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命历程

司马迁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的形象，使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这无疑揭示了人类普遍的悲剧命运。杜甫《咏怀古迹》：“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虽然我们异代相隔，但共同的命运皆是萧条，故在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中不觉洒下同情的泪水。李商隐《落花》：“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有情的芳心面对暮春之落英缤纷而泪湿沾衣。

一、世典周史

《太史公自序》简要地追述司马氏家族的世系（世代相承的系统），突出“司马氏世典周史”；载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文章，使其文传承于后世，这是孔子所谓“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之意。司马迁作史，有悠久的家族传统和深厚的史学渊源，是继承和发扬先祖的遗业和光荣。

原文一

昔在颛顼{1}，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2}。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3}，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4}。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5}，而司马氏入少梁{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 {7}，蒯聩其后也 {8}。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9}。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10}。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11}。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自序》）2

注释

{1}颛（zhuān）顼（xū）：五帝之一。{2}南正、北正：官名。重、黎：人名。{3}绍：继承。{4}典：主管。{5}中军：中军主帅。{6}少梁：古梁国，为秦所灭，改称少梁，后更名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7}剑论：剑术的理论，与“兵书”相应。{8}蒯（kuǎi）聩（kuì）：剑客。{9}司马错、司马靳皆秦之名将。{10}徇：略地。{11}市长：管理市场的官吏。

司马迁追溯始祖至颛顼时南正重、北正黎，他们主管天地之事。在周，程伯休甫是其后代。周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史。司马氏入梁。司马错、司马靳是秦名将。司马愔是秦楚之际的名将，项羽封其为殷王。司马昌、司马无泽主管工商业。这皆对司马迁知识的构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原文二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2}。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3}，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4}，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5}，直所从言之异路{6}，有省不省耳{7}。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8}，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9}，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 {10}，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11}；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12}，赡足万物{13}。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4}，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15}，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16}，绌（chù）聪明{17}，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18}，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

注释

{1}太史公：司马谈。天官：天文星历。{2}道论：道家学说。{3}建元、元封之间：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110年。建元（前140—前135）、元封（前110—前105），武帝年号。{4}师悖（bèi）：各从其师，惑于一师的偏见，而不能通达大体。悖，惑。{5}务为治者：六家学说皆是为了治理国家。{6}各自的说法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直：但，只。{7}一偏之道，务此则忽彼。省（xǐng）：明白。{8}重视祥瑞灾异，多忌讳。{9}“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10}尚节俭而难以尽行。{11}俭：拘束。拘于礼数、名分而失其情实。{12}无形：无一定的样式和规则。道家涵融万物万理以为一而空灵不昧，故能从事物的本身出发以穷究其实情，所谓“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13}事物的本然皆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实现。{14}撮（cuō）：摘取。{15}道理简明，容易实行。{16}去掉刚强、贪欲，以柔弱、知足自守。{17}绝圣弃智。绌：通“黜”。{18}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若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即太史令（太史公），是一位继承先秦学风的宏博之士。他所写的《论六家要指》，条理各家流派，衡论六家得失。论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独推崇道家，认为道家兼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道家内心虚静而没有形成固定的样式和法则，即涵融万物万理以为一而空灵不昧，故能因顺万物的本性，而让万物的本性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实现，所谓“无人被排挤”原则（exclusion of no body）。3司马迁载录其文，一方面使之传于无穷，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深受父亲之学的影响。

钱钟书盛赞司马谈之胸怀广阔而能兼容异量之美，不同于荀子、李斯、董仲舒等独断专行，“党同伐异”。他在《管锥编》中说：

按司马谈此篇以前，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荀况《非十二子》篇与庄周《天下》篇而已。荀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无不斥为“欺惑愚众”，虽子思、孟轲亦勿免于“非”“罪”之诃（hē，呵斥）焉。庄周推关尹、老聃者，而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故未尝非“邹鲁之士”，称墨子曰“才士”，许彭蒙、田骈、慎到曰“概乎皆尝有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盖有偏重而无偏废，庄周而为广大教化主，谈其升堂入室矣。4

二、父亲遗命

司马迁，字子长，名迁，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从下至上曰“迁”。《诗经·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孟子曰：“今也南蛮愔（ju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从幽谷上至乔木，即迁。

原文三

太史公既掌天官{1}，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2}，耕牧河山之阳{3}。年十岁则诵古文{4}。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 {5}，探禹穴，窥九疑 {6}，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7}，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8}；厄困鄱、薛、彭城{9}，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0}，还报命。（《太史公自序》）

注释

{1}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星历，解释灾异，主卜筮之事，记录重要的人事等。{2}龙门：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东北，即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山。{3}河山之阳：河之北，山之南。河，黄河。{4}古文：相对于汉之隶书，秦之小篆、大篆与六国的文字皆为古文。{5}会（kuài）稽：今浙江会稽山，山上有孔，名为禹穴，相传禹葬于此。{6}九疑：九疑山，又作九嶷山，今湖南道县东南，相传舜葬于此。{7}在齐临淄、鲁曲阜讲习儒家的学业。{8}乡射：儒家所讲习的古礼。州（乡）官于春秋两季，在乡学里召集乡民按照一定的仪式举行饮酒和射箭。峄（yì）：峄山。{9}鄱：同“蕃”（pí），在今山东滕州。薛：战国时齐国孟尝君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州南。彭城：楚汉时项羽的国都，在今江苏徐州。{10}略：巡行。邛（qióng）、笮（zé）：地名，在西南夷。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夏阳度过的。黄河之水从龙门山的狭谷之间磅礴而出，气势恢宏，一泻千里，其地势风光壮阔而神奇。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有助于培养司马迁之气壮与好奇尚异的个性。

十岁时，他来到长安，从师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儒林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尚书》的语言“佶屈聱牙”，这为司马迁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他从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儒林列传》曰：“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学的大师，为汉儒之首，治学勤勉，思想精深。班固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这有助于培养司马迁之好学深思的个性。

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在父亲的安排下，到全国各地游历考察，前后时间有六七年。他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访寻历史人物的遗迹，广泛地收集历史资料，深入地调查、体察民生疾苦。这对于他史识、史德的培养有重要的作用。他更为同情和关怀下层民众生产、生活的艰难和苦痛。清人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日知录》26卷）

司马迁访寻黄帝、尧、舜的遗迹。《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多寓言、神话），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黄帝传道于此），北过涿（zhuō）鹿（黄帝、尧、舜的都城），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其风俗受他们影响，本来就不同寻常）。”他来到齐鲁之都，观孔子的遗风流韵，不胜仰慕之情，徘徊留恋，而不愿离去。他来到留侯的家乡。《留侯世家》：“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他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应是魁梧的伟男子，但看到张良的画像，其形貌如同妇人好女；由此明白，人的形貌与其个性品质并没有确定的关系。他来到丰沛，访寻丰沛集团主要人物的遗迹。《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千里马）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这些丰沛集团的主要人物，起事之前不过是狱吏、屠狗和卖缯之徒，并没有特异的表现；他们哪知后来因跟随刘邦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德流子孙呢？这如同苍蝇附千里马尾而行千里，《伯夷列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元狩四年（前119），司马迁回到长安，入仕做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是官员的储备库。当时是大汉最兴盛的时期，武帝正当壮年，故巡行、祭祀之类的活动尤多。司马迁随从武帝到过许多地方。

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对西南各地作了一次深入的游历和考察。

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封禅泰山，这是汉家的伟大盛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至）乎泰山者也。”（《封禅书》）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在泰山下小山梁父除地以祭，报地之德，故曰禅。当时，武帝和群臣皆热衷于封禅的大事，以为是千年之一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随从武帝封禅，至洛阳而病重，故司马迁从西南赶到洛阳。

原文四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1}，而太史公留滞周南 {2}，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3}。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 {4}，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5}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6}。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7}，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8}。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9}，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10}。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11}，弗敢阙。”（《太史公自序》）

注释

{1}元封元年，封禅泰山。{2}留滞：因病停留。周南：洛阳。{3}典天官：主管天文星历。{4}据《封禅书》，西周初年（前11世纪），成王封禅泰山；始皇也曾封禅泰山，但汉家不予承认。从周初至武帝时大约有九百年，举其成数曰“千岁”。{5}以上数句出自《孝经》首章。{6}后稷：周之始祖。{7}修旧起废：整理旧有的，振兴崩坏的。{8}则之：以之为准则。{9}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春秋》记事止于此。《公羊传》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10}放绝：散失断绝。{11}次：排比，编列。

元封元年，武帝封禅泰山。封禅是汉家的大事，其主要条件有二：一是易姓为王，二是太平盛世。封禅之目的，在形式上是报答天地诸神的功德，在实质上是表明自己的王朝是受命于天，因而皇权具有神圣性和合理性，同时颂扬盛世的豪迈和风流。作为主管天文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谈自然要陪侍天子封禅且承奉重要的职事。他到洛阳时因病停留下来，悲愤交集：“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学人多认为司马迁不赞成武帝封禅之事，以为浮夸和虚妄。但是，司马谈对汉家的封禅盛事给予肯定和赞颂，因不能参加封禅盛事而抱恨去世。

司马谈临死之际，谆谆教诲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孝始于侍奉自己的父母，此是小孝；中于事君，以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这亦是中孝；最终立身，即立德、立功、立言，以扬名于后世，自己的父母也因此而得到尊显，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司马谈勉励司马迁通过立言以立身扬名，立言即效法周公和孔子。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著作史记，以完成司马氏家族的历史使命。司马迁聆听父亲的遗言，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是司马迁作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继承家族的传统、秉受父亲的遗命。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汉家改历，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司马迁四十二岁，开始著作《史记》。

三、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之辩护而下狱；天汉三年的春天，他自请宫刑。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沉痛地叙述其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不仅是形体上的残缺，也是精神人格上的残缺不全：“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最下腐刑，极矣”“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报任少卿书》（或名《报任安书》）是一封书信，司马迁作于征和二年（前91），此时《史记》已完成。5

《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任安，字少卿。他先为益州刺史，曾写信给司马迁。武帝征和年间，他为北军使者护军。征和二年（前91），江充巫蛊案起，戾太子刘据发兵与丞相战于长安城中（武帝时在甘泉），任安受太子节而按兵观望。后太子败而逃亡，任安以“持两端”（首鼠两端）下狱，于征和二年十二月被腰斩。司马迁在此年的十一月写这封书信。

原文五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1}，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2}，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3}，恭俭下人{4}，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5}。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6}，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7}。虏救死扶伤不给{8}，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 {9}，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 {10}，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11}。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12}，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13}，诚欲效其款款之愚{14}。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15}，能得人之死力{16}，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17}。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18}。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19}，塞睚眦之辞{20}。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21}，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22}。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23}，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24}，而仆又佴以蚕室{25}，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26}。（《报任少卿书》）

注释

{1}门下：宫门内。{2}两人的取舍不同，一是武将，一是文官。{3}言行各当其宜，谦让。{4}谦恭自约，甘居人后。俭：约束。{5}徇：殉，舍身从事。{6}媒糵（niè）：像酵母涨大一样夸大别人的短处。{7}杀伤敌人的人数超过己方牺牲的人数。当：相等。{8}死伤人数多，不能及时救死扶伤。{9}劳（lào）军：鼓励士兵。{10}满脸是血，眼中含泪。沫：同“頮”（huì），以水洗面。{11}争死敌者：争先与敌人决一死战。{12}使者报李陵正与匈奴军队死战。{13}怛（dá）悼：痛苦。{14}效：献。款款：恳切忠诚。{15}绝甘分少：好的东西，自己不要；少的东西，分给别人。{16}爱护士卒，士卒为之而死。{17}李陵暂且忍辱求生，欲在匈奴建立一份与其罪相当的功劳，来报答汉朝。{18}暴（pù）：昭示。{19}广：宽慰。{20}睚（yá）眦（zì）之辞：因微小的怨恨而构陷他人的言辞。睚眦，怒目而视。{21}沮（jǔ）：诋毁。贰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当时，他率数万大军与李陵一同进攻匈奴。{22}理：治狱官。{23}囹（líng）圄（yǔ）：监狱。{24}颓（tuí）：堕坏。{25}佴（èr）：打入。{26}一二：今之所谓“一一地”。

司马迁申述为李陵辩护的原因。其一，李陵有国士之风。其二，李陵兵败投降固然是错误的，但李陵在投降之前，建功甚伟，其功过相当。其三，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横挑强胡，与亿万之师接战数十日，杀伤敌人众多；最后在救兵不至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其四，李陵是暂时投降，忍辱求生，欲在匈奴建立一份与其罪相当的功劳，报答汉朝。其五，李陵兵败投降后，一些“全躯保妻子之臣”诋毁其短；主上忧虑，大臣不知如何劝慰，自己欲为主上解忧，刚好主上诏问，即推言陵功。

司马迁着力铺排李陵与匈奴死战的场面。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与匈奴的军队接战数十日，杀伤敌人很多，“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大声一呼，士卒皆爬起来，满脸是血，眼中含着眼泪，赤手空拳，争先恐后地与敌人拼命。行文运用夸张的手法予以渲染，且语句简短，富有节奏，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情感的力量，再现了李陵率领士卒与匈奴主力死战的峥嵘场面。这说明李陵勇猛善战，爱护士卒，士卒皆为他而死，他是一位好将帅；且在困境中，李陵仍战斗不息；他最后是被迫投降。

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暂时忍辱求生，将来要发愤报仇。这是受到忍辱发愤之死亡观的影响。士人可忍受耻辱，保全生命，以期日后作出一番事业来报仇雪恨。忍辱发愤易于招致世人的嘲弄和唾骂。事前和事中，世人认为你是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只有等到事后，你建立了一番功业时，世人才能明白你忍辱发愤。忍辱发愤的“辱”有一定的限度，小耻小辱可忍，但大耻大辱不能忍。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小辱，投降卖国乃是大辱。李陵率领五千士兵与匈奴决战，数千士卒战死沙场，作为一位失败的将领只能兵败自杀，如何能兵败投降而忍受这样的不世之辱呢？在西汉“杀身成仁”“死节”的风气中，李陵的兵败投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李陵是否有忍辱发愤之志呢？《汉书·李广苏建传》：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shì，赦免）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诀。

苏武作为使臣，滞留匈奴十九年，而始终不肯投降；出使时年轻强壮，归来时须发尽白。李陵的确有忍辱发愤之志，欲为曹沫之事。曹沫是战国时鲁国的将领，与齐国三战三败，丧师失地；后来在柯之盟会上，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所占领的鲁国土地。汉家残酷无情，杀其老母，族灭其家，彻底阻断了李陵的归来之路。司马迁的推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李陵所忍受的耻辱太大，且李陵忍辱发愤具有滞后性，在当时不能为武帝和大臣所相信。李陵在投降前为汉家立了许多功绩，不应抹杀。世上的风气本来就是这样，若你最终失败了，你就是一败涂地，以前的功劳一笔抹杀或忽略不计；若你最终胜利了，以前的平庸即罩上灿烂的光环，以前的过失也另有一番深义。这即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司马迁所谓“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实际上是说明主不明；唐人孟浩然诗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归终南山》）。司马迁最终以“诬上”“沮贰师”的罪名而下狱、受宫刑。他倾诉了罪非其罪的满腔悲愤。他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的冷暖炎凉，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深幽监狱之中；家中贫困，不能以财物赎死罪，故自请宫刑。

要之，司马迁申述自己为李陵辩护的原因，且悲愤填膺，认为自己罪非其罪。

李陵之祸表现了司马迁富有理性、正直敢言、不惧权势的可贵品质。这一事件，一是有利于他透彻了解现实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和丑恶，二是有利于加强他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三是有利于深化他的思想情感，四是有利于强化他的理性精神（在他任气、尚奇的个性中）。

四、生死抉择

下狱、受宫刑，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多次想到一死了之。士大夫之嘲讽、怨恨，也使司马迁备受痛苦。司马迁陷入了孤独、自卑的境地。《盐铁论·周秦》：“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chōu，病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是士大夫暗骂司马迁。

司马迁说：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报任少卿书》）

自己身残处秽，生命尊严丧失，道德人格亏缺，动不动就会遭到指责。士为知己者用，没有知己，为谁而用；没有知己，谁人相信、理解、同情。唐人骆宾王《在狱咏蝉》曰：“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唐人李商隐《蝉》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彻夜悲鸣的蝉，到天亮时，它的声音已渐渐稀疏，快要断绝，但一树碧绿，对蝉的悲鸣无动于衷。

原文六

且负下未易居{1}，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2}，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 {3}？虽累百世，垢弥甚耳{4}！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5}，宁得自引于深藏岩穴邪{6}？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7}。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 {8}？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 {9}，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报任少卿书》）

注释

{1}处于下位的人不易生存，因为多遭受他人的非议和指责。《论语·子张》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口语：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并非作下罪恶的行为）。{3}我侮辱了祖先，又致身残毁，“太上辱先，其次辱身”。{4}积至百世，也难以洗刷此污垢的耻辱。{5}闺阁之臣：中书令，是由宦官担任的。{6}引：推荐。{7}通其狂惑：疏散自己的烦闷。{8}刺谬：乖背。{9}美词以自我修饰。曼：美。

司马迁反复表达他遭受宫刑的耻辱和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精神被折磨得恍恍惚惚，出则不知其往，居则若有所亡，正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生活于低贱污秽之中，其言行只能随俗浮沉，“以通其狂惑”。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到了终点死日，人之一生的行事才能贯通完整地显现出来，人之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最终展现出来。在人的一生中，终点尤具有意义，故评价人的一生，必须等到终点，才能盖棺定论。司马迁认为，自己完成了《史记》，即到达人生的终点，世人或能明白自己忍辱不死的原因。

所谓死节，即在下狱之前自杀，从而保持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完整。汉人有崇尚死节的风气。司马迁面临生死抉择的严峻困境，而写下震撼千古的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少卿书》）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报任少卿书》）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

原文七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1}，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2}，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 {3}，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4}。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5}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6}，其次不辱辞令{7}，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8}，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9}，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10}，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11}，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12}，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13}，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14}。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义不对 {15}，定计于鲜也 {16}。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17}，幽于圆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18}，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且西伯，伯也，拘羑里{19}；李斯，相也，具五刑{20}；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21}，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网加{22}，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23}，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24}。审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25}，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26}，殆为此也。（《报任少卿书》）

注释

{1}剖符丹书之功：臣子为国家立下大功，朝廷授“剖符丹书”作为凭证，而世代享有特权。{2}倡优：乐工伶人，地位卑贱。{3}与（yǔ）：赞许。{4}这是素日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处的地位决定的。{5}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却轻于鸿毛，这是因为抉择的不同。{6}不辱理色：不受他人脸色的愤怒之辱。理色，面色。{7}不辱辞令：不受他人言辞的斥责之辱。{8}易服受辱：为囚徒受辱。易服，换上囚徒的衣服。{9}关木索：披木枷、绑绳索。关，披戴。棰（chuí）楚：刑具。棰，杖。楚，荆木。{10}剔（tì）毛发：髡（kūn）刑。婴金铁：钳刑，以铁链束颈。{11}劓（yì，割鼻子）、刖（yuè，断脚）、黥（qíng，在脸上刺记号，涂上墨）等肉刑。{12}士大夫犯法，赐死而免于刑罚，以保持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完整。{13}阱（jǐng）：捕野兽的陷坑。槛（jiàn）：关野兽的木笼。{14}威约逐渐加之，积久而至于此。威：外在的威力。约：外在的约束。{15}义不对：坚守士人的气节，不与狱吏对质。{16}早早拿定主意。鲜：先，或曰“明”。{17}榜（péng）：通“搒”，鞭打。{18}抢（qiāng）地：叩头碰地。{19}羑（yǒu）里：地名。{20}遍受五刑。{21}赭（zhě）衣：囚衣。{22}网加：陷于法网。{23}尘埃之中：监狱中。{24}这两句话出自《孙子·势篇》。{25}陵夷：丘陵削成平地，比喻衰落。{26}重：不轻易。

行文的章法颇为曲折跌宕，其主旨隐约幽微，大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6行文的主要用意，是司马迁为自请宫刑而忍辱求生的行为作辩解。司马迁因“诬上”“沮贰师”的死罪而下狱。他有三种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自裁，三是赎死罪。赎死罪或是通过钱财，或是通过宫刑。行文的第一层次是说明，如果自己伏法受诛，死得轻如鸿毛，像蝼蚁的死亡一样毫无意义。世人不许他死节，而认为他智穷罪极，不能免于一死。为何是这样的呢？因为他的地位低下、职业卑贱，原没有什么品节可言。行文的第二层次是说明人生所遭受的耻辱有不同的层级，最下“腐刑”。“太上不辱先”至“最下腐刑”，非一气蝉联、从轻到重地递进排列。前两句的句式相同，意义是从重到轻：自己受辱也就罢了，但不要辱没先人。以下八句的句式相同，是就辱身而言。辱身由轻至重，最轻的是受他人的脸色之辱，最重的是腐刑之辱。关于耻辱的层级，这不仅是司马迁的看法，也是古代礼法制度的通义。行文的第三层次是说明士人有深重的耻辱感，自尊自重，有独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士节不可不勉励。下狱之后，士人遭受狱吏的辱骂和毒打，生命尊严逐渐丧失，独立人格不断贬损；在强大外力的不断威逼和约束下，他们渐渐变得怯懦和软弱，“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充满感慨地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外在形势的强制和逼迫，使勇敢的人变得怯懦、强大的人变得软弱；那些曾自诩为勇敢强大的人，虽有一定的内在修养，但如果置身监狱之中，也是摇尾乞怜。其意在说明自己下狱之后已遭受了深重的耻辱，自裁不是死节，也没有多大意义；自请宫刑而忍辱求生，不过是再加一层耻辱而已。司马迁的家中没有钱财以赎罪，只能自请宫刑而免于一死。行文的第四层次是以古代的王侯将相文王、李斯、韩信等下狱后忍辱求生，来为自己作辩护。

原文八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1}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2}？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3}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4}，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5}！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 {6}，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7}。（《报任少卿书》）

注释

{1}为义理所激发而舍生取义，不再顾念父母和妻子。{2}已轻妻子，故反问之。{3}勇烈者，不必死于名节，也可忍辱求生。怯懦者慕义而立名，何处不勉于死呢？即怯懦者为小节小义而轻易地丧失自己的生命。{4}去就之分：舍生取义。{5}缧（léi）绁（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指拘禁，囚禁。{6}臧（zāng）获：奴仆。引决：自杀。{7}没世：去世。孔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继续委婉曲折地诉说他忍辱不死的原因。他不是顾念父母和妻子。他不是怯懦而不敢死，婢妾奴仆之卑贱者皆敢死，自己为何不能死？他不是不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美。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担心死后他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

真正的勇者在陷于生死的困境时，要理性思考和慎重抉择生死：首先要抉择，是求生还是趋死，抉择标准是两者中哪一个意义更大。假如选择了死，那么以何种方式死，何种方式的死更有价值；假如选择了生，那么以何种方式生，何种方式的生更有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重视根据传主的人生遭际而阐述这种生死抉择的思想。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叙述了蔺相如在生死困境中的三次选择。

第一次，蔺相如持和氏璧来到秦国，其使命是：“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在秦廷上，秦王骄横无礼，欲留璧而无意偿赵王城邑。蔺相如选择了死，立下“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的决心，“怒发上冲冠”，义正词严地斥责秦王的无礼，揭露秦王欲抢夺和氏璧而不偿赵城的背信弃义，并忤逆秦王之意，运用智谋要回和氏璧而从小道归璧于赵。蔺相如明白，凭借秦王的专横和残暴，他不免一死，但他视死如归，决心以死维护赵国的利益和尊严，自己也不辱使命。如果他在秦廷上畏惧秦王的残暴，而任凭秦王戏弄、欺骗、抢夺和氏璧，则自己虽生，但生得耻辱。如果蔺相如在秦廷上不畏惧死，但没有计谋，而硬与秦王拼命，则死得有些价值，但不是价值的最大化，不能保护赵国的利益，自己则有辱使命。因此，面对死亡的困境，相如选择了死亡；且进一步选择了如何死，他毫不畏惧，斥责秦王的无理和失信，运用智慧而完璧归赵。

第二次，秦、赵会于渑池，秦王使赵王鼓瑟，秦史官记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是秦王凭借大国的威势而侮辱赵王。蔺相如勇气壮烈且富有智谋，上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相如向前进缶，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以刀杀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使赵史官记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相如不畏惧死，其内心充溢着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不畏强暴，把赵国的尊严和利益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第三次，蔺相如回到赵国，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自以为有攻城野战之功，而鄙视蔺相如不过以口舌取得上卿之位，扬言说：“我见相如，必辱之。”面对廉颇的羞辱，蔺相如回避廉颇，而不与他争斗——这是不计较个人的私仇，而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为急。蔺相如的宽宏大度使廉颇感动和惭愧，廉颇“负荆请罪”，共演一出“将相和”的千古名剧。

综之，前两次，蔺相如在面对生死抉择的困境时，首先选择了死；其次在怎样死的选择中，他选择智勇双全的方式，无所畏惧，气势壮烈，且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维护赵国的利益和尊严，自己也不辱使命。第三次，蔺相如没有为了个人的尊严而奋一时之气，与廉颇争斗，而是忍辱求生，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司马迁称赞说：“方蔺相如引璧睨柱，乃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伸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鲁迅《论人言可畏》曰：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样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

在鲁迅看来，自杀并不容易，“千古艰难唯一死”，自杀需要勇气，故我们对自杀的人应表示一份敬意。有些人不屑自杀，因为他们自认为不是没有死的勇气，而是没有死的理由，他们还有伟大的事业要做，因而不能死。实际上，真正能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究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以此作为自己偷生乱世的主要支撑点。

司马迁自请宫刑，忍辱求生，最终完成了《史记》的著述。

当代作家陈村说：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7

评论家黄子平说：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的《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是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8

若司马迁没有《史记》，则湮没无闻。

司马迁从天汉三年（前98）到征和二年（前91）的八年中，忍辱求生，发愤著书。这深刻地表现出司马迁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好学深思的创造精神。司马迁作《史记》，从他个人上来说，是让自己的文采流传于后世；从“述往事，思来者”上来说，他怀抱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以《史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将来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司马迁正因为有《史记》的伟大著作，所以才能永垂不朽！

五、发愤著书

天汉四年（前97），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作《史记》。《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中书令，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出入奏事，秩千石，由宦官任职。

原文九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1}。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2}，《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3}。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4}。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5}，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报任少卿书》）

注释

{1}倜（tì）傥（tǎng）：卓异。称：称名于后世。{2}膑（bìn）脚：削去膝盖骨的酷刑。{3}大抵（dǐ）：大都。{4}叙述往前行事，思将来者知自己的志向。{5}左丘、孙子，与司马迁一样身毁不用，故特别突出之。{6}空文：文章。自见：自现己情。

讲解

这段文字也见于《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阐述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当文王、仲尼、屈原、左丘、孙子等陷入人生的困境当中时，他们没有死节，而是忍辱求生；但他们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在困境和耻辱中发愤著书。他们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悲愤，希望将来的人知晓自己的心志；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己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且因文采传于后世而立名不朽。“勇者不必死节”，他们也是勇者。

“发愤著书”的含义丰富，一是说明著者在困境中有不平和怨恨，故要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即韩愈所谓“不平则鸣”；二是说明著者在困境中有深沉之思，故其著述更为工巧，欧阳修所谓“穷而后工”。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物不平则鸣，人不平则歌哭、则言说。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世上诗人并非少达而多穷，而是诗人穷者则后工。自我陷于困境中，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生有深刻的理解，胸中有一股激荡的不平之情，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其诗文自工。清人赵翼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

原文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上计轩辕{2}，下至于兹{3}，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4}，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5}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报任少卿书》）

注释

{1}稽：考察。纪：理。{2}轩辕：黄帝。{3}指武帝太初元年（前104）。{4}其人：与己同志的人。{5}当年因《史记》没有完成，故忍受奇耻大辱而不死；现在，《史记》已完成，我愿意偿还以前所受的耻辱之债，即使遭受肢解之戮，也决不后悔。虽万被戮：肢解之刑，死得非常艰难和痛苦。《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司马迁概要介绍了《史记》的著述情况。一是广泛搜集材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二是考证材料的真伪，“略考其行事”；三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和内在的因果关系，以贯通始终；四是揭示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将来者指明方向。所谓“究天人之际”，即推究历史发展所包含的天命因素和人事因素的分野。际，指相连而又相分，不易于辨明。所谓“通古今之变”，即从黄帝开始一直贯通到武帝太初年间，既写出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又揭示历史变化中的不变常道。所谓“成一家之言”，即自己的言论，并不受官方权威的影响，而能自成一家，以保持史家的独立自由之思。

《太史公自序》中也有一段相关的文字，较为详细地说明其著作《史记》的情况。

原文十一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1}周道废，秦拨去古文{2}，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3}。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4}。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5}。曰：“呜呼！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6}！钦念哉！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7}，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8}。并时异世{9}，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10}，承敝通变{11}，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拱一毂{12}，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13}，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14}，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5}，藏之名山，副在京师{16}，俟后世圣人君子{17}。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

注释

{1}汉家认为，秦命短祚，不成为一个朝代，是“闰”，故汉家接周之末业。{2}秦烧毁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书籍。{3}玉版：刻文字于玉版。{4}间出：断断续续地出。{5}仍：因袭。纂：任。{6}钦念：郑重记住。钦，敬。{7}王者之业是如何兴起的。{8}科条：分类条理。{9}同时因年历、世代不同，而难以明辨。例如公元前476年，是周敬王四十四年，齐平公五年，楚惠王十三年等。{10}指《封禅书》。{11}指《平准书》。{12}众星同绕北辰，诸辐咸拱一毂（gǔ），以像诸侯重臣尊辅天子。毂：车轮的中心部分，有圆孔，可以插轴。{13}扶义：以义自持。倜（tì）傥（tǎng）：卓异之人。{14}补艺：补“六艺”的缺失。{15}厥协、整齐：整合。传（zhuàn）：解经的作品。{16}正本藏于名山，副本留在京师。{17}等待后世君子观览。《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司马迁简述了《史记》五种体例所形成的全书构造。他以这五种体例控御历史，安排历史，使历史在这五种体例中得到突出、关联和完整的体现。

六、寂寞身后事

征和二年（前91），《史记》完成，司马迁写作《报任少卿书》。这是千古奇文，文中他痛定思痛，悲歌慷慨。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这距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已有八年。在短暂的人生中，八年的时光不算太短。其他人可能早已淡忘了八年前的那场灾难，但司马迁的痛苦和耻辱仍是那么深重，长歌当哭，须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要向世人表白：他为李陵辩护是正当合理的，他所受“诬上”“沮贰师”的罪名是不当的，他之所以忍辱求生，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明人孙执升说：“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9

征和三年（前90）后，司马迁的事迹湮灭无闻。他的卒年，不得而知，《汉书》没有记载，大概卒于公元前86年。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司马迁的一生与武帝相始终。杜甫《梦李白》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从唐代以后，司马迁的声名越来越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是，司马迁在生前备受耻辱，名声扫地；无声无息地死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死去，也没有人记载其家族的兴衰，只知他有一个女儿。在他死后数百年间，《史记》并未见重，他的声名不显，是如此的寂寞、萧条！

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杨敞。《汉书·杨敞传》记录此事。杨敞在昭帝时任丞相，封为安平侯，谨慎畏事。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三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

“敞夫人”，即司马迁之女，颇有谋识，且行事果断。《汉书·杨恽传》曰：“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史记》由他“宣布”。杨恽与戴长乐出于私人恩怨而相攻讦，且自恃家族之隆以及自己的才能，时时好妄言。他拟《报任少卿书》而写《报孙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判处杨恽大逆无道，将他腰斩。

唐人褚遂良书写《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的碑文，见于韩城司马祠内，记录司马迁的侍妾随清娱之事。

原文十二

永徽二年九月{1}，余判同州道，夜静坐于西所，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同游名山大川，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缟居于同{2}，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3}，葬于长乐寺之西。天帝闵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此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铭曰：嗟尔淑女，不世之姿 {4}。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10

注释

{1}永徽二年：651年。{2}缟（gǎo）居：穷困而居。{3}寻：随即，不久之后。{4}不世：不世出。

清娱能知遇司马迁，确有不世之才，但命运悲惨，中道永诀，不遂其志，寄寓他乡，望断良人，遂伤悼而夭死，但死而不亡，可谓至情之人。“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红楼梦》第五回）其事未必是实，但其情是真。读其碑文，令人感慨伤情。盖情之所至，可以忘事之虚实。明人汤显祖《牡丹亭》写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其事虽幻想浪漫，但其情一往情深。《牡丹亭》作者题词云：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柳梦梅）即病，病即弥连（一病不起），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莫（墓）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第（只）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1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44页。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3285—3286页。本书所征引《史记》原文据此。

3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11页。

4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618—619页。

5 此书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又载于《昭明文选》。本书所征引《报任少卿书》，参酌二者。

6 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学特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7 陈村：《死给“文革”》，《上海文学》1986年第9期。

8 黄子平：《千古艰难唯一死——读几部写老舍、傅雷之死的小说》，《读书》1989年第4期。

9 参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613页。

10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批评说：“有人说他（司马迁）有一个侍妾随清娱，可是这是褚遂良所见的一个女鬼，更觉荒唐。”