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要思想渊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徐嘉瑞，受到中西不同思想影响，加之自身经历，形成了他关切民间的文学思想。

（一）徐嘉瑞文学思想的底色

徐嘉瑞接受的启蒙教育和幼年的生活环境，是其关切民间的文学思想的底色，中国古代传统的“重民”的思想、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也对徐嘉瑞关切民间的思想产生了潜在影响。

首先，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重民”思想的影响来看，关切民间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存在的，这样的文学传统甚至比西方更加久远。徐嘉瑞作为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受到当时“弃旧图新”思想影响，较少直言自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接受，但是从他自幼接受的《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来看，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熟知来看，徐嘉瑞不可能对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一无所知。在徐嘉瑞对文学史的评述可见，他的思想与中国“重民”的传统有相通之处，是有精神脉络可循的，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都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徐嘉瑞的文学史在主要思想和篇章结构安排上，一反文学史只关注“中原文学”和“文人文学”的传统，开创性地将文学分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类，并重视“平民文学”的价值。这与儒家创始人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用“爱他人”来解释“仁”，他所爱的对象不只有君王，更有普通百姓，在《论语》的《颜渊》《为政》《公冶长》等篇中均表现孔子出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另外，徐嘉瑞在文学史中重点研究的先秦文学《诗经》和楚辞，也都蕴含着丰富的“重民”思想。徐嘉瑞看到在《诗经》中，有很多批评、讽刺昏庸无道的统治的诗篇，他说《小雅·正月》是“当时大夫刺骂幽王的一首诗”,《魏风·硕鼠》是“感那时政治无道的愤慨诗”,《小雅·苕之华》是感叹“国家已腐败到这么地步了”，他更认为“以上所举，不过一些例子，此外如《魏风》的《伐檀》,《桧风》的《匪风》,《曹风》的《下泉》,《小雅》的《沔水》《节南山》《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大东》和《大雅》的《桑柔》《云汉》《瞻卬》《召旻》等，都是愤懑当时的政治，痛快地责骂或悲哀地自伤的”。[2]同时，徐嘉瑞也看到在《诗经》中还有很多表现底层百姓悲苦生活的诗篇，他说：“《周南》的《卷耳》,《召南》的《草虫》,《邶风》的《雄雉》,《卫风》的《伯兮》,《魏风》的《陟岵》,《秦风》的《晨风》，以及《小雅》的《四牡》《鸿雁》《无将大车》《采薇》《出车》《小明》《采芑》《杕杜》等等，也都是描写这种苦征的诗”[3]，徐嘉瑞对这些遭受连年苦战的诗中主人公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认为“在诗里那种苦征的感怀诗，真是使我们读了，常常感觉得像黑铅沉在心里的一样”[4]，这样的表述应是对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继承。

其次，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来看，这与徐嘉瑞早年成长的环境有关，有来自童年时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叶嘉莹所说：“传统，指的是一个人所属的家族、所生长的环境、所接触的人有某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容忽视。”[5]徐嘉瑞的母亲是白族，他出生、成长于云南大理，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大理在云南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在与中原汉文化保持密切交流的同时，也保留了本地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从小听着民间传说故事、看着民族戏曲成长的徐嘉瑞，对于民间文化并不陌生，并产生了天然的喜爱，也能够充分认可民间艺人的创造力，如他在《大理古代文化史》就辑录了许多大理地区的民间神话和传说，认为：“其人民富于幻意，兼多天才，神话之优美，可继《九歌》。其富于人间性与诗歌性，则可以比之希腊而无愧焉。”[6]

（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人道主义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出现，为了对抗基督教会的思想禁锢，人文主义者们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动摇了教会的统治。在此期间，人道主义思想内涵得以丰富，人道主义的概念“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由此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7]，主要是指“14世纪后半期起源于意大利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后来扩散到其他欧洲国家，成为构成现代文学的诸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凡是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或者以某种方式把人性、人性的范围或其他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也属于人道主义”[8]。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其中就包含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追求文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追求“人”的平等，个人价值的实现，于是将西方人道主义视为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形成了“人的文学”思潮。徐嘉瑞提倡的“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具化，也受到人道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徐嘉瑞文学思想中关切民间的主张是受到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关注的不只有个人精神的解放或人格的完善，他更关心的是社会中普通民众价值的认可和实现，徐嘉瑞文学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具体来看，徐嘉瑞对民间的关切主要受到欧洲人道主义中博爱、平等思想的影响。

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以对民间的关切为核心，这种关切并非是对民间的怜悯或施舍，是以平等的身份和眼光正视民间，思想基础源自人道主义中博爱、平等的思想。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理论最早萌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统治和基督教神学对人精神的禁锢，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中赞美人、讴歌人的思想，从而来带来人类思想文化的大解放——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性和人权，另一方面发扬博爱、平等的精神，认识到社会由众多个人组成，在关心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主张爱他人，为他人谋福利。狄德罗认为“人道是一种对全人类的仁爱精神”；爱尔维认为“人的利己必须在公共福利之下活动”；巴贝夫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宗旨和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尤其在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后，工人和农民受到了残酷的剥削，人道主义思想中要求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平等和博爱的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欧洲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入中国，中国学者们在20世纪初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人道主义，当时的中国不仅国内的阶级区分、贫富悬殊严重，而且受到外国入侵，普通的中国百姓在受到国内阶级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当人道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学者们不仅接受了其中强调个人的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思想，更接受了其中要为全人类谋永福的博爱和平等的思想。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李大钊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中说：“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9]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中也认为新文化运动要“所爱的是全人类，全社会”。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较少提及如何实现民主、平等，他一方面认为“当今乃人人平等之世”，另一方面更看到社会中阶级区分仍十分严重的情况，奴根性仍存在，由此通过倡导“平民文学”而提升底层民间的地位确为必要。徐嘉瑞在《身份》中将中国百姓的身份区分为六种：“一、主仆。主人的身份是高贵的，仆役的身份是下贱的。二、父子。父母的身份是尊严的，儿女的身份是服从的。三、夫妇。丈夫的身份如老板，妻子的身份如老板的财产。四、君臣。长官的身份如同主人，手下的身份如同仆役。五、朋友。朋友的身份，恕小子的块状脑筋再也想不出了。六、亲戚。亲戚的身份，如夫与妻一个样，也不多说。”[10]在这六种身份中，除朋友之外的其余五种身份，都有高低贵贱的区分。徐嘉瑞在《唯官主义》中按照职业、性别的标准，将中国人分为六种：士、农、工、商、妇女和土匪，他认为这六类人无论是客观环境影响，还是主观心理要求，都希望可以做官，普遍存在“唯官主义”的心理。可见在中国普通百姓心中仍默认存在上层官员和底层百姓的阶级区别。徐嘉瑞的《烟袋师》用讽刺地笔法写出了戏院和茶馆中烟袋师的奴根性，同为底层平民的他们对有钱人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而对穷人则不屑一顾，在这些烟袋师的心中仍残留着封建社会的逢迎皇帝权贵的劣根性，可见社会人人平等的思想并未影响、改变普通百姓的心理。受到欧洲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要求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民间，重新审视民间艺术家的创造力，认可民间文学的价值，这在当时的社会确有必要。

（三）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欧洲人道主义的影响扩大后，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与俄国国情结合后形成了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50年代至20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11]，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思想成分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其特征之一在于“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是最具共同性的”。[12]如果说人道主义中博爱、平等的思想使徐嘉瑞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民间文学的话，那么他对民间的关注更直接地受到俄国民粹主义中“到民间去”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20世纪初的国情与俄国有颇多相似之处，同样面对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面临着由于资本主义革命的不彻底，老百姓既要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也要遭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通百姓的价值需要得到认可，底层百姓的诉求需要得到尊重。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入中国后，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和接受，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和沈雁冰等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民粹主义思想，并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民粹主义过程中，对“民粹主义”和“平民主义”进行了语言表述上的置换，他们在论著中经常用“平民主义”来表述“民粹主义”，如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的倡导者李大钊，在描述俄国民粹主义在当时中国的流行和影响时，他是这样说的：“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着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13]带有浓郁民粹主义色彩的中国平民主义成为“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也在云南得到传播，“1919年2月15日出版的《尚志》，转载了李大钊先生‘布尔什维主义之胜利’全文，占有篇幅十二页。编者写了题为‘1919年’的社论说‘俄国1917年之革命，虽因缘于战争，而真因则在大多数之农人、工人，不堪为大地主、大资本家作压迫，所谓共产均富种种运动，皆来自经济组织不良之反响。' ……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时代新潮……从而在二卷三号上转载了李大钊先生的文章”。[14]在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中，他虽较少直言民粹主义，从他论著的语言表述和思想倾向上是可以明显见出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的，为了表达的清晰和一致性，本书在论述中统一使用“民粹主义”指俄国民粹主义及中国“五四”时期前后带有浓郁民粹主义色彩的“平民主义”。俄国民粹主义对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中民间性的影响在于，在徐嘉瑞的整个学术活动中，他研究的视角都是向下看，始终保持对民间的关注和重视。

民粹主义在俄国出现之初已包含着向往民间的思想内容，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日渐壮大，而国内传统经济又长期依赖农业，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生产方式也依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号召知识分子要回到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在土地上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15]民粹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分析俄国社会时，认为正由于知识分子走入民间，在乡间宣传动员农民，十月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俄国今日的情形，纵然纷乱到什么地步，他们这回革命，总算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总算是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16]基于此，学者们认为中国也应倡导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去到农村。尤其是民粹主义倡导者李大钊，他通过《青年与农村》《庶民的胜利》《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文章，大力号召青年人不能只待在象牙塔里，要回到农村去，他说：“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老师也好，一日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17]在当时的中国，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不止限于思想或口号，更带动了许多社会活动，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个思想引导下来到农村，兴办各种活动改变普通百姓的生活。徐嘉瑞曾于1935年在友人介绍下，到河北定县参观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下文简称为“平教会”）在该县进行的教育改革。他在《到定县去》中记述了平教会情况、平民教育改革的制度和学生学习的内容等，对平教会的教育改革工作充分认可，认为他们是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18]徐嘉瑞在实地调研中还看到，为了教育工作更能被农民接受，他们在教学内容上采用了民间文学，“大家都看到民间文学，是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是社会教育的武器，所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努力于平民文学研究的工作”[19],“采集定县秧歌四十八出，五十余万字，出版《定县秧歌选》两巨册。大鼓词二百零三段，六十余万字。歌谣，二百多首。谚语六百多则。歇后语、谜语、故事、笑话，七万多字”[20]。民粹主义的“到农村去”口号的提出和当时各种组织兴办的活动，多具有社会思想改造的意义，目的是要提高底层民众的素质。

徐嘉瑞把这些吸收入自己“平民文学”思想中，将其与文学结合，进行合理转换。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中关切民间的主张，较少涉及实际社会思想改造的内容，更多表现为认同民间文学，愿意深入民间去搜集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民间生活，所以他的学术思想带有新鲜的泥土的气息。徐嘉瑞的学术研究注意在民间开展田野调查，搜集实证。如徐嘉瑞在写作《云南农村戏曲史》之时，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戏——农村花灯，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云南花灯的源流、新旧花灯的区别等等，更专门到农村搜集整理了花灯唱本，“1936年前后，他为了系统研究云南花灯，曾专门去西郊的弥勒寺农村中，邀请了民间花灯艺人陈老爹、方老爹到家中，每日说唱花灯，记录了一些花灯唱本……就在1939年后，徐嘉瑞为在春节中看的花灯所感动，于是又集中了一段时间来搜集研究这一农村戏曲。他先后又请了几位农村的民间艺人前来讲剧本，说唱腔。福海村的段老爹、附近老鸹营的董义，都成了家中的常客”。[21]不仅如此，徐嘉瑞更在搜集唱本的过程中，为这些民间小调的唱本整理出了曲谱，使《云南农村戏曲史》成了研究云南农村戏曲的重要著作。写作之前深入民间调研的方法，徐嘉瑞在其他著作写作中也大都采用了。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

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新中国文艺政策影响来看，如果说徐嘉瑞受到中西方人道主义和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影响，是自发地关注和尊重民间文学，那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文艺思想和根据他的思想制定的文艺政策，使徐嘉瑞对民间的关切带有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强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的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调查成为新中国“人民文学”的有机组成，徐嘉瑞受此影响而搜集和研究的民间文学不只是纯粹的、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学，更是经过政治化解读后的民间文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该文在明确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之后，进一步提出文艺如何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知识分子要转移到工农兵的立场上。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22]可见，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民间文学被提高到文学的重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成了新中国文艺工作开展的指导性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民族民间文学受到重视。具体可从以下会议内容的确定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949年11月，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该会的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戏曲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之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1953年，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引导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958年7月，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制定了民间文学工作方针。20世纪50年代，多份研究民间文学的杂志创刊，如《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

徐嘉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担任了云南省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徐嘉瑞的身份和职务使他不可能不受到国家主流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徐嘉瑞在当时的社会风潮影响下，当会积极主动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徐嘉瑞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多篇文章中均提到自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指导下开展文艺工作的，如他在1951年的《加强我们的文艺工作》中说：“我们已把昆明的文艺工作者紧紧团结在一起，响应政府号召，结合中心工作做了不少的工作。”[23]他还在1960年的《近年云南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中说：“十年来，我省的文学艺术工作，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4]这时期的徐嘉瑞不仅重视古典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更重视研究云南本土的民族民间文学。徐嘉瑞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深入民间，到云南各地采风，整理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在《漫谈云南民族文学》等文中，概述了在新的文艺方针下开展的民间文学整理、研究工作的概况：“在解放以后，由于党中央以党委的重视，省委亲自动手，组织和指导整理发掘工作，把地下宝藏打开，发掘出不少的优秀作品，其中如人所共知的《阿诗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