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丝绸之路的几点共识
一 丝绸之路的本质内涵
虽然丝路起源时，由于人类还处于发展初期的低级阶段，所以人类为了争夺丝路财富和自身利益，不时留下了用武力开路的现象。但是从总体看，丝绸之路是一条人类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交流互动的交往之路。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即使不算公元前史前时期游牧民族自发开通交往的阶段，而从世界公认的中国汉代张骞二次通西域后于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返回算起，至今也已经越过两千多年时空，横跨亚欧非[14]数十个国家。它把古代世界几大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华、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等古文明联结了起来，它使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景教和摩尼教等文化传入中国和东方，使中国的古文明及其丝绸、瓷器、茶叶、造纸、印刷和罗盘等产品传向西方，所以，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虽然因人类曾经的贪婪无知等弊病，不免多有战争掠夺，但带来的主流却是商贸繁荣、文化交流、科技沟通、宗教传播等促进人类进步的和平交流交往活动。
仔细想想：中国有哪一个民富国强的王朝盛世不是因为开通了丝路贸易而财源滚滚？西方帝国列强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占有了丝绸之路及其财富而称霸一时？丝路上众多民族的先民，包括所谓的野蛮游牧人和原来封闭贫困的农业民族能快速发展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靠丝绸之路给予游牧民与定居民开放的交往才得以过上互养互补、丰衣足食的生活？可以说，丝绸之路曾滋养了人类及其文明。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怎么能享受遥远的地方生产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用品和便利安逸的衣食住行，直到那些舌尖上的美味佳肴？又有哪来可能共享全人类创造的三次工业大革命和不同地方的先进科技文明……所以，丝绸之路是一条滋养了我们全人类的共享之路，沿途广大人民都曾享受过它提供的资源和财富，但丝绸之路文明进步的本质却长期未被人类真正的认识，尤其因西方帝国的一些统治者的贪婪，让她饱经殖民扩张、战争磨难之苦，历尽沧桑！
二 丝绸之路与国家民族的兴衰
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衰落如潮起潮落，往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每一阶段也不是只有繁荣或只有衰落，其表现错综复杂，原因纷繁。如国家政策是否开放？沿途道路设施是否有畅通的保障或战争障碍？是否有跨国流动的中介民族的积极参与，以及是否有和平通商的环境？是否有能吸引交流双方的互补互利的商品？如此等等。但是，如果透彻剖析丝绸之路上古今中外的实例，那么有几条规律性的深刻经验教训，是需要有共识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取。
综观中国历史上，几乎凡是和平介入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国家和民族，其共享互补互利的利益越大，其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大者如众所周知的汉、唐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世人皆知的盛世王朝，被称为中华帝国时代，也都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受益者，同样得益于跨国族群的助力。[15]小者如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吐谷浑民族政权，它因为谨慎地发挥丝路上的中介作用而存活了三个半世纪（313—663年）。这里我们就先介绍这个吐谷浑民族小政权。
吐谷浑生长在甘肃、青海的不毛之地，原本十分穷困，由于其几代首领都执行和睦丝路周邻的政策，又因具有与东西方语言相通的特长，坚持从事从波斯萨珊王朝到中亚和中国内地的丝路中介跨国贸易，《魏书·吐谷浑传》说，往往其一个商队运送杂彩丝绸数以万计，所以“塞表之中，号为强富”[16]。
也因此，吐谷浑这个原出于不毛之地的跨国经商的小民族及其政权，虽处在十六国南北朝这样混战的时期，尽管各地方民族政权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而它却能与统一北方而强大一时的北魏王朝相抗衡，而且比北魏还长存了200多年。直到其领土被吐蕃占领了100多年后，因为吐蕃要靠吐谷浑人敛财生活，所以保障其“种落尽在”[17]，而长期没有灭亡。充分证明了，凡是和平介入丝绸之路的国家和民族会有极强的生命力。所以，今天我们决不可轻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所起的重大作用，并应该传播这类历史经验，吸引邻邦和各民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并重视跨国民族中介贸易的积极作用。因为丝绸之路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无论哪个阶段，其畅通的保障都离不开跨国流动的民族和族群。跨国流动族群是决定丝绸之路通断兴衰及创造其运营生命力的重要力量。这是由丝绸之路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丝路贸易是必须通过穿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生态地区的运输大通道来完成的接力贸易，也就是说，其远距离运送货物，或使团交往，都必须依靠接力棒似的互相接应联通才能完成任务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这样，也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无不需要依靠跨国流动的、语言习俗相通的民族，来开展中介贸易，发挥文化亲和作用，更需要民心相通来协调。
也因此，历史上想开放丝路的任何国家都对这些中介民族采取了特殊政策。如：我国汉唐等朝的和亲政策；阿拉伯帝国对中介穆斯林商人一律免税的优惠政策；唐朝每年赠送中介贸易的匈奴、突厥等几十万匹丝绸，并执行给突厥首领封官赐地、授衔都督的羁縻怀柔政策，等等。
还需要认识的是，中国历史上，只要能跨国或是跨地区流入古丝路中国国内段的族群，只要能参与到丝绸之路的活动中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其后果多半就是被古丝路上传播的当时先进的中华文明所倾倒，而会客观上达到丝绸之路最神奇的“文明共传承，文化得共享”的功能。在《晋书·载记》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记录了当时活动于陕甘青一带丝绸之路枢纽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如何先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然后主动效仿中原文明以治理其政权，最后主动进行弘扬的故事。如《晋书》载：“（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以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路不拾遗，风化大行”[18]，如此等等。
西方人也一样，不仅古罗马等欧洲国家历史上曾对古丝路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爱不释手，就连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国家派来的许多考察者，来到中国西北探查丝绸之路，本意是派他们来掠夺丝路珍宝，但结果，不论是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还是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人[19]，他们发现了无数中国的文明古迹和那些吸收了世界多种丝路文明的中华人文宝藏之后，尤其在发现敦煌壁画、经卷文书等珍贵文物之后，都毫不例外地为中华文明所倾倒。最终他们也都禁不住选择了用一生来研究这些珍贵的丝路文物，并选择了对其进行宣传和揭秘的人生道路，因而他们最终也都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东方学家或成就卓著的考察家。
开放畅通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样能发挥对先进文明神奇的“文明共传承，文化得共享”的伟大功能，而使人类得以不断在互相学习中提高生产力，在先进科技文化不断交流中发生一次次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从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
另外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通与绝，最能切实反映国家和民族“兴衰两重天”的真实历史。充分认识历史经验：丝路断，中国人民就遭难；丝路通，则中华民族就民富国强。尤其是，边疆丝路和谐通畅，就会展现边疆与内地“共生共荣、关系紧密”的神奇功能。
通过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也可以充分认识这一规律：汉王朝的兴衰与丝路的断则衰、通则兴，紧密相关。但凡介入丝绸之路跨国贸易和各种跨国流动的族群，都曾给我国有关朝代和古代民族带来过强大的生命力。汉代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包括张骞第一次通西域时，国势仍很弱，才有皇帝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的事件，而不得不从此“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20]，并嫁公主以求和。只是到了张骞及其副使们亲身考察西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了解中国北方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族群的西迁流动情况，大致知晓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连接的东西大通道的方向路线，汉朝往往年赠数十万匹丝绸给匈奴等游牧族群，供应其与西域和更远西方的贸易之需。于是通过大量丝绸马匹的贸易，先是使长安成为当时中原丝绸等物产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物产的最大汇集地和交换市场，遂后发展出中国汉朝与罗马帝国、安息、贵霜等强国互派使团进行东西方的物产交易、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的名震遐迩的千年东西交往大通道——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中原丝绸的输出和马匹（尤其是中亚汗血马）的购入是汉帝国富强崛起的重要原因。丝绸之路上比较著名的跨国族群，如：月氏、塞种和粟特族群以及威尼斯商队等。从近现代出土的汉简、吐鲁番文书的资料看，丝绸之路产生以来，各个时期都有进行中介贸易的民族进入河西一带。开始参与早期经营中国与西方的丝路贸易。由此也不难看出，汉帝国富强所依靠的游牧族群和贸易中介族群的跨国流动对丝绸、马匹贸易的巨大作用。
凭借汉武帝时期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壮举，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增强，“货物域外之产，交通八方，互通有无，殊方异珍，尽为西汉王廷所拥有。而西汉王朝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西方各国”[21]。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后，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呈现出怀柔远人、羁縻不绝、四海贡献、八方朝觐的盛世景象。但是汉末“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22]，丝路要道断绝。东汉也就经过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而很快衰亡。
三 文明共存与文化共享
所以当代，只要能充分重视动员与培养我国边疆较封闭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丝路贸易，解决他们参与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困难，则他们也会像历史上一样，促进边疆较封闭的民族和地区在丝路交往中接受不同文明的熏陶，使其共享到先进文化，进而由先进文化认同发展到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建设和谐世界认同。让丝路古道重新焕发现代青春，让21世纪再度散发这条古道传统的“文明共传承，文化得共享”的丝路精神光辉。
也需要认识，对一个国家来说，丝路“断则衰、通则盛”。看中国，中华文明真正的沉沦和衰弱，也不过只是近代两三百年海上和陆上丝路先后被清末统治阶级禁海封路、闭关锁国之后的事，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放弃了开放丝绸之路的政策，闭关自守，也就扼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和作为文化古国的财源。尤其是闭关后不经营所谓“关外”的西北边疆，致使有些边疆民族竟然很少了解到自己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身份。
现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综合国力的增长，加上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等一批丝路文化遗存已成为公认的世界文明遗产，国际上即使对中华文明评价不一，但丝绸之路上不断发现的出土物，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名片和骄傲，也是我国开发新丝路“一带一路”和促进全球和谐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
所以，利用这些资源，重视历史上我们有开放丝绸之路和经营丝绸这类文明品牌的经验，研究与落实历史经验，发挥所有跨国族群的力量，创新开发21世纪以来的中华文明新品牌，值得重视。比如，高铁、航天技术、网络技术、海洋监控开发技术等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高精尖端技术，世界一流的优秀中华新文明的价值正在逐渐被世人发掘，都是新时代可以代替古老丝绸的中华文明的新国宝、新名片。
同时也要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吸收他国先进科技、文化，广纳百川，与邻同富，与民同富，在“共推丝路文明，共享人类文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求同发展，在习近平主席共建“一带一路”新战略引导的环境下，建设包容和谐的新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依靠丝绸之路全球大通道建设同享富裕的地球村发展成果。
本书整体思路是：写出代代中国人利用自然资源宝藏和生产技术创造的丝路财富和古老文明的丝路历史；写出人们期望通过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力求开通与维护丝绸之路的强烈渴望；写出企望与世界交往交流，促进丝绸之路成为人类财富之源的崇高追求。
以此书纪念那些曾九死一生走在白骨铺路的古代丝路上的仁人志士；也纪念那些抛弃宫廷荣华富贵下嫁异国他乡以求丝路和平的巾帼女杰；并献给全球追求东西方和平交往，以实现世界和谐发展的人们。
[1]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4] 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8页。
[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 2 期。
[6] 周明初校注：《山海经第十一·山海西经》认为是天帝后羿登昆仑，那里“以玉为槛”，为西王母所管，后羿曾向她求仙草。足见远古国人就对玉石有圣物崇拜之情。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7]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西坡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8] [英]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9] 宛华主编：《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何新：《〈夏小正〉新考》序·《夏小正》考释，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9页。
[10] 何新：《〈夏小正〉新考》序·《夏小正》考释，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9页。
[11] 见闻：《我国文字起源推前2000年——宜昌发现最早象形文字》，《文汇报》1994年8月3日第7版。
[12] 《七千年前的散文重见天日》，《华商时报》1995年1月4日。
[13]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4] 由于以前的古丝路著作一般不涉及非洲，本书提出古丝路已横跨非洲，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也很少，但目前我们认为已经可以从非洲传来的新发现的资料确立我们的提法了。所以这里特加注对我们挖掘的郑和时代一些资料线索进行一些介绍，以抛砖引玉。我们相信新丝路研究带出新资料的现象可能还会延续，现在已经在非洲索马里布拉瓦地方发现了自称是郑和队员后人的一个“郑和村”遗迹。今后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有关研究动态。
[15] 马曼丽：《丝路盛衰四大历史共识》，《瞭望》2014年第42期。
[16]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39页。
[17] （唐）吕温：《蕃中答退浑词两首》：“退浑种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载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 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4页。
[18]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884—2887页。
[19] 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20] 《史记》卷110《匈奴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895页。
[21] 高福顺：《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与历史意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
[22] 《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9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