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互联网+”促进慈善公益新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慈善公益事业踏上新征程，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互联网+”因素明显增加。在国际上“金融科技”（fintech）、“保险科技”（insurtech）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不断融入慈善公益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成为引领慈善公益研究的最新前沿。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书的慈善公益研究主题设为“互联网+”。

“互联网+”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突飞猛进的。在“互联网+”因素的渗透下，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形式与公民参与公益慈善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刚好弥补了传统公益慈善的不足。通俗地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传统慈善组织必须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我国的慈善组织现在大都已经意识到利用互联网转型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有了很多尝试，几乎所有的大型慈善组织都有自己的官网、微博、公众号等，以此来公布信息。

2015年是中国“互联网+”认知与传播不平凡的一年。李克强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虽然“互联网+慈善”目前还没有统一、权威的界定，但我们基本可将之视为网络慈善、在线慈善。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全国网民数量高达8.29亿，普及率达59.6%，手机网民数量达到8.17亿。在“互联网+”的趋势下，慈善公益扶贫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和二类事业单位等公益慈善力量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提供救助和发展资金、创造就业创业机会、优化基本医疗服务、拓宽收入增加渠道等已成为其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在这个大背景下，尤其在“后2020”时代，“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可为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反贫困活动提供可行思路，同时亦可为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精准扶贫经验提供模式参考，因为各类公益慈善主体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脱贫致富的机会，提高了精准扶贫的可及性及其信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技术人才的供需矛盾、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对政府支持依赖性强、与其他参与主体信任关系建立困难等问题。“互联网+慈善”助力扶贫的实践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程度密切相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益慈善组织规模的壮大、贫困人口的现实需求以及政策支持为“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提供了技术支持与现实可能性。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发展的基础条件，公益慈善组织是“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发展的主体，贫困人口的现实需求是“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发展的动力，而政策支持则是“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发展的保证。

慈善组织对“互联网+”扶贫的探索既受社会责任的驱动，也受自身发展需求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影响。“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性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平衡发展，以便慈善组织能够更加独立、主动、公开透明地参与扶贫活动，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各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是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的应用延伸，是各类慈善主体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精准扶贫战略推动下进行慈善活动的模式创新，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攻坚的现实选择，同时还是中国特色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在探索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些困难通过政府和公益慈善主体的共同努力都是可以克服的。日益成熟完善的“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模式将成为2020年政府大规模退出扶贫活动后中国扶贫的主要模式，而企业、社会组织和二类事业单位也将成为2020年后中国扶贫的主要力量。

第二章“‘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的模式与发展对策研究”很有特色[2]，该章认为中国“互联网+慈善”助力扶贫经历了创新萌芽期、探索发展期和逐步成熟期三个阶段，从网络扶贫主体角度，把“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的模式分为企业互联网扶贫、公益慈善组织互联网扶贫、事业单位互联网扶贫和政府协同的互联网平台扶贫四种类型，并在河南省范围内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实地考察法，对企业电商扶贫、公益慈善组织网络扶贫、公立医院“互联网+健康扶贫”和社会扶贫网互联网平台扶贫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各公益慈善主体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扶贫时，其项目背景、帮扶主体、帮扶对象、运作模式和扶贫成效等方面各有特色，但都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公益慈善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对象的有效帮扶。同时，研究也发现，在精准扶贫方面，几乎所有的公益慈善主体在借助互联网工具参与精准扶贫时，地方政府都表现出积极参与，主动提供公益慈善主体所需要的网络和道路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是中国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的重要形式，但目前对于该模式的理论关注较少。这章通过构建“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将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通过分析“互联网+慈善”助力精准扶贫各模式的参与主体、扶贫成效、扶贫经验和适应范围，为推进其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慈善组织商业化是一股新兴潮流，在慈善领域风起云涌，开启了慈善组织运作的新模式，是慈善组织前行发展的新航道，然而也导致了诸多的慈善丑闻，削弱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但在“互联网+”的趋势下，这些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第三章“‘互联网+’时代慈善商业化的发展路径探索：基于中外经验的比较研究”从“互联网+慈善”优缺点、功能优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3]，并从慈善商业化的形成缘由入手，阐述了慈善商业化的几种基本方式，对慈善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在对中外慈善商业化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外慈善商业化的原因、表现形态入手，总结出中外慈善商业化发展模式的区别。这章还对277份问卷进行了实证统计，对“互联网+”时代慈善商业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困境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慈善商业化健康发展的路径设计和政策建议。虽然现有研究对“互联网+”时代的慈善商业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完全展示慈善商业化的实践活动全貌。例如，现有的研究只解释了慈善机构在金融困境及商业化领域面临的竞争压力，但对“互联网+慈善”的影响机理、慈善商业化该如何利用互联网优势等还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再如，在研究中国慈善商业化的进程中，只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国外的一些优秀经验没有很好地吸收在内。然而，现有对中国慈善商业化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前景的研究还不充分。这章以慈善事业的经济属性为起点，从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路径中寻找慈善事业的起源并分析其内在及外在形态。在对我国慈善事业商业化进行更详细、更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互联网+”时代特征的背景，探索未来发展的设计路径。第一，加强对“互联网+”慈善和慈善商业化的宣传与推广，培育公众慈善商业化意识。第二，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转变政府角色，化干预为引导扶持。第三，健全“互联网+”时代慈善商业化监管体系，规范慈善商业化发展。第四，优化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提高慈善组织商业化运作能力。第五，积极引导培育健康的现代慈善理念，为慈善商业化发展提供良性内在动力。第六，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借助“互联网+慈善”平台，共同推进合作治理。并且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新媒体时代下，依靠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和物资交换已成为民间慈善活动最佳选择之一，也加快了传统慈善组织的转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慈善组织转型提供了机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更多样的筹资机制，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更加高效透明的运作方式，更具影响力的传播效果，赋予了慈善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钥匙。所谓“互联网+”背景下慈善组织的转型，主要有两层意涵。一是指传统的慈善组织丑闻容易暴露，公信力易遭到大众质疑，筹集善款额度急剧缩水，传统的官办慈善组织发展受挫。转型的路径简单直接，即由传统的官办慈善组织向社会型慈善组织转变，构建起独立的社会化筹资网络及执行网络。对民办慈善组织而言，转型意味着逐步迈向专业化，增强自身实力，改变在政府、官办慈善组织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现状。二是指传统的官办慈善组织自身更新升级，治理结构不断改善，进行精细化管理、专业化运作，具体可概括为回应公众关切，解决公众问题；组织运转高效，财务公开透明；形成特色品牌，赢得公众信任。基于“互联网+”这样的大背景，传统的官办慈善组织的转型及发展现状亟须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对“互联网+慈善”所呈现的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分析其当前面临的困境和改革路径。第四章为“以互联网为依托推进我国传统慈善组织转型研究”[4]。这章在经过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以WH市慈善总会为例对其进行了研究。WH市慈善总会成立于1993年9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围绕“安老、扶助、助学、济困”的宗旨，以募捐工作为基础，以救助工作为重点，努力打造慈善品牌。近年来，WH市举办公益慈善活动近百次，建立了21个慈善公益基金，募捐款（物）2亿多元，为贫困人群提供了近30万人次慈善救助；实施了“爱满江城，慈善四送”（春节慰问）、“没有院墙的孤儿院”、“暖冬行动”、“慈善阳光班”、“温暖工程”、“夕阳扶老”等救助项目，充分发挥了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慈善总会荣获了中华慈善总会授予的“中华慈善先进机构”“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项，还先后获得了“WH市先进社会组织”“WH市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WH市慈善总会在冠名基金建设的道路上前行了12年，对慈善发展的模式创新进行了有益探索。截止到2018年8月份，冠名基金累计募集善款近5700万元，目前在建冠名基金103只，涵盖“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等多个慈善领域。冠名基金主要有留本冠名基金、单位（个人）冠名基金、小额冠名基金。冠名基金是指捐赠人（或发起人）以支持慈善公益事业为目的，在市慈善总会账户下设立冠名专科项目，在符合市慈善总会宗旨的前提下遵照捐赠人（或发起人）的意愿专款专用的资金。基金的命名一般统称为“XX（单位、个人称谓或指定称谓）”，例如“板车哥”慈善公益基金。建立冠名基金的优势在于：第一，可以对特定困难群体提供长期稳定的救助，提升公益形象；第二，由市慈善总会实行专款专账管理；第三，捐赠方可凭捐赠票据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第四，每一笔资金的使用，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使用起来方便灵活；第五，实现持续发展，为基金设立者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冠名基金的设立大多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流程快捷方便，运用微信、官网等平台的宣传也吸引了小额人冠名基金的设立。

第五章“构建社会信用共同体：互联网慈善中的社会信用体系重构研究”对“互联网+慈善”时代的社会信用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5]。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在慈善组织那里以网络组织起来，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建构了新的慈善形态，改变了慈善活动的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不但给慈善创造了新的平台和机制，将慈善需求方的信息和需求瞬间扩散到整个网络，而且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传播，实现供需方的资源对接，使整个慈善过程能做到公开透明，便于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由此，“互联网+慈善”的新型慈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但同时，随着互联网慈善的发展，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甚至在互联网时代会进一步放大其负面影响，即利用“互联网+”慈善诈骗事件层出不穷，透支了善良人们的慈善热情。互联网慈善急需法律法规的规范，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构建互联网慈善法律法规方面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着力打造社会信用体系。仅2018年，民政部就发布了包括《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在内共计6个与社会组织信用管理相关的文件，要求社会组织进行信息公开，加强信用信息管理，并发布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以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在这一年，民政部联合近40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布了对慈善捐赠领域的守信行为的26项激励措施以及失信行为的24项惩戒措施。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为互联网慈善构建了一个基本的信用管理体系。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体系对互联网慈善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互联网社会这样一个虚拟性、匿名性的社会结构中，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激发慈善发起人和捐赠者的热情，维护慈善机构和受益人的诚信和公信力，保证慈善资源能够流向需要的地方，引导慈善事业的良性运行。同时，互联网慈善中的社会信用体系还可以增加互联网用户彼此之间的信任，为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添砖加瓦。该章认为，互联网慈善3.0阶段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构建互联网慈善的社会信用共同体的新阶段。“互联网慈善社会信用共同体”是虚拟共同体的一种类型，是人类在互联网慈善活动中，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追求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场景、共同的目标取向、共同的情感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网络群体。在全社会共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大背景下，经过多方的努力，互联网慈善的社会信用共同体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互联网慈善各行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仍有待提高、共同体的意识比较淡漠、治理还缺乏体系化、奖惩制度还需要落实等问题。

第六章“数字时代的公益模式创新研究——基于企业扶贫的案例分析”对“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扶贫进行了专题案例分析[6]，认为这是慈善公益的一个制度创新。2000年以来，中国抓住信息化革命的机遇，市场、社会的转型急剧加快。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加快推进，新型企业和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工具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大量涌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扶贫攻坚号召下，我国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比如碧桂园的党建扶贫、恒大的产业扶贫、阿里的“淘宝村”、腾讯的“为村”等，其共同点都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优势，发挥企业的社会价值。这种公益模式彻底颠覆了以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主导力量的传统公益模式，利用企业的市场能力，协调共治，形成了“社会问题的创新解”。这样的创新经验不仅可以使中国有效应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在全球领域也是颇有价值的前沿实践。在理论上，数字时代的公益模式创新让研究聚焦于技术革命下的社会创新行为，特别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模式变迁。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创新的时代特质。从国家比较的视野来看，将企业作为回应社会问题的主要行动者和解决问题中的资源动员者是十分特殊的公益模式。我国的公益模式创新找到了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模式，无疑对公益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从经验分析来看，贫困是世界性问题。中国通过创新公益模式聚焦精准扶贫的案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理日渐严重的国内贫富分化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而且，这些公益创新既是社会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数字时代社会变革的结果。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整体性，新型企业和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进步。这章以腾讯和碧桂园的企业精准扶贫为例，通过描写腾讯以及碧桂园的扶贫背景、扶贫方案与扶贫的创新之处，对比传统政府的扶贫模式、传统社会的公益模式和传统企业的社会责任模式，研究企业提供的公益模式创新。基于腾讯和碧桂园的企业精准扶贫两个案例的分析发现：企业精准扶贫通过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组织和产业优势，不仅极大地有利于地方经济上脱贫，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治理水平。针对企业公益创新模式的特点，结合考虑社会创新和潜在挑战。这章还提出了三个政策建议：政策支持与监管两手抓、市场监督与社会治理两手抓，以及公众参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