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权利看封建制度

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实行于西周及春秋时期。所谓“封建”，即是封土建国。具体而言，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也就是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又将土地分封给子孙和家臣……一层一层地分封下去，到士为止。因此，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王土”实际上被分割成无数大大大小小的地块。在这大大小小的地块上，每一个地块都有着各自的主人——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一而足。诸侯、卿、大夫在其封地之内拥有完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实体。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说得很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或者资产，不外乎土地和人。资产有四权，所有权、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经济学认为，资产四权中，所有权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后者界定清楚，便是“私产”。这是因为经济学着眼的，是资源的使用效率，所有权之有无对其毫无影响。但从财富的角度看，所有权是重要的。譬如说，一块土地而有甲乙两人，土地判给甲所有，甲较富裕；判为乙所有，乙较富裕。

以经济学的视角观之，所谓封建制度，其实是土地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该制度下，天下一切土地的所有权，皆归于周天子；发放给诸侯的土地，其使用权和收入权归诸侯所有，但是，诸侯并不拥有土地转让权——不允许转让给他人。诸侯发放给卿、大夫的土地亦如是。因此，虽然周王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其真正掌握使用权、收入权的土地，仅限于千里“王畿”。一层一层发放给诸侯、卿、大夫、士的土地，其使用权和收入权归后者所有，后者也因此成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地块的真正主人。逻辑简明：土地的使用权和收入权既界定为其所有，便是其之“私产”。对周王室而言，保留土地所有权的主要用处，是可以协助维护中央权力，维护其对各国诸侯的掌控能力。倘若某诸侯对王室不忠，有叛逆之心，周王室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封地，改封他人。而不授予诸侯土地转让权，一方面是为了将诸侯持久地绑定在某地，世代坚守，以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封建的初衷，是为了“以蕃屏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诸侯通过土地兼并扩大势力范围，进而对王室形成挑战和威胁。

封建制度下的层层土地发放，至“士”而止。因此之故，士是“王土”上最小的田主。“士”以下的阶层或者人群，是与之无缘的。一言以蔽之，士及其以上的阶层，是“有田”阶级；士以下的人群，是“无田”阶级。《国语·晋语》记晋文公修内政，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诸侯的收入源自封地的产出，大夫的收入来自采邑的产出，士的收入便是自家田地上的出产。庶人的“食力”、工商的“食官”和皂隶的“食职”，其实是一个意思，即其收入与土地无关，他们的收入无一例外地来自自身劳动力的贡献。

为什么唯有士及其以上的阶层能够成为“有田”阶级？因为他们是征服者！西周的“封建”，本质是武装殖民，是通过武力来开疆拓土。周人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殷商旧族及其他当地土著。作为征服者，他们理所当然地取代前者而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大大小小的“田主”：周天子是最大的田主，诸侯次之，卿、大夫又次之，士最小。

除了土地之外，封建的另一个要点，是人民的分配。因为唯有土地和人这两种资产或者说生产要素结合，才会有产出和收入。光有地没有人，光有人没有地，是不会有什么产出的。所以，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及诸侯分封卿大夫，在发放土地的同时也会分配人民。《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分给鲁侯伯禽是六族殷民，分给卫侯叔封的是另外七族殷民，分给晋侯叔虞的则是怀姓九宗，无一不是被征服的当地土著。要统治、管理他们，光靠诸侯一人或者一家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带领一批本部族的人们一同前往。这些本部族的人们，便是士及其以上阶层，也即是上述所言的“有田”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