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源头地和中华古文明起源的多元特色

一 丝绸之路的源头地

彼得·弗兰科潘先生在他的《丝绸之路》这部巨著的第一章“丝绸之路的诞生”中，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大通道的“诞生地”及其“文明伊始”之地定位在了“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一带。他认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提供了“人类文明”起源地的“土壤”和“摇篮”。[1]并认为这片文明的源头地在公元前6世纪便造就了波斯、罗马、马其顿等一系列帝国的产生，是西方众多帝国产生的摇篮，同时认定为这就是“人类文明出现”的伊始之地，也是整个丝绸之路诞生的源头地。不过，他只是十分概括地论述说，由于这里肥沃的冲积平原和发达的农业，推进了贸易和商业，促进了修筑道路，于是波斯帝国崛起，向富裕的东方推进，一直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脚下，打通了东西通道，丝绸之路就诞生了。其中，简单提到亚洲阿姆河与锡尔河的人口，以及波斯帝国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人口也卷入了这条道路的来往活动中。[2]但是他完全没有展开写那里的农业如何发达的具体状况，也未论述如何推进了贸易和商业以及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运送什么产品这类得出“丝绸之路诞生地”的结论，只列出作为丝路最早源头地的一条主要依据是“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3]

所以，本书前几章，我们首先想对丝绸之路诞生地和文明源头地这个论题提供一些东方资料和看法，据东方丝绸之路源头地的出土物和史料，做一些更具体的补充。我们认为，西亚两河流域虽然也是人类文明出现得比较早的地区，但却不能作为整个丝绸之路的“源头地”，最多也就能算是丝绸之路东西大通道的西方段的起源地。虽然整个丝绸之路的源头地的确也是起源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并与早期东方文明的伊始地紧密相连。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东方，在中国，丝绸之路诞生的源头地其实远比彼得·弗兰科潘先生的那个“人类文明”的伊始之地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更早，所以从时间上说，整个丝绸之路东西大通道的最早的源头地是在东方，其代表性的起源之路应该是东方的玉石之路。与西方源头地相比之下，“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严格说，可以称作丝绸之路的西段起源地，就其最早的代表性传播产品而言，我们本书中补充了弗兰科潘先生没有具体写的、起源较早的“小麦之路”。

而作为整个丝绸之路的源头地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文明源头”和“伊始之地”则是在至少已有上下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这方面已经有东方的历史记载和大量出土文物的农业器物得到证实。

首先，我们认为，从中国史料记载或者出土文物的年代考证来看，起于中国陕、甘地区的草原丝路上的玉石之路和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干线中最早的源头路。而且中国各条丝绸之路干线中，则以草原丝路开通的时间最早，比起丝绸之路西方段形成诞生的时间，则更要早几百年。

即作为丝绸之路最早的东西交通大通道是起源于中国陕、甘地区的草原丝路干线的玉石之路，它是在一般认为的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已经存在的。中国玉学家杨伯达先生认为，“玉石之路”是在6000—3300年内逐步形成的[4]。这条运输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的物资和草原丝路上的玉石之路也恰恰贯通在华夏古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陕、甘地区。中国古代仰韶文化就有和田玉制品存在，尤其今甘肃玉门关恰好在这条古老玉石之路的要冲上，其西北从阳关、玉门关通向西域诸城，甘肃玉门关之名也源于它是运送玉石之路的关口，且代表早期华夏古文明的仰韶文化在陕甘地区有大量发现[5]。

甘肃青海一带的玉，有祁连玉，但西北的史前玉文化属于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玉器中有部分玉料则出自新疆和田。对照《山海经》等古书中的“玉出昆仑”说，中原人所确信的“玉出昆岗”说，河西走廊乃玉石之路的要塞。“玉门关”地名更是名副其实。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2000年，这条道路早已开通，就是为了运送和田玉。先秦典籍中讲到去昆仑神山的人去昆仑何求？就是因为昆仑山有和田玉——它是中国人崇拜几千年的圣物，比如史前时期的古典聚珍文库的《山海经》就把产玉石的昆仑山看作是向西王母求仙之地。[6]其次，中国文明源头地的陕甘地区也是农业文明的最早起源地之一。中华文明的陕甘伊始之地也与其作为丝路源头地的条件吻合。

至于源头地的农业特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获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来看，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的文化，似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即已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当时使用的工具已有石铲、石刀、石镰、石磨谷器、细石器、陶刀、骨铲及骨梗刀等，工具多为磨制，加工也已较精细。特别是马家窑与马厂类型。遗址中发现了铜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并使用铜制工具，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储存粮食的窖穴，甘肃兰州西马家窑遗址230件出土物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器物占大多数，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达，男性墓中随葬品多见石刀、石斧，而女性墓常出纺轮，这正反映了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而且饲养家畜已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当时饲养的家畜，从各遗址与墓葬中发现的兽骨看，则已有狗、羊和猪[7]。

尤其是彩陶，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识，也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标志。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彩陶最早的源起文化，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西亚两河流域的耶莫有陶文化（距今8080—7586年）、哈孙纳文化（距今7980—7281年）的年代大致相当，这表明甘肃地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农业彩陶文明的区域之一。

至于弗兰科潘先生认为“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已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8]是为丝路最早源头地的一条主要依据。的确，西亚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的法典是世界上较早的古历书。不过，中国却在更早的公元前21—前17世纪（即差不多比《汉谟拉比法典》还要早500年）就已经开始沿用并不断被完善到现在的农业成文法文字历书《夏小正》。[9]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在4500多年前就已经流传的成文历书《夏小正》，不仅在反映文明起源时期的农业文明方面毫不逊色，而且它比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那个成文法时间上还要早几百年。在中国这个推行全国的《夏小正》成文历书的记载中，几千年前就已经能够对一年四季从开始的十个月安排到以后的12个月的气象、天文、农事活动，即都有比较具体的农事记载。[10]它主要是为农民科学地安排各个季节的农事，所以这个夏历在我国又叫农历，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每年过的春节，采用的仍旧是几千年前夏历规定的每年的第一天。

二 中华文明多元说

不过，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古文明起源地实际是多处、多元的，并不只限于陕、甘地区。而且现在又有不少新出土资料证明中华文明史可能还不止5000年，还有万年长的新资料，如《文汇报》1994年8月3日第七版湖北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象形汉文字起源于6000年前，即比原来最早发现的商代殷墟甲骨文文明起源又早了2000年[11]；证明比甲骨文还早的陕甘丝路起源地的还有：距今6000年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以及距今约8000年的甘肃大地湾等陕、甘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这里，我们只为证明丝绸之路起源地的中华文明远早于西方，则选用中华文明五千年说的依据就足够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据1995年1月4日《华商时报》报道：中国考古人员经研究已经把距今7100年到6900年的彩陶残片字符全部释读出来并恢复了整篇散文的内容[12]；而且现在对近万年的贾湖刻符，中国人也已经能释读了，同时也能用彝文释读汉文古籍了。这样又证明了，中华文明不仅是世界上留存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之一，还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古文明。而这些都不妨碍丝绸之路最早的草原丝路的起源地恰恰也是在中华多元古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陕甘华夏文明伊始之地。

在丝路起源时期，游牧族群是决定丝绸之路通断兴衰以及创造其生命力的重要主力。这是由于丝绸之路是穿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生态地区的全球跨国大通道的特性所决定的。只是到了张骞及其副使们亲身考察西域之后，才逐渐了解到中国北方月氏、乌孙、匈奴等向西流动的情况，从而大致知晓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连接的东西大通道的具体方向路线。

再者，中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虽有一些类似神话之笔，但根据许多史地考古专家的多方考证研究，普遍认定穆王西巡的基本情况属实，因为沿途地名考证，足以证明周天子从陕西今西安附近出发是符合实际的，我们也认为《穆天子传》是我国可信的早期历史文字记载[13]，所以，《穆天子传》也从文字记载角度与众多丝路出土物和文明起源考古资料产生吻合，这样看来，中国陕甘地区草原丝路的玉石路作为比西亚波斯帝国从两河流域扩张到喜马拉雅山作为丝绸之路诞生地和起源地应该更为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