七月二十六日，与苏公交恶的侍御史贾易弹劾刚出任秘书省正字的秦观，指责他行为不检，是苏轼结交的轻薄之人。苏辙通过某人了解到弹章的内容，急忙告诉了苏轼，让他小心提防。苏轼派自己的学生王遹去找御史中丞赵君锡，通报秦观被贾易弹劾的消息，希望赵氏注意，还把弹章的内容告诉了秦观。秦观刚来京城当官一年多，没有官场争斗的经验，次日私下去找曾举荐自己的赵君锡，透露了贾易弹章中的具体字句，劝赵君锡弹劾贾易，帮自己开脱。赵君锡作为御史中丞，一般不会得罪台谏同僚，而且如果扳倒苏辙，他也有成为副相的机会。经过一番思考，他于八月一日把王遹、秦观于夜间来找自己的情况上奏，弹劾他们凭借苏轼的“威势”离间台谏官员。这让苏轼、苏辙十分尴尬，不得不承认自己泄露了朝中机密奏章，在家等候太皇太后的圣裁。赵君锡还说自己举荐秦观是因为看重他的文学才能，如今了解到他品行浮薄，决定撤回之前的举荐。

苏轼把这次经历看作秦观引发的“一场闹”[42]，对赵君锡的所为感到悲凉。两年前，赵君锡在苏轼外出任杭州知州时盛赞：“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家以来，惟杨亿、欧阳修及轼数人而已。”他主张留苏轼在朝中为官，之后又与苏辙一起出使辽国，从此与苏轼、苏辙颇为亲近。不料他如今反戈一击，让苏轼对官场争斗心寒，深感官场中人为了权力斗争，一点私人情分都不讲，已变成“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43]。他没有直接责怪秦观，但对他心存芥蒂。结果，八月五日朝廷外派苏轼为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贾易为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这一次，苏轼仅仅在京城待了不到三个月。次日，秦观被免去秘书省正字的官职，仍然担任校对黄本书籍。

十月十五日，皇帝驾临国子监，祭拜孔子，宰执吕大防、刘挚、苏颂，以及韩中彦、苏辙等随行。之后，群臣纷纷赋诗称颂皇帝尊师重教，李格非也作了一首《驾幸太学倡和》：

日月天回十二章，诏移清跸幸胶庠。

六龙稳转桥门曲，多士横穿锦仗行。

俎豆威仪瞻阙里，东西风教自周王。

太平谁谓初无象，四海形容在一堂。[44]

十二月，国子祭酒丰稷、国子司业赵挺之收集众臣的诗作，打算立碑传扬此事。李格非奉命撰写序言，他花费许多力气，到元祐七年正月才完成这篇序言，该刻碑后竖立于太学。这一年，秘阁校理、扬州通判晁补之回朝担任著作佐郎，他与李格非是故交，时而往来。

苏轼在颍州、扬州待了一年，太皇太后依旧信重他，又调他回朝任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听说，这次到京城以后，苏轼和秦观的关系冷淡了许多，两人没有单独往来，秦观只是和其他友人张耒、李之仪等一起拜会过苏轼两三次。

近来京城士人闲谈，常提起一个叫姚安世的道士，此人说自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转世，颇擅长作诗、闲谈。苏轼、秦观、王巩、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吴安诗等人都与之往来。苏轼多次作诗与之唱和，对他颇为恭敬。也有私下传言，说此人实际上是汴京富户王氏子弟，少年时代行为放荡，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来投靠建隆观一道士，学习道藏、方术、炼丹等。他之前在淮南厮混，屡次变更姓名，自称是苏州人。他口才好、会作诗，渐渐有了些名气，如今到京城来，与苏轼、秦观等名士交际，有利于他树立名声。

元祐八年（1093年）春末，李清照一家接到讣闻，她的曾外祖母于二月二十五日在洛阳故去，享年七十三岁，父母带着她前去吊祭，来去奔波一场。

听闻被贬到岭南新州的新党首领蔡确病故，父亲作了挽诗，写道：“邴吉勋劳犹未报，卫公精爽仅能归。”[45]这是用西汉官员邴吉保护年幼的皇孙刘病已（汉宣帝）的典故，赞颂蔡确护持当今皇帝登基之举。传说元丰七年冬神宗皇帝生病时，犹豫传位给年幼的儿子还是已成年的皇弟，蔡确率先发言支持皇帝传位于皇子。次年正月皇帝病重，难以说话。据说神宗之母高太后、神宗之后向皇后为嗣君人选而明争暗斗。神宗之弟雍王赵颢入宫探视时，与高太后私下交流，据说赵颢在紫宸殿外建议宰相奏请高太后垂帘听政，又请太后同意自己住在宫里伺候皇帝，因向皇后大声反对才作罢。首席宰相王珪认为谁即位为帝是皇帝的家事，自己不应该插手，还私下通过高士充打探高太后的立储意向。次相蔡确力主立皇子即位。二月二十九日他约集王珪、章惇等宰执大臣讨论立储之事，逼王珪表态赞同立皇子为太子。蔡确立即让章惇书写奏请立太子的札子，与各位宰执大臣共同签字画押，当晚就呈送给神宗、高太后，次日立了皇太子。几天后太子登基，即当今皇帝。这是太皇太后高氏忌讳的宫廷秘事，四年前蔡确对人夸耀自己这一“定策”之功，惹怒太皇太后，他之后被贬谪岭南。李格非写了同情蔡确的诗，也不敢外传，怕导致池鱼之殃。

四月二十四日，秘书省正字吕大临病故了，年仅四十七岁。[46]吕大临是宰相吕大防之弟，醉心经学、礼学研究，考中进士之后二十年才成功改官为京官，成为太学博士。他去年撰成一部叫《考古图》的著作，著录内府、秘阁、太常寺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藏品二百二十四件（实收二百三十四件），按器型分类编排，每件器物均先描绘图形，其次为铭文拓印和释文，并记录原器的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等信息，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吕大临希望自己的著作“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47]，有助于恢复三代礼制。

也不知为何，从四月起，京城和周围州县就阴雨连绵，昼夜不息。街巷到处都是泥水，人们轻易都不敢出门。父亲要冒雨去太学，衣服经常让雨打湿了，让泥弄脏了，总是需要家里的婢女洗濯。太皇太后命京师的宫观举行五天法事祈求停雨，宰相吕大防等人也居家请罪。李清照无法外出玩耍，只好闭门在家中读书、诵诗，与母亲说些闲话。

六月的一天，父亲从太学回家，颇为高兴，说那位秦观受到宰相吕大防的赏识，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而他有幸接替了秦观留下的空缺，调任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从此要与晁补之、秦观等人同堂为官了。

太学博士与校对黄本书籍虽然都是从八品的官职，可秘书省乃清要之地，主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设有监、少监、丞、著作郎各一员，著作佐郎、秘书郎各二员，校书郎四员，正字二员，校对黄本书籍一员。本朝崇尚文治，官员出任秘书省等处的馆职就可被人尊称为“学士”，可谓一大荣耀。李格非虽然还不是正字、校书郎，但是勉强也可以被称作“李学士”了。

听闻此事，李清照有些兴奋，不仅为父亲高兴，还因她与母亲王氏都爱好诗词文章，如今京城最流行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词文集，她们常常从亲友处借阅、抄写。以后父亲常能见到秦观，想读他最新创作的长短句，可以让父亲直接从他本人手里借抄，说不定还能从他那里借阅苏、黄两公诗文的抄本，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直到八月，雨才停下，洪水退去，街巷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可是朝局却有了大变化，听说太皇太后高氏病了，朝野议论纷纷。到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驾崩，终年六十二岁。京城官僚都穿上白衣，勾栏瓦舍也暂停了演艺活动。

十七岁的皇帝开始亲政。朝局的第一个大变化是，九月十三日，还在宫中服丧的皇帝下手诏，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京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这是一个信号：皇帝不喜欢苏轼，在这个权力交接的关头，不想让他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些敏感的朝臣从中多少体味到皇帝的一些心思。之前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大权，宫中妃嫔、内侍和朝中大臣都唯太皇太后马首是瞻，小皇帝过得颇为压抑。这位少年皇帝对老祖母的不满整整积累了八年，对祖母和她信任的大臣极为怨恨，内心发誓要全盘否定祖母的政策，排斥祖母重用的那些大臣。

十一月初二，皇帝开始到垂拱殿处理政务。他不满父亲神宗的政策被太皇太后和旧党大臣全盘推翻，开始反其道而行，以继承神宗政策为志。礼部侍郎杨畏、兵部尚书邓圣求、户部尚书李清臣等，劝说皇帝追随熙宁、元丰的政策，起用新党官员。年底，皇帝把几位新党名人召回京城，知汝州章惇升任资政殿学士，曾布升任翰林学士。皇帝还重用蔡卞、蔡京等人。新上任的御史、谏官开始频频上章攻击在任的旧党宰执高官。

绍圣元年（1094年）二月，皇帝没有和宰相商量，直接下旨任命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圣求为尚书右丞，经常召他们议论政事、人事。三月，皇帝罢去吕大防的宰相之位、苏辙的门下侍郎之职，派他们去地方当知州。皇帝的好恶已经公开，于是朝臣纷纷上书弹劾苏轼等旧党官员。四月十一日，皇帝撤掉苏轼的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职，将其贬为七品左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三天后，皇帝又下诏把苏轼再降一级，为从七品充左丞议郎、知英州军州事。苏轼是在新帝亲政后第一个遭外派的元祐大臣，之后连遭贬谪，可见皇帝对他的怨恨。

四月二十一日，皇帝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去范纯仁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并外派其担任知府。当今朝廷，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又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相，与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均属执政官之列。宰相与执政每日在“三省都堂”（原中书门下的正厅）议事。这以后，左相章惇主政，他配合皇帝陆续宣布恢复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熙宁新法，把旧党的大小官僚全部罢黜和贬谪，新党官员纷纷升至要位。

章惇要设立一个临时机构编辑元祐时期群臣的章疏，实际是要搜罗旧党的材料，为打击旧党官员准备证据。他想让李格非出任检讨参与此事，李格非坚决推辞，不愿就职，得罪了章惇，不久后，他被外派出任广信军通判。

李清照随父母离开汴京，从陆路北上，每天傍晚都在官府设置的驿站休息。当地的通判、县令还会设宴招待父亲，有时就在驿馆设宴，这种场合经常招歌妓来演唱曲子词助兴。李清照和母亲在房舍中也听到悠扬的曲调，她们免不了议论几句所唱曲子词的优劣。

广信军的治所在遂城（今属河北徐水），乃是宋辽边境的军事重镇，此处人烟稀少，驻扎的军士比平民还要多，与繁华的汴京相比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李清照毕竟是个少女，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颇为好奇。这里设有与辽国贸易的榷场，不断有各地商人带着茶叶、丝绸、瓷器等物资来此，与辽国商人交易皮毛等物资，官府设有专门人员监管、征税。听说，朝廷严令禁止将“九经”以外的书籍、硫黄、硝石等卖给辽人，辽国也禁止把战马、盐、铁、铜等物资卖给宋人。听说边境有商人在“草市”私下交易，可以逃税，交易各种违禁品，朝廷、军队对这种情况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说朝廷还鼓励民间从辽国购买战马，以此装备军队。

父亲信奉儒家学说，一日在驿馆听闻一名道士谣言惑众，说能预测祸福，颇为无知乡民尊崇，李格非对其行为不满，叱令左右把这名道士驱逐出境。如今不仅民间崇信道士，京城的高官中也不乏崇道之人，甚至连皇帝也崇奉道士。据说苏轼也是爱好修道之人，爱与道士、方士往来，从前在京城时经常在官服下面穿道袍。

听说，汴京朝堂上的旧党官员纷纷遭贬。起居舍人张耒被外派担任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著作佐郎晁补之出任济州知州，国史编修官秦观被贬为监处州酒税，颍州教授陈师道被贬为监海陵酒税。当代名士苏轼在南下途中，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彻底成了闲人。皇帝下令追夺之前给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命人敲碎了两人墓前的神道碑。司马光的神道碑上的文字乃是苏轼所撰，顶部的碑额乃是当年皇帝在太皇太后主政时御书的“忠清粹德之碑”六个篆字。李格非对撰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的德行、史识非常敬佩，觉得皇帝、宰执如此对待前朝名臣，是逞一己之私而已，并不公道。另一名士黄庭坚结束为母亲守孝，本来被任命为知州，可是新党认为他之前参与修撰《神宗实录》，撰写的文字有污蔑神宗变法之嫌，改任他为管勾亳州明道宫，又命他到开封府界内居住，听候国史院查问。年底，他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

这时，家里有个小小的变化，母亲生了个男孩，父亲给他起名“迒”。李清照爱逗弄这个弟弟，看他牙牙学语，一天天长大。对李清照来说，父亲醉心写作，母亲也能诗能文，母亲的教育和阅读偏向影响了她的趣味。一些士人如欧阳修对女子撰写诗文持开明态度，也有些人反对女子写作诗词，如司马光在《家范》中虽然赞同女子也应识字，以及诵读《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的书，但是反对女子学作“歌诗”。

在母亲的影响下，李清照也爱提笔撰文、作诗，经常与母亲讨论诗词的写法，品评前人作品的长短。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她一天天长大，成了有几分闲愁的少女，对那些描摹女子情态的小令、长词有了更深的体会。

[1]北宋有太学资深学生出任太学正、太学录的记载，则此职位似乎并非京官。

[2]于中航：《〈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居问题》，《文物》1984年第5期，第70—75页。

[3]李清照的生年有元丰四年（1081年）、元丰六年（1083年）、元丰七年（1084年）三说，本书从元丰四年说。主要是根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与“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两句提示的年代推算。《淮南子·原道训》记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指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五十二岁。古人计虚岁而非周岁，则其为元丰四年生。前人对李清照生年的误读，大多源于对“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的解读。李清照说自己在“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杜甫《醉歌行》云“陆机二十作文赋”），即十八岁时和五十二岁之间两次遭遇“忧患”。她五十二岁写作此序时遭遇的“忧患”，是与张汝舟再婚又离婚一事，此事时间点非常明确，而她十八岁遭遇的“忧患”是何事，前人多解读为她与赵明诚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结婚一事，即序中所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并由她十八岁结婚倒推出她生于元丰七年（此说见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等文）。我认为这是重大误读，她与赵明诚乃原配夫妻，青年结婚是喜事，绝非“忧患”。我认为李清照十八岁遭遇的平生第一次“忧患”指母亲王氏逝世一事，此事对她的影响重大：一是她与母亲关系亲密，母亲逝世对其心理影响巨大；其次此时她十八岁，已到议婚年纪，因母亲逝世，她需守孝二十五个月或二十七个月，她的婚礼为此推迟近三年，使她二十一岁时（“建中辛巳”）才与赵明诚成婚。如此，她生于元丰四年。李清照的生母有王珪之女（李格非原配）、王拱辰孙女（李格非继妻）、无名氏女子（李格非侍妾）三说，因李格非、李清照与王珪家族似关系疏远，后遇到困难也未向王珪的亲友求助，更有秦桧（其妻乃王珪的孙女）之兄为难李清照之事，因此本书从生年、礼俗角度推断李清照生母乃王拱辰孙女。

[4]［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2页。

[5]本书对汴京的人物、街道、风景的描写多依据《东京梦华录》相关内容，之后若非原文引用则不再一一注释。此处参见［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中华书局，2006年，第357页。

[6]［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增订本）》下编《迎新春》，中华书局，2012年，第346—347页。

[7]［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四《于飞乐》，中华书局，2001年，第2551页。

[8]胡小伟：《宋代的二郎神崇拜》，《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29—38页。

[9]［宋］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842页。

[10]南宋人以为缠足“起于近世”，元人认为“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见［宋］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八《妇人缠足起于近世》，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页；［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十《缠足》，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

[11]［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十四《君贶环溪》，巴蜀书社，2009年，第435页。

[12]李廌《师友谈记》云“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则或许是“和离”。见［宋］李廌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

[13]［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七《上清储祥宫碑》，中华书局，1986年，第504页。

[14]［宋］李廌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2页。

[15]［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八《题张子野诗集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6页。

[16]［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中华书局，2011年，第6443页。

[17]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412—413页。

[18]［宋］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卷十《邪言罪恶之由》，中华书局，1988年，第76—77页。

[19]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458页。

[20]徐培均著：《秦少游年谱长编》卷五，中华书局，2002年，第455页。

[21]［宋］陈鹄撰，孔凡礼点校：《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秦少游晏叔原词》，中华书局，2002年，第373页。

[22]［宋］晁补之：《鸡肋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8页。

[23]［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九《下水船词》，中华书局，1994年，第414页。

[2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第294页。

[25]［宋］黄庭坚著，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十五《小山集序》，中华书局，2021年，第358页。

[26]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认为此事发生于元祐七年（1092年），夏承焘《贺方回年谱》认为此事发生在元祐六年。

[2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贺铸》，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03页。

[28]对其生活的年月有元祐、宣和两说，但是从其兄生卒年和其享年推断，应以元祐年间活跃为是。

[29]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358页。

[30]有关曹氏生年、经历的考证见尹志华：《曹仙姑的生平、著作考》，《中国道教》2002年第4期，第40—42页。

[31]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701页。

[32]［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八《诗词题跋·书曹希蕴诗》，中华书局，1986年，第2130页。

[33]［宋］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396页。

[34]［宋］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文集》附录一《丞相魏公谭训》，中华书局，1988年，第1158页。

[35]［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四《延安夫人词》，中华书局，2002年，第121页。

[36]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汉学研究》2009年第27卷第2期，第13—29页。

[37]［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宋朝家法》，中华书局，1959年，第229页。

[38]苏轼在黄州曾作《与文叔先辈二首》两信，其中云“闻公数日不安，既为忧悬，又恐甲嫂见骂，牵率冲冒之过”，其中“先辈”“甲嫂”等言辞显示此“文叔”是比苏轼年长之人，之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这是黄州或附近地区的某位字文叔的士人，并非李格非，本处从此说。此黄州李文叔即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在樊口送别张耒之人，张耒在《自庐山过富池隔江遥祷甘公祠求便风》一诗后附记“元符庚辰……过樊口，李文叔棹小舸相送”。此时李格非或在京担任礼部员外郎，或已转任提点京东刑狱，绝无可能在长江边的樊口与张耒相聚，有关研究参见xiayuan：《苏轼析真11.北宋“后四学士”中的李格非不是苏轼的学生》，https：//zhuanlan.zhihu.com/p/480057741。

[39]引文根据《全宋文》校订部分文字，引文见［宋］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六《李文叔杂书二篇》，中华书局，2002年，第180页。

[4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李格非》，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22页。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刘挚日记云：“二十二日除目，吕大临、秦观并秘书省正字”，则李格非调职当在本日或之后数日，见［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二，中华书局，2004年，第11034页。

[42]［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一《尺牍·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页。

[43]［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尺牍·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二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6页。

[44]［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二十三《幸太学倡和》，中华书局，1999年，第456页。

[45]［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百七十九，中华书局，2011年，第6918页。

[46]李如冰：《秦观〈吕与叔挽章〉笺证》，《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29页。

[47]［宋］吕大临著，廖莲婷整理校点：《考古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