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谷究竟追求的是怎样的诗美，易言之，就是把怎样的诗歌审美形态作为他的创作理想或审美标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用山谷自己的话进行概括是很恰当的，那便是“因难以见巧”。

所谓“因难以见巧”，简单说来，就是要走这样一条崎岖艰难的艺术道路：以前人留下的大量诗学遗产为“材料因”，以谨严的诗学法度为“形式因”，以创作主体的“陶钧”为“创造因”，通过艰苦的艺术追求而达到奇崛浑然、但又近于“平淡”的诗美境界。众所周知，山谷是极重诗的法度、规矩的。他强调“句法”“句眼”，主张诗歌应该是“无一字无来处”，赞扬苏轼“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子瞻诗句妙一世……》），倡导用典使事，这些都是山谷重法度的具体内容，但这并不是诗人的终极目的，诗人的终极目的是从这条布满荆棘的路到达奇崛而又浑然的诗美境界。

山谷虽然讲求使事用典，讲求“句眼”“句法”，却又鄙视雕琢斧凿，推尊“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歌风貌。他要遍采百家。但倘“百家”槎枒于诗中，形成支离破碎的状态，则为诗人所不取。他所规慕的是陶渊明与杜甫的诗。陶诗简淡自然，但其中化用古语典故极多，不过浑然无迹，读者难于察觉。譬如《归园田居》其一中“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二句，化用汉乐府《相和曲·鸡鸣》中“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乐府诗集》）两句，仅易二字，就使陶诗平添了许多田园生活的韵味。再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两句，看似天机自得、毫无假借，实际上是化用了汉人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的诗意，使这首诗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但陶诗用典已臻化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用典故完全融化于白描式的诗境之中，难以剥离。山谷对陶渊明极为倾慕，多次劝导同仁与后学要以陶诗和杜诗为诗学圭臬。《赠高子勉》诗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顾我今年六十，付公以二百年。”在《与王庠周彦书》中说：“所寄诗文，反复读之，如对谈笑。意所主张，甚近古人，但其波澜枝叶不若古人耳。意亦是读建安作者之诗与渊明子美所作，未入神尔。”山谷倡导学杜，是人们所理解、所熟知的。按着惯常的理解，江西派之所以标举杜诗，是因为杜诗法度井然，可从而学之；而李白、韩愈等诗人，都因才大气高而成大家，其诗如天马行空，无从窥入，作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便是这样看的，他在《后山诗话》中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出，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2]黄庭坚评之：“余评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3]实际上，如欲达到老杜的成就。岂止是规矩绳墨而已？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的山谷，其诗歌成就是远在江西诸人之上的，元遗山“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十八），正是抒写这种感慨！山谷之既学杜又慕陶，以陶、杜为诗之高的，其用意不止于规矩法度，使事用典，而是要通过高难度的句法安排、典故成语的巧妙化用，来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浑成境界。山谷所追求的不是由“直寻”，或云“直抒性灵”来达到自然浑成的境界，他要走另一条路，要从前人留下的“诗材”中辟出一片新的天地，这是一条嶙峋嵯峨之路。因此，山谷一方面强调古人的绳墨规矩，力倡文章必在行文布置上谨严，认为作诗应该“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4]；另一方面，则又标举“无斧凿之痕”的佳作，在《与王观复书》中，山谷论诗云：“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5]山谷又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6]这种“不烦绳削而自合”，正是山谷所要追求的。山谷之所以陶、杜并举，也正是指向这种浑然的诗境。宋人朱弁论江西诗云：“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7]朱氏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山谷诗论的实质所在。对此，郭绍虞先生的理解极为透彻：“是则朱氏之取于山谷者，亦正以其虽矜用事而归宿所在，仍以浑成自然为主耳。”[8]这种“浑成自然”的境界，正是山谷欲“见”之“巧”。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仅仅是要达到浑成自然的境界，那还不是山谷之所以为山谷，钟嵘、司空图、苏轼、严羽的诗学追求原都如此，山谷之所以为山谷，正在于“因难”——通过把前人留下的“诗材”融入自己的艺术感受的高难度锤炼，来“见巧”——达到浑成自然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