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活跃与野人的沉默

《周礼·天官·序官》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前面说过，同一片“王土”上，人群各各不同，有人为诸侯，有人为卿大夫，有人为士，也有人为庶人工商，这是依据社会等级划分。“体国经野”，则是另一种划分法，是按照居住地将人群分为两类：国人与野人。居住于都城及其近郊的是“国人”，居住在远郊农村的则为“野人”。

居住于都城及其近郊的“国人”究竟是些什么人？简而言之，即是前述的本部族的人们，也即是“有田”阶级。都城之内，主要是王、诸侯、卿、大夫等上层贵族，都城周围则为贵族的下层，即“士”，其构成了国人的主体。广义地说，两者均属于“国人”范畴，但一般而言，所谓“国人”，主要是指后者。

从先秦典籍的记载看，国人这一群体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影响遍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他们有直接参与政事的权利，常参与朝会、国之盟誓。国家有大事的时候，主事者也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左传》《国语》记录说，春秋之时，各国国君或者执政大臣常有“朝国人”“询国人”“盟国人”之事；他们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和缴纳军赋的责任，是一国军队的主力，战争发生时必须冲杀在前；平时，他们则耕种着国家分配的“份地”。分配的标准，大抵是“一夫百亩”。为公平起见，土地每隔三年要重新分配一次，大家轮流耕种肥沃程度不同的田地，“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

国人于一国政局之影响力，可略举几例以明。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怨声载道。厉王的“止谤”之道，是派人各处监视，凡发现有批评、指责者，一律处死，以至于国人无人敢说话，道路以目。三年之后，国人奋起反抗，推翻了周厉王的统治，将其流放到“彘”地；鲁定公八年，因为与晋国结盟时受辱，卫灵公想要背叛晋国，在得到大夫们的支持后，又将国人召集起来征询意见：“如果卫国背叛晋国，他们连续进攻我们五次的话，我们国家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国人回应道：“即便攻打五次，我们还有能力作战。”卫灵公于是吃下定心丸，立刻背叛了晋国；鲁定公十三年，晋国世族范氏、中行氏作乱，进攻晋定公，在国人的帮助下，晋定公将他们打败。“‘国人’（主要为士）在西周后期及春秋时地位极为重要。国之盛衰、胜败，国君及执政之安否，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及兴盛，几悉决定于‘国人’。”史学家童书业的这一论断（《春秋左传研究》），可谓至言。

国人是“王土”上的主人——虽然是最小的主人，既然是主人，自然有话语权，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国人何以有这样大的力量，竟然能够逐杀国君、执政大臣，乃至左右一国之兴衰成败？其实不复杂。前文说过，构成国人主体的是“士”，士，今人通常指文士，也就是读书人。但在西周至春秋的封建社会，士大抵是指武士、力士。《周礼·地官·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足见封建贵族阶级的教育，是文武并重的，既要学习礼乐书数，也强调射御的训练，尤其是作为贵族下层的“士”，是构成一国军队的主要力量，承担着保家卫国之重任，当然更侧重于射御了。“士”这一群体既为一国武力之所寄，则无论是发动对外战争还是内部争斗，对主事者而言，能否争取到国人的支持便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为武力的高下强弱，是决定竞争胜负的终极准则，强者胜，弱者负。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如此。此所以各国国君和执政大臣频频就国家大事征询国人意见，“朝国人”“询国人”“盟国人”之原因所在，也是国人反抗暴政，驱逐、诛杀国君和执政大臣往往能取得胜利之原因所在。

与“国人”相对的“野人”则沉默于历史深处。史籍对国人这一群体的书写浓墨重彩，但关于“野人”的记载少之又少。不奇怪，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作史者的眼光，又大抵聚焦于精英阶层。封建社会，“礼不下庶人”，“野人”的生活起居、社会组织和思想信仰，自然不入其法眼了。

然则史书上面目不清的野人究竟是什么人？有人说是平民，有人说是农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余以为，野人是替王、诸侯、卿、大夫等上层贵族耕种土地的农奴。

封建制度下，土地的层层发放，至“士”而止。“士”以下的阶层无缘土地的分配，而“庶人食力”也说得清楚，野人或曰庶人的收入源自其自身的劳动力。乍看之下，野人或曰庶人类似于后世的“佃农”，通过替人耕种而分享土地的一部分产出。然而，佃农与田主只是农地租约的合约伙伴，双方平等自愿地签订市场合约，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佃农也拥有人身和经济的独立性。但野人或曰庶人，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经济权利，甚至连参与打仗的权利也没有——那是国人的特权！野人不过是充当杂役，从旁协助而已。

《诗经·小雅·甫田》云：“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又云：“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这位田主每年从土地上收取的粮食有上万石之多，尽归其所有，装满了“千斯仓、万斯箱”，但耕种田地的农人之所食，不过是往年的陈粮。（《甫田》是周王祭祀土地神、四方神和农神的祈年乐歌，则此田主为周王，即封建制度下最大的田主）《诗经·豳风·七月》则描写了农民一整年无休止的劳动：正月修好农具，二月开始下田耕种，一直忙到八月收获时节来临，九月修筑打谷场，十月将稻谷收割进仓，接着为老爷们酿制明春上寿的酒。农事之外，还要忙着为公家修筑宫室，白天割茅草，晚上搓绳子。盖完宫室，又到了开春播谷的日子了。冬天则要外出打猎，打到狐狸，就替公子们做皮袍；打到野猪，小的可以自己留下，大的要上贡给贵族老爷。除此之外，大冬天还要到河里凿冰，将其放到冰窖里，到夏天之时拿出来给贵族老爷们降温。如果野人或曰庶人是租种田主土地的“佃农”平民，显而易见，在农业劳作之外，是不需要替田主做如此之多的事情的。《甫田》和《七月》中的农人和农夫，他们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土地上收入全部归田主所有，他们所得的，不过一个是“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一个是“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吃的是陈粮、苦菜而已，农奴无疑也。

再看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经·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是农人的控诉，内心的愤恨倾泻而出，有如火山之喷发。如果野人或曰庶人是租种土地的平民，则东家不做西家做，对某田主不满，租约期满后大可寻找别的田主作为合约伙伴。而发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呐喊之农人，很显然是没有上述选择权利的，农奴是也。

不过，作为农奴的野人与作为田主的王、诸侯、卿、大夫之间，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似乎并不强烈。从“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描述来看，他们有自己的宗族组织和等级体系。也即是说，在西周至春秋的封建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分别用以约束国人和野人的行为。约束包括王、诸侯、卿、大夫、士在内的贵族阶层行为的，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但是，“礼不下庶人”，对野人或者庶人，统治者为他们制定了另一种约束其行为的制度。该制度具体情形如何，因为史料缺乏，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